盲人带我跑完第一个马拉松跑者跑步视障

袁芳芳第一次见何亚君,是在5年前的北京马拉松上。

袁芳芳当时200多斤,是个大号女孩。作为志愿者的她,在终点附近,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跑者,怪的是,还有人用绳牵着他跑。

这不是作弊嘛,咋还能让人牵着跑?

她心生困惑,直到那个人跑过去了,她才看见他的背后印着“视障”两个字。

袁芳芳也算见过世面,英国计算机博士,互联网大厂码农,但盲人跑马拉松她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不应该待在按摩店吗?

比赛结束后,那个拽着绳子奔跑的背影挥之不去。袁博士查了下资料,中国竟有1700多万视障人士,比整个荷兰人口还多。她有点想不通:这么多人平时都到哪儿去了?还有,盲人跑马拉松又是怎么回事?

正处在减肥事业低潮的袁芳芳,决定去看看。她刚开始练习跑步,但实在太重,最好成绩是2公里,几乎没人带她玩。

“我降低起点,陪盲人跑总能跟得上吧。”她想。

后来,朋友告诉她,那个盲人跑者,叫何亚君。他全马跑进了4小时,超过一级运动员水平。

一群程序员的助盲跑

何亚君不是一个人跑,2014年他创建了一个助盲团,帮助视障者跑马拉松,奥森是他们的训练场。

袁芳芳从未见过这么多盲人,他们一身专业运动装,由志愿者牵着,轰隆隆地跑过去。全无印象中盲人拄着盲杖,摸索前行的样子。

袁芳芳说明来意,也老实交了底,问能否加入跑团当志愿者。一旁的盲友说,这太好了,现在盲友跑步热情很高,志愿者不少,但流动性也大。

就这样,战力只有2公里的袁芳芳火线成为志愿者,成为盲人跑友的“眼睛”。她第一次摸到“盲绳”,指头粗细,一尺多长。分给她的那位盲友,跟着盲团跑了三年,一直在跑得最慢的五队晃悠。

到了真正试跑时,这双200斤的“眼睛”却连最佛系的盲友都跟不上,刚燃起的心,一下又凉了。

图|袁芳芳(头戴粉色帽子)和盲友们奔跑在奥森

袁芳芳是“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一代。1991年,年仅10岁的她就写出人生第一行代码:Hello World。后来,她一路开挂,读到博士,毕业后先去了甲骨文,2017年跳槽到阿里巴巴。

也是那一年,她生了二胎,体重一发不可收拾,突破200斤。许多次安检,刷脸系统扫不出来,滴滴尖叫。

有氧运动是甩脂的第一步。和盲人跑马拉松是门技术活儿,不仅讲究身高、摆臂、步频、步幅、步速的配合,就连呼吸也相当讲究,如果一个气定神闲,一个喘得像拉风箱,节奏就会打架。

跑了大半年后,袁芳芳看到了效果,体重从216斤减了50多斤。

同事见她瘦了,都来问:“哪家私教这么给力啊?”芳芳说给盲人助跑。大家听了都觉得新鲜:那你是人肉语音导航吗?你们牵绳还是牵手啊……

芳芳干脆上阿里内网发帖,一是回答同事们的疑惑,二是顺带发动一波志愿者,解决助盲团长期“缺眼睛”的问题。

跑步时,志愿者和盲友两两对齐,通过一根盲绳协同。志愿者要拆解盲友的核心需求,及时提供信息,比如地面坑洼、路旁垂下的树枝,保持一个细密的颗粒度,增强盲友的安全体感和奔跑体验……

阿里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员工每年必须完成最少3小时的公益,除了传统的捡垃圾,大家也在打开脑洞想更新的公益项目。陪盲人跑步?这事还是让不少人稀奇,再加上袁芳芳的“互联网技术范”的讲述风格,帖子很快在阿里北京中心的几个办公室流传开来。程序员们在评论区啧啧称奇:“这是助盲跑,还是打磨互联网产品?”

袁芳芳用行话打趣:“经过我们的合力打磨,助盲团已经有3000多活跃用户了。”

帖子发出后,芳芳的钉钉开始响起来,开始是一天三四个,后来多至十多个。有些是咨询细节,有些直接报名。

图|袁芳芳最胖的时候

高德程序员赵思寒,是个佛系健身爱好者。看到芳芳的帖子后,也是不相信盲人还能跑马拉松。

他用黑布蒙住双眼,亲自体验一番。“心里虚得很,方向感立马就没了,脚都不知道往哪踩。”

还有支付宝的钱添,宁夏银川人,也是个程序员。当时,他正对支付宝的无障碍功能研发感兴趣,但他却没有见过一个盲人。他需要深入这个群体,于是给袁芳芳发了消息:算我一个。

“阿里助盲团”钉钉群很快接近百人,人数超出想象,那就不能放羊式管理了。袁芳芳效法互联网公司架构,根据不同成员专业,把百位志愿者分成SOP组、用研组和技术组。

SOP组负责搭建盲友和志愿者数据库,方便两者快速配对;用研组负责搜集视障人士的互联网产品需求,如读屏、导航、网购等问题。

技术组相当于志愿者教练,负责科普助跑技术,还要拍摄视频,便于后期跑姿分析。

“不走出去,我还是个按摩的”

图|钱添(左)和盲友搭档在做跑前准备

这群程序员摩拳擦掌,在训练时间来到奥森。他们用事先准备的SOP,按照身高、步速、耐力等“大数据”迅速匹配搭档。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盲人。

现场起码有上百名盲人跑者。和芳芳的初次反应一样,程序员们就像误闯进一个平行世界——我们身边竟有这么多盲人?他们蹒跚而来,牵上盲绳尽情奔跑,然后蹒跚回去。

即便如此,能出门的已是盲人中的佼佼者。相处多了,程序员们觉得自己低估了生活的残酷。他们觉得路边有盲道,地铁有电梯,扶手上有凸点,世界便通行无阻。

曾经轰轰烈烈的“文明城市”运动,让中国的盲道铺到县一级,但真实的应用中却有很多问题:不少盲道铺成之字形,通往一堵墙或掉了盖子的排水井,又或者停满共享单车。“我宁愿在马路溜边走。”一位盲友说,“盲杖能敲到马路牙子就有路,但盲道真有可能导到坑里。”

坐公交也恼火。有次训练,一位盲友迟到了半小时,他一边换衣服,一边对赵思寒抱歉说:“等很久没等到公交车,问人才知道,临时改线了,通知就贴在站牌上,可我看不到啊!”

这样的事多了,芳芳他们意识到,“盲人为什么不出门”的疑问真有点“何不食肉糜”。看得到的还只是现实中的“墙”,观念里的“墙”却困住他们一辈子——他们几乎一出生就被“隔离”,大多被关在家里,运气好点就去特殊学校。

很多盲人终其一生都没摸过一本盲文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残障人群文盲率高达43.29%。2020年,残障人士就业率只有43.24%。缺乏教育和就业难,贫困将伴随他们一生。

如果不是20年多前赌气离开老家,助盲团团长何亚君估计仍困在四川巴中的小山村里。10岁时,他得了脑膜炎,引发视网膜脱落。之后,他眼前的光亮像被虫子蚕食,一点点消失。一度,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别想出门了。

后来,见过世面的表姐来家中提议:“为什么不学学按摩?”

图|何亚君助盲团的盲友新潮在为客人按摩

让盲人学习按摩,几乎是对盲人最大的善意。统计显示,90%的盲友在从事按摩。健全人可以上大学,但面向盲人的学校少之又少,哪怕考上盲校里的清华北大——长春理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出来后也大多只有两个选择:按摩和钢琴调音。

何亚君先到成都学按摩,2002年来到北京,从此就和大多数盲人一样,十年如一日,在几十平米的按摩店里工作与生活。

长期不活动,何亚君的体重从刚来北京时的100出头,一路飙到2014年的190多斤,再加上脂肪肝和高血压,一个钟的按摩险些坚持不下来。

直到一位老顾客带着他跑了一趟奥森,他开始逐渐爱上了跑步,后来陆续跑了全国70个马拉松。

图|何亚君在按摩店。他通过读屏软件和助盲团成员交流

何亚君说:“如果不走出去,我永远不知道,除了按摩我还能做那么多别的事。”

他希望通过跑步,可以让更多盲人走出来。起初,他想有三五个盲友一起跑就行了,没想到却“炸”出一堆同病相怜者。很快,盲跑团登记在册的盲友就有3000名。

3000个盲人跑者,各有难言的人生。盲友刘伟去招聘会找工作,众目睽睽之下被骂出会场。28岁的盲友赵雷相亲几十次,都是见一面就没有然后了。从上海跑到北京的刘哥,封控期间因为无法通过APP抢菜,一天只能吃一包方便面,吃了十来天才被人发现……

他们大着胆子来到奥森跑道后发现,生活其实有着更多可能。

“抽到的牌再烂,也要拼命打好”

图|袁芳芳(右)和周玲(左)在奥森跑步中

袁芳芳的跑搭子周玲,年近花甲,还跟个爱做梦的姑娘一样,到处参加马拉松。她是少数没有从事按摩的盲友跑者。

2018年,周玲跑完无锡马拉松后,她给搭档袁芳芳透露了新想法:出国参赛。盲友们觉得这个好啊,长见识更长志气。盲人出国,这种事过去想也不敢想。

志愿者们帮周玲找国外赛事,最近的是日本名古屋女子马拉松,跑完还能有一条Tiffany项链。周玲不知道是啥,芳芳说女孩子都喜欢。

次年春节还没过完,周玲和芳芳就开始备战训练。春寒料峭,清晨的奥森还是黑漆漆的,但胜在没什么人。天亮了,就请旁人帮忙拍跑步视频,再到北体大找田径老师做技术分析。

名古屋湿冷,只在北京练不行。两人还一起飞到杭州,绕西湖跑完10公里,提前适应名古屋气候。

果然,跑了六七公里后,还真飘起了细雨,气温也骤降。袁芳芳感觉到,周玲呼吸节奏有些乱,甚至直接用嘴呼吸。她记起北体大老师的提醒,提醒周玲起步阶段要尽量用鼻子呼吸,鼻子呼吸不够,再口鼻一起呼吸,避免直接用嘴呼吸。

袁芳芳提议放慢步伐,调整呼吸节奏。周玲的呼吸这才稳定住。

两人拉着绳子跑步的样子,也引起了观众注意,个别懂行的发现是盲人,用日语为她们加油。芳芳指指衣服上的中文,示意听不懂,蹩脚的“加油”又稀稀拉拉在人群响起。

跑到30多公里时,眼看胜利在望,周玲忽然脸色有些难看,往后拽了拽盲绳:“右腿有些抽筋。”

袁芳芳赶紧让周玲停下,撸起她的裤管,看到小腿肚子青筋凸起,肌肉硬得像石块,低温运动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袁芳芳一边为对方按摩放松肌肉,一边做着心理按摩:“马上到终点了,北京的盲友们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周玲再次跑起来,她调整了呼吸和步频,尽量让身体放松。剩下的路程,两人一直沉默,芳芳也不惜打乱节奏,配合周玲有些僵硬的步速。对她们来说,名次不重要了,跑完就是胜利。

图|袁芳芳(右)和周玲(中)跑过终点线后合影

冲过终点了!计时器报出5个半小时。随之而来的是长枪短炮,现场的日本记者不知从哪里知道有一位中国盲人选手,都跑过来采访——对他们来说,这实在太罕见了。

袁芳芳已经瘫倒一边,但她还是尽好助跑的最后一份职责,提醒周玲:“三点钟方向,有记者在拍照,冲他们微笑!”周玲此时也低头喘着粗气,听到喊声,她腾出一只手,抬起头,比了个V字手势。

袁芳芳当时觉得,她就像《老人与海》里那个花了85天拖回大马哈鱼骨架的老渔夫,输给了鲨鱼,却战胜了自己。

芳芳躺在地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和闪光灯中的周玲,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抽到的牌再烂,也要拼命打好。”她说,“不管大到玲姐的眼睛,还是小到我的体重和日复一日的焦虑。”

施以援手者,也推开一个新世界

从名古屋归来后,袁芳芳除了继续助跑,还独立征战各种马拉松,先后跑了杭州和无锡马拉松,还跨国跑了新加坡马拉松。当年的200斤女孩已甩掉六七十斤肉,还因为助盲的事迹受邀成为北京马拉松协会理事。

她的志愿者同事们也一直在跑,人均一个全马。钱添如愿打卡了家乡银川的马拉松,赵思寒也成功完成北马。袁芳芳还成了阿里“跑步派”(阿里内部的跑步社团)北京“派头”。

他们陪伴过的盲友,也一个接一个拿到人生中第一块马拉松奖章。

阿里每年会拿出营收的千分之三做公益,也很关注支持员工的公益尝试和创新。这群程序员的助盲跑,得到了阿里公益委员会的认可。除了陪跑,“跑步派”成员们在思考新的问题:除了手中的盲绳,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更多的盲人呢?技术,能为助盲再做些什么?

近些年国家推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启发了他们,不仅是脚下的盲道,还有手机里的“数字盲道”。“正好发挥我们所长。”芳芳说,“一条盲绳只能带一个盲友跑,做好一款产品却能帮助一群盲友跑。”

图|工作中的赵思寒

高德的赵思寒,在助跑中感受到盲人对精准方位的敏感,到了陌生地方,转个身都要适应半天。

高德导航逐步上线看了转弯震动提醒功能。赵思寒还了解到,丹麦有程序员开发出一个叫“Be my eyes”(你是我的眼)的应用,分为视障人士和志愿者两种模式。当视障人士有导航等需求时,可以呼叫志愿者,志愿者通过手机视频为视障人士提供实时帮助。赵思寒说,未来,高德也可以加入类似功能,成为视障人士和志愿者连接的桥梁。

而钱添等程序员也想,未来可以开发出更精确的读图软件。盲友们用手机拍摄周围环境,软件可以精准识别图中物体和各物体间大致距离,便于盲友迅速熟悉陌生环境。

袁芳芳还想借淘宝的无障碍经验,优化Lazada的视障用户体验。她说,东南亚地区视障人士占人口的比例多达1.5%,全世界最高。东南亚的盲友们也应该享受到网购乐趣。如果不是助盲跑,她可能不会注意到这样的小众用户需求。

程序员们慢慢发现,奥森的盲友们,从按摩师变成了矫健的跑者,而他们自己,也在施以援手中被这群坚韧的人启发、感悟、激励,推开一个新世界。

图|当年200多斤的胖姑娘袁芳芳,已经是个马拉松老手

2022年3月,由于坚持多年助盲跑,袁芳芳成为了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手。初春的张家口乍暖还寒,袁芳芳一身红白相间的冬奥服,在两名护跑员陪伴下跑过湿地,草木仍枯黄,但已见努力生长。

这份激动和荣耀的那头,是奥森红色跑道旁的盲人跑者们。周玲来了,何亚君也来了,他们用耳朵在手机里等待袁芳芳的消息。

终于听到这个熟悉无比的名字时,人们一阵欢呼。他们或许不知道天空和火焰的颜色,更不知道老朋友的样子。但此时此刻,他们觉得手中盲绳仍握在芳芳的手中,旁边映来熊熊火炬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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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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