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方震很有家乡感情，特别有乡意，一坐下就说：“我也常会回家乡住一段，县里还做了一栋房子给我呢！”
坐了一会，方老请我们上楼，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摆放着很多纪念章和各部门送的慰问纪念品。方老一一给我们介绍这些东西的情况，听完他介绍后，我就坐在这间房里对方老进行了采访。
1930年3月在家乡参加工农红军，曾任班长，同年6月选派到横峰葛源镇红军学校第五分校学习，结业后分在红十军八十二团特务连任见习排长。1931年7月入团，9月入党，1932年1月任第八十二团第四连连长，后又任指导员。1933年5月，任红七军迫击炮连指导员。
1934年7月，红七军担任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方老派任福建长汀设立兵站任兵站政委。10月，中央红军长征，兵站改为运输队，任中央军委四局运输队指导员参加长征。
1935年6月，随朱德总司令到左路军，运输队指导员。1936年10月参加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后，随西路军西征，任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作战参谋。
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兵站分站长兼指导员，1939年任前总后方总站部副官处处长。1940年任兵站部巡视主任兼太谷兵站办事处主任。1945年任晋西北军区总兵站副站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任晋冀鲁豫贸易公司办事处监察委员。1948年3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军工组组员。1949年8月任华北军区后勤运输分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华北军区后勤运输部检查室主任。1952年任中央军委总后勤务部检查局副局长。1960年任总后勤务部上海物资供应办事处主任，后任华东物资局政委。1968年受文革迫害，1973年平反，1977年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顾问、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0年离休。
方震当年参加的是工农红军第十军，主要在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为中心的地区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方老回忆往事时说：“1926年秋，北伐军追歼北洋军阀进入江西，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这年11月19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方志敏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和江西省农协筹备处委员长兼秘书长身份，委派了一批农运特派员赴各县指导农民运动。
1926年冬，我家乡成立了农民协会。我当年十五岁，退出长工伙后，加入了农民协会，接着全家人都成为农民协会会员。
为配合北伐军东征，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方志纯等亲自发动领导的“减租减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活动在弋阳、横峰两县轰轰烈烈开展，农会会员由六千多人激增到五万多人。这些地方区、乡政权都归农会所掌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村农会会员起了分化，坚定的会员坚持秘密活动，动摇的会员逃离本村去外乡，投机分子反水投靠土豪劣绅，屠杀、镇压原农会领导和骨干。我堂兄方官火他是共产党员，是本村农会领导人之一，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
但赣东北地区革命活动没有停止，很多村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我村成立了赤卫队，我加入了赤卫队。
1927年6月初，在方远杰的指挥下，农民自卫军、赤卫队三千多人向弋阳县城发起了攻击。占领县城后，镇压了几个土豪劣绅中的首恶，组织了万人民众反蒋游行示威。
1929年4月间，敌人眼看对弋阳、横峰革命根据地的进攻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调王均的第七师第四十四团向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王均面对弋阳横峰绵延起伏的莽莽大山和蔽日茂密的森林，心想若把这山上树木统统砍光，就不难将红军一网打尽。
为此，他纠集了广信、饶州两府十几个县的官府衙门、豪绅地主，组织砍树队，居然拼凑了六千多人的砍树队伍。
方志敏命令红军开进深山密林，扎口子，打埋伏，准备迎战。敌人押着砍树队来到磨盘山脚下，见连绵大山茫茫林海，一个个都失去了信心。这时白军上下都认为“砍树围剿”荒唐可笑。
当砍树队进入红军布置扎好的口子时，枪声一响，几千人的砍树队员吓得屁滚尿流，四散逃命。白军也边打边退，一直退进了弋阳县城。
后来，红军又先后在长茅岭、团林打了两次伏击，把进犯之敌击退。王均的残余部队被驱出弋、横地区,他的“砍树穷追”战术彻底失败，几个月的“砍树围剿”被粉碎了。”
方老接着说：“我两次跟随方志敏进军闽北。1931年初，敌人对赣东北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对闽北苏区也发动了“围剿”。闽北红军因寡不敌众，屡次失利。
为了巩固闽北苏区，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等领导决定红十军进军闽北。
1931年4月下旬，由邵式平同志率领红十军一部和赤色警卫师向赣浙边境出击。方志敏政委、周建屏军长率领红十军第八十一团、第八十二团、第八十三团向闽北进军。我当时在第八十二团特务连任二排排长。
4月27日，我们打下了铅山的一个封建堡垒——石塘街，消灭了盘踞在该街的任老汉靖卫团，击毙了敌区长曾省三。4月30日，我们向武夷山的桐木关进发，与闽北红军独立团汇合，乘势收复了闽北分区机关原驻地车盘和坑口，接着攻打长涧源的战斗。
敌人把长涧源一座地主的土屋改成碉堡，红军来后，敌人钻进碉堡固守顽抗，后在红军强大兵力包围和政治宣传下，被迫全部投降。
结束长涧源战斗后，消灭了驻在黄柏、谷前的白军和靖卫团之后，直插闽北重镇赤石镇。赤石镇是闽北竹木、岩茶、香菇等山货的主要集散地，镇上商贾云集。红军进镇后，注重保护中小商人，打击奸商和高利贷者，没收土豪和反动商家、钱庄的财产，共缴获银元十几万元，黄金三千多两。
在第一次进闽北的战斗中，红军指战员伤亡也不少，第八十三团政委李新汉、军部卫兵连连长张厚发等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方志敏政委在坑口召开了红军阵亡指战员追悼大会。
全体指战员穿着整齐的军服，枪上插着一支香，香上札着一朵白纸花，用以寄托哀思。唱完《国际歌》后，方志敏了讲了话。最后大家唱了方志敏写的一首悼歌:“可恨！一切反动派，天天打注意，屠杀工农兵，我们工农兵，痛苦到万分，宁为革命死，不愿苟生存，红军诸先烈，都是这等人！开会来追悼，大家齐痛心。誓把那反动派，坚决消灭尽。报得先烈仇，完成大革命。”
后来，从赣东北传来消息说，国民党第五十五师有偷袭葛源的企图，方志敏决定回师赣东北。为加强闽北的军事力量，方志敏将在闽北缴获的枪支、弹药全数留下，并拨一个营的部队充实闽北独立团。
1932年7月，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向建宁、黎川、泰宁方向进发，同时命令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闽北苏区，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
驻守赤石街和星村的敌人是福建军阀刘和鼎的一个团，在红军强大兵力包围下全部向红军投降。9月19日，我们继续向浦城进发，于20日拂晓赶到浦城县周围。守敌是福建军阀刘和鼎的福建省防军钱光玉旅一个团驻守，后又临时支援了一个团共两个团。
我们原计划冒充白军奇袭浦城，而守敌得知红军要攻打浦城，紧闭城门，军部决定改奇袭为强攻。
我在的第八十二团担任攻打浦城西城战斗任务。团里组织了敢死队，特务连组成两个攻城敢死排，我任敢死队二排排长。
深夜12点左右，我军开始强攻蒲城。先以追击炮、机枪、步枪等密集火力压倒城墙上守敌，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敢死队迅速靠近城墙架起云梯往上爬。在敢死队勇猛冲杀下，敌人节节败退，敢死队攻上城墙后，迅速打开了城门。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在黎明之前，占领了浦城县城。
红十军胜利达到了第二次进入闽北作战的目的。
当我们问起方老怎么去了苏区时，方震说：“那是1933年1月，中央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到中央苏区参加反敌人对苏区第四次“围剿”斗争，并由邵式平、周建屏、方志敏等随军前往，这时，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都处于第四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方志敏见到中央电报，颇为踌躇。
因为红十军一走，势必削弱闽、浙、赣的对敌斗争力量，但方志敏以大局为重，认真执行中央的命令，只有委托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到瑞金后，将闽、浙、赣苏区与敌斗争形势向中央作一汇报。
红十军出发时，方志敏同志专程赶到贵溪、鹰潭附近的信江河边给战士们送别，他紧握邵式平的手，再三叮嘱一切听从中央指挥！他不断向指战员们挥手致意，一直目送部队通过那条临时建的浮桥。
我们与红三军团会合后，改称为红十一军，不久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这三个师。
不久，我连在副营长带领下第一次外出游击，在江西信丰的王母渡河上，截获了七条民船，船上装着一个医院的全部人员，设备和药品，我连一枪未发就轻易缴获了这个医院。红七军团当时没有后方医院，以此在金溪县的一个山沟里成立了红七军后方医院。
方震接着说：“1934年10月长征我是从瑞金出发的，在兵站部运输队，主要负责军委机关的运输任务。在长征中我三过草地，四翻雪山，但我一生忘不掉长征路上的战友情，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我的脚扭伤了，不能站地，无法步行。
这时，一局政治协理员刘少文把他们的坐骑让出来给我骑。在四川炉霍时，总部四局局长刘景庭因病逝世，康克清将他的遗物中的毛毯和毛衣给了我，这条毛毯帮我解决了大问题，在零下30度夜行军的日子里，我把它披在身上，夜晚宿营盖一半垫一半，即隔潮又御寒，伴我走过了雪山、草地。今天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欧阳平总是一脸的微笑，交谈也是微笑，他穿件毛衣,外面套罩了件毛背芯，头戴一顶六角型的帽子，见我们进来，很热情地叫爱人和女儿让我们坐。
我提出请欧老换套衣服拍照，欧老笑呵呵地说：“就穿这套好，穿伤员服照个纪念相吗？”我说:这次拍的照片要展览用,还是换一件好些。”欧老找了件中山装套在外面。
欧阳平说：“我是1916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隆平乡木梓坳村，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1934年10月出发长征，先后担任过红军大学，抗大的政治教员和红军连队的政治指导员，长征中历经了土城、金沙江、大渡河、波罗子、老爷山等战斗。
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奉命调到敌后山东抗日前线，任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数十次率部同日伪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渤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渤海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胶济路西段、昌潍、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建国后，历任凇沪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成都军区和济南军区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我能有今天，离不开毛主席给我的教导，对我的鼓力。”
欧阳平将军回忆说：“我的家在兴国县隆坪乡木梓坳村，一九二九年二月六日，我们附近几十个村子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那时我才十三岁，没有参加，但却耳闻目睹了这场暴动。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是快过年的前四天，早饭后，我家门口聚集着百把人，每人脖子上围一条红布条，有的杠着土炮、鸟统、大刀，更多的人拿着木棍、粪叉、锄头、梭镖……人群前面有人举着一面镶着镰刀斧头的大红旗。
这些人有好些是本村的，我哥哥欧阳俊渭扛着鸟铣也在里面，为首的是钟能铜，也是我村的，我读书启蒙时，他是我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一九二八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大声地向大家动员说：“工农弟兄们！我们革命暴动起来了！我们马上要向地主豪绅进攻，打土豪、分田地、废债务、烧契约、开仓济贫。我们的革命行动不是孤立的，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领导……”
暴动队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旗岭的大地主、豪绅、恶贯满盈的钟瑞冰。这个家伙躲藏在牛栏里，用粪草盖着没有搜到，他儿子潜逃了，只捉到他老婆，罚得五百银元，把她放了，所有的地契、债约都搜出来当众焚烧了，人人拍手称快。能穿能用的和粮食都分给贫苦农民。
暴动队伍游行到隆坪圩，在那里没收了另一家地主钟能斌的当铺，并将穷人所当的东西发还给他们。午饭后，暴动队员继续游行，游行时一面斗地主，一面宣传革命，三天中在旗岭、隆坪、上洛、灵山、合龙、左别、启光等村先后斗了八家地主和土豪劣绅。
刚过年不久，农历正月初九，敌人开始反扑，隆坪几个土豪劣绅勾结荷岭乡地方武装靖卫团，拂晓前将木梓坳、席头、吾境等村包围。当时我和哥哥及母亲都在家睡觉，只听到狗吠，脚步声、敲门声及喊骂声乱成一片，偶尔还有一两声枪响，我们都警觉到是白狗子来清乡捉人的。待天明后，哥哥领着我寻机逃了出来，逃到十里外的山里我姐姐家藏了起来，这次我哥哥俊渭如被敌人捉住，必定会杀害。后来得知，参加暴动的钟瑞来、王茂腾等人被捉住杀死在河坝里，钟能铜、钟瑞谐、钟能镇、韩斌等人百余家的房子被烧掉了。
四月份，钟能铜等人到兴国崇贤乡向红军求援，红四团派了一个连，由暴动队员带路，经木梓坳向住在隆坪圩的清乡靖卫团发起攻击。白匪向圩场后山溃逃,大地主清乡队头目刘懋作被红军击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打仗。
隆坪农民暴动，动摇了该地区千百年来豪绅地主封建势力的统治，随着全县革命形势高涨，一九三0年三月正式建立红色政权——隆坪乡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是韩斌。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向县里建议，在木梓坳树立隆平农民革命暴动集合场旧址石碑。一九九0年五月，中共兴国县委、县政府在木梓坳岽子上树立了隆平农民革命暴动纪念碑。我很感谢家乡的政府”。
欧老回忆参加红军时说：“一九三一年秋未，红军学校在瑞金成立，一九三二年，我参加了第三期学习，每期四个月。当时的校长兼政委是刘伯承，我分在九连,指导员姓许，湖南人,连长前后两个，不记得名字，后一个连长我记得是参加宁都起义的北方人。
第三期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开学，开学典礼在瑞金天后宫举行，欧阳钦主任宣布开会后，会场上响起了“发展革命战争”、“创造铁的红军骨干”的口号声和爆竹声，军乐声响成一片。刘伯承校长作了开学典礼报告。
十月初，学习结束，学校进行大规模联合对抗演习，地点在百里外的会昌县。由于我九月份在一次夜间演习中，不慎铁入一个墓洞，左脚踩进破棺材里，被刺了一洞，虽坚持演习，但过了雨天伤口发炎化脓了，行走艰难，被送进了校医院。会昌演习我没有参加。
会昌演习后，十月十日，举行了毕业典礼，连里派人把我从医院接到典礼现场，我领取了毕业证书。在红校操场举行了典礼大会，黄昏前,在操场上举行了露天大会餐，同庆毕业和即将上前方。
第二天，毕业同学编队上前方，我因伤口未愈合，留在医院疗伤。到一九三三年三月，我才伤愈出院，到校组织科要求分配时，黄火青科长同我谈话，决定把我留在学校工作，到校部特务队任专职党支部书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我有机会参加了中央军委在瑞金沙洲坝举行的“八一”纪念阅兵典礼。
当年我在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第二营任政治教员，一九三四年七月下旬，我校由校长林野、政委李芳远率领下，从于都驻地开赴瑞金参加阅兵。部队在瑞金沙洲坝附近驻下后，利用早晚加紧阅兵各种动作的演练，每天练习回来个个都汗流浃背，但人人情绪高昂。
阅兵场离中央大礼堂不远，叫大铺桥红场。八月一日拂晓前，沙洲坝广场上站立着黑压压的整齐的接受检阅的队伍，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军公略步兵学校、彭扬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和军委直属队、红军新编师，还有机关和瑞金城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两万多人。另外，还有红军家属代表、赤色工会代表、贫农团代表参加观礼。
在晨曦中，阅兵典礼正式开始，首先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博古同志和刘伯承参谋长骑马依次进入阅兵场，从队前走过，绕场巡视一周。
接着，首长们登上阅兵台，在台上还有洛甫、项英、王稼祥、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首先由朱总司令领导举行抗日宣誓，宣誓后由毛主席演说,他一开口就大声地说：“同志们，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由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已经胜利地渡过了闽江！”继而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演讲。
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受阅部队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进行分列式，以数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色军旗为先导，一队队整齐的从检阅台前走过，受阅部队装备各式各样，有近代的山炮、迫击炮、机关枪、步枪。还有古老的梭镖、大刀、土枪。大家特别注目的是炮车队和头戴钢盔肩枪的红色战士。当队伍每每走过阅兵台前时，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检阅过了大半时，传来了敌机出动的警报。阅兵一结束，部队刚离开阅兵场，五架敌机就窜到了上空，狂轰滥炸起来。在高地上，红军用重机枪改的高射机枪也猛烈地向敌机开火。
敌机飞走后，经抢救和清查，军民伤亡二十余人，有些房屋被炸毁，中央大礼堂的门楼也被炸弹穿了一个洞。有人说:“蒋介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1938年7月，抗大六大队由洛川到延安参加抗大学生毕业典礼。到延安住下后，张正光邀请安征夫和我去毛主席住处看望毛主席，听他的教诲。我和安征夫提出毛主席工作那样忙，是否有时间接见我们，张正光说：“听好多人讲，毛主席很喜欢青年人到他那里去玩、谈话，每天都有人会去，长征路上我听过毛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但当面谈话还没有过。
有一天，我们三人果然相邀而去，在延安城内凤凰山下，崖石下有几眼窑洞，毛主席就住在里面，经卫兵通报出来说：“主席请你们进去”。我们往里面走，迎面遇见几位青年面带笑容地向外去，无疑是刚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的。
我们向毛主席敬礼后，毛主席叫我们坐下，毛主席一一问过我们的姓名和职务，与我们一面喝茶，一边谈起来。毛主席首先问我们一些问题，如在抗大学习情况，学员伙食怎样？能不能吃饱？每人每天有几钱油？每周能否吃上一二次肉？ 毛主席逐个提问。
欧阳平告诉毛主席，自己是兴国人。毛主席兴奋地说：“噢，你是兴国老表，兴国我去过好多次，你们那里的米粉鱼又辣又香，味道好极了。”说得大家都哄笑起来，大家没有拘束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毛主席又问欧阳平读过几年书，现在当政治教员讲些什么课。欧阳平告诉毛主席，因为家里穷，自己只念过两年书，参加红军后，在红军学校读过书，拿到了毕业证，就留在红军学校当教员。在抗大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毛主席鼓励他：“敢给知识分子上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你们都很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理论，起模范作用。”
我们跟毛主席谈话很随便，他穿着灰军衣，坐在板凳上，跟我们谈话有说有笑，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告辞出来，毛主席送我们到门口，嘱咐说：“以后要来可以来，路远写信也行”。
1955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欢迎毛泽东的宴会上，许世友带着欧阳平上前敬酒。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欧阳平是那个从太行山回到延安来过我家的吧？现在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啊。你们都是将军，不要骄傲啊，要继续奋斗！”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令欧阳平终生难忘。
陈所长见到他走上前向他介绍我的来意后，他即放下锄头，领我们到家里去坐。左老没有读过书，他简单地讲了自己的情况。
左老是1918年出生在四川剑阁县人，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该县时，左老参加了红军，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下午，我在江西人民医院看望并采访了老红军金玉德、刘英同志。
金玉德1918年出生在陕西延川县，1933年参加陕北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侦察员、供给处支部书记、团侦察参谋、江西靖安县大队参谋、靖安县武装部长等职。
刘英于1920年出生在陕西蟠龙县，1933年参加陕北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要在延安医院和保育院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到达南昌，在南昌市保育院任院长时离休。
由于二老身体欠佳，我不便多打扰，在病房拍了几张照片后更告辞返回。
老同志赵锦标住在南昌市桃苑小区，1928年12月出生在江苏南通如东县马唐镇，1937年2月在家乡参加了新四军（九支队），黄克诚是支队长。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老给我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时说：“我一生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四平战役，”战役打得很惨烈，整个市都炸平了，当时我在第四野战军第三师第二十二团第三营。
后调第四野战军独立第六团南下解放天津。参加淮海战役时我在炮兵，右耳就是在那时候震聋的，部队南下到达南昌,我因身体原因调任第四十二野战医院任管理员。
一九五二年我转业到南昌木材公司医务所任所长,一九五三年组织上照顾我到江西泰和康复医院休养,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把我打成了“老虎”。
陈奇涵知道后,派车把我从泰和接回南昌（我爱人当时在陈奇涵家做护士）。
一九五八年大闹钢铁时,我调到锦江钢铁厂, 钢铁厂下马后,国家大办农业,我调派到恒湖农场工作，1988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