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年龄会不会放宽到40岁？
碧翰烽/文
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能说“四十不惑”就是什么都不疑惑了，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谁也没有这个本事。
就我来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的年龄，应该经历了许多事情，有顺境、有挫折，已经有自己的判断力了，可以不被表象所迷惑，能够明白事物的本质与道理，能够了解自己的优点与缺点。
即使如此，这也只能算一般性规律，因为在这个世上，有的人可能过了四十岁甚至更高年龄，也还达不到“不惑”之层，只是这不能影响一般性规律。
然而，40岁在今天，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适中的年龄，无论是平均寿命的中间值，还是人生事业的上升期与成熟期。
可惜，35岁现象打破了这一规律，许多人过了35岁，很多时候只能是沉寂下来，慢慢地度过余生，更别说40岁之后了。
想来像任正非那样的人，43岁才筹集2.1万人民币创办华为公司，实在是太少，也似乎缺乏这样的市场社会激情土壤。
近些年来，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体制内的公考热不断升温，这不只是年轻人，就连不少过了四十不惑的人，也梦想有一天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比如有的原本在私企、国企等干得风生水起的中坚力量，也希望能够有考公的机会，只是感叹年龄已去，连机会都不会有了。
历史上著名的《秦孝公招贤令》说道：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就是这道招贤令，才有了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也才有了再后来的大一统国家。
在这样的招贤令里面，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至于历史上姜子牙、甘罗拜相，以及三顾茅庐的故事，更不会有年龄的羁绊。
或许有人说，这些都是大才。可问题在于，当你的条条框框多了之后，不只是大才难得，就是小才也不一定吸引得到。
近日，有网友就建议，能不能将公务员考试年龄放宽到40岁？他所讲到的主要理由是受到疫情因素影响，从而可能耽误的年龄与机会。
这位网友提到：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原本按部就班的公考节奏。去年公考时间有所延后，因为疫情的影响，大批在职考生由于单位的要求，不允许跨省、离市。从而错过了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联考，省考。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各省公考时间不像以往进行统一时间联考，大批应届生和待业考生可以多个省份进行公考。致使部分在职考生无法考试，应届和待业考生跨省赶场考试。在职公考生的比例在逐年增多。一年的公考机会很宝贵，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参加公考，对在职考生来说很不幸。对于一些卡在35岁年龄线的公考奋斗者来说就更不幸了。延迟退休已是大势所趋，在疫情和延迟退休的双重形势下，希望能将公考年龄放宽到40岁，也让大龄公考生在这两年新冠疫情彻底结束后，让他们还有资格奋斗在公考路上。
这样的建议，显然是有着迫切现实需求的，因为有的考生可能就卡在这延迟的几个月或一年里，人生之命运就可能发生重大改变。
但我以为，这样的建议恐怕难以得到实现。因为就现在的35岁年龄，也已经被层层加码之后变得面目全非。
不然你去看看各个地方或单位发布的招考公告，从前面原则性规定来看，是统一规定了35岁以下，可是再移到后面的招考单位具体职位确定的年龄限制，你们会发现是五花八门的年龄，恐怕大多数都要比35岁要年轻得多，有的甚至规定到了25岁以下。
如果你是复读报考的大学，或者是读了研究生再毕业，那么大学一毕业，你就没有这个机会报考公务员了。
所以，即使是有了40岁这条线，只要可以灵活，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单位采用的。
为什么会出现年龄这个问题？特别是公务员考试要限制年龄上限，我想主要有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年轻人就业问题。年轻人就业是个大问题，尤其是高校扩招之后，每年大学生就业就十分头疼，如何保障这部分人的就业，一直较为重视。所以有很多公务员职位招考还仅面向应届毕业生。
如果年轻人就业一旦成为社会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这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
二是年轻人可塑性强，比较好使用。这是不少单位的基本想法，在不少管理者看来，人一旦过了35岁或40岁之后，就基本定型了，要么不好培养，思维和方式已成定式；要么不好管理，缺乏足够的激情与动力，很多时候还调不动。
这也符合一定的客观规律，年轻人有干劲、有想法、有激情、有精力，而且还单纯，没有那么多的思想道道、生活牵绊。
三是当下的公务员体制缺乏顺畅的退出通道。可以说，进了公务员队伍，基本上就端上了铁饭碗。记得上个世纪，人们也把进入国有企业视为铁饭碗，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这个国企的铁饭碗被打破，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当年抗战时期，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方案。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我们改进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试想，如果能够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实现真正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又何必纠结于年龄这个问题呢？因为你能干，就可以留下，不能干，就可以走。
可是，想要打破公务员这个铁饭碗，实行人员、机构精简，那可是相当之难的。
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还得要设立年龄方面的限制。
尽管如此，我以为，在年龄的问题上，还是可以做一些探讨与放松：一是公务员考试可以考虑扩大一定范围放宽到40岁。目前仅是针对研究生而言，这样还不够。二是针对年龄设置，一律不得允许各个招考单位自行设定年龄，也就是说，不能搞层层加码。比如国家统一规定的35岁以下，就得一视同仁。否则，这个规定就失去了权威性、严肃性，低龄化就不可避免。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是综合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就拿研究生、科研人才等等来说，本身就不应该限制什么年龄，年轻也好，年老也好，他们都是这个社会难得的、少有的人力资源财富。如果说有的研究生质量下降，那也不是人才的问题，而是培养与监管的问题。
未来国与国竞争、地方与地方竞争、城市与城市竞争，首要是人、是人才。而真正的人才，不应受到年龄、学历等等各方面的限制。当年北大蔡元培招聘教授，比如胡适、刘半农等，就打破了多少条条框框，在今天简直不敢想象。
其次，人员需要流动，人才更需要流动，只有流动才有生机和活力。就拿体制内人员来讲，有的人流动太快，一年都换几个地方或单位，有的人几乎不流动，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这固然与个体差异有关，但有些制度规定是不是也该反思。
仅拿年龄这一关来说，如果能更灵活些，相信就不会让一些单位人员那么死气沉沉、无所事事。现在无论是公开考试、遴选，以及调动，都有太多的年龄框框，基本上过了35岁、40岁等等，对于一般人员来说，没有机会了。
最后，关于这个40岁的年龄，也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一方面人们的平均寿命在提高，按此来算，这个40岁还得是年轻人。一方面40岁年龄左右，正是精力、活力、智力、压力都十分充分的时候，上有老，中有自己，下有小，是一个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敢干事的年龄。而正是这样一个年龄，也可能才对年轻人形成一种引领和压力。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延迟退休应该算是一个趋势，如果要实行延迟退休，就必然要在就业方面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特别是年龄方面的，不然就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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