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常道：“体育让政治走开”。但实际上，纵观世界百年体育史，政治其实从未从体育身边走开。在体育场上，政治、军事以及科技上的竞争可谓是无所不在。奥运会，世界上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会，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2008年以后，奥运会的关注度和商业价值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无人申办奥运城市”的尴尬境地。但在2008年以前，奥运城市却是实实在在的香饽饽。世界各国你争我夺，台上台下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因为在网络时代之前，奥运会是对一个国家实力、财力、文明、基建的一次集中展现，是一个对于国家的宣传。
因此在当年，只要是举办了奥运会的国家，其实力总会达到爆炸式的增长。1964年，东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这使日本摆脱了世界大战失败以及两次核弹袭击的阴霾，从此走上了经济强国之路。无独有偶，韩国于1988年举办汉城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建设成果，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从此以后，韩国也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并且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
作为世界大国，一个体育强国，中国也一直想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发展成果和力量。因此，中国于1993年第一次向奥委会申请，希望让北京成为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国。若能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举办奥运会，无疑将大大提升我国的影响力。对于这次奥运会，我们曾是志在必得的。
对于申办这次奥运会，邓小平同志曾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一个不可不扣的体育爱好者，他喜欢看足球，喜欢打桥牌，也喜欢游泳。早在1924年，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之时，他就曾看过一次奥运会。当年，第八届奥运会正在巴黎举行。为了看一场奥运会足球赛，贫寒的邓小平甚至脱下自己的外衣，典当了钱，然后购买了门票。
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5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最高，连球都看不清楚。”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
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对于体育依然抱着极大的热情。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一直希望，能够让中国的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一展身手。然而在当时，我国正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我国要参加奥运会，必须经历许多复杂的斗争。
1971年，随着新中国重回联合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也被提上了日程。
1974年1月，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王猛向当时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提出努力争取恢复中国在奥委会和其他国际单项运动会的合法席位。终于到了1978年，国际奥委会最终做出了四大决定
其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其三，国际奥委会没有中国的代表不合理;其四， 中国进入国际奥委会问题应尽快解决。
新中国重新加入了世界奥运大家庭，然而台湾当局的处境又尴尬了起来。于是邓小平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没有选择驱逐台湾代表团，而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名、改旗、改徽后留在国际体育组织，因此被称为“中国台北队”。
就这样，我国于1979年10月重返国际奥委会，而台湾则改名为“中国台北队”。中国在奥运会的合法席位，终于得到了解决。
原本，中国准备派遣代表团参加苏联举办的莫斯科奥运会，谁知当年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为了表示对阿富汗人民的支持，中国决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到了1984年，中国决定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而在以往，国民党政府腐败，虽然参加了多次奥运会，却始终得不到奖牌。而在这次奥运会上，许海峰为中国夺下了第一枚金牌，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在电视机上，邓小平全程关注了许海峰的比赛。看到萨马兰奇将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小平同志非常兴奋”。其后的比赛，邓小平更是场场不落，每场比赛都要看。看到兴头上，还会给体操和跳水运动员打分数。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一鸣惊人，夺取了15枚金牌，一夜之间成为了奥运强国。因此邓小平的心中开始萌生了一种想法，我们中国是否也能申办奥运会呢？
邓小平曾对记者说：“奥运会四年一次，1984年和1988年都要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到1988年，也许我们就能承担了。”此后在会见柬埔寨、朝鲜朋友时，邓小平都提到了举办奥运会的想法。
当时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国力还不算太强，陡然承办如此大规模的体育盛会，恐怕不现实。因此北京首先于1990年举办了北京亚运会。邓小平十分高兴地把一顶印有中国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的帽子戴在头上, 还亲笔题词: “提高水平, 为国争光。”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86岁的邓小平便将举办奥运会提上了日程。当年7月3日，邓小平来到亚运村视察，他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兴致勃勃地观察着宏伟的建筑群，便问陪同视察的伍绍祖和张百发：
“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同时邓小平还说：“我们场馆建设比汉城怎么样？”这个提问的含义是：“汉城是举办了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城市，与他们比较，就能知道中国办好亚运会和申办奥运会的可能。”
在邓小平的鼓舞之下，中国奥委会最终做出决定，申办2000年奥运会。对此，中央立即予以了批准。于是空前“惨烈”的1993年申奥，就此拉开了序幕。
从这次申办来看，其争夺的激烈程度是空前的，毕竟是新世纪第一次奥运会，谁愿意花落别人之手。这一次，竟有8个城市进入了竞争行列，客观上加剧了北京的申办难度。
然而以北京当时的实力和决心来看，胜选还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然而就在大家都志在必得之时，意外果然发生了。在第四轮投票中，悉尼突然爆冷。最后的票数是45票比43票，北京仅以两票的细微差距败北。这场失败让中国申奥人员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极其不甘心。许多工作人员都泪洒当场。
由于会场内只剩下委员在场，发票、收票、计票等工作由委员们一手包办，由资历较浅的委员拿着投票箱走向各委员收票。按照国际奥委会百年来的传统，选票都是由委员以手写方式将所支持的城市名称写在空白选票上，而且每一轮的选票颜色都不一样，以作鉴别。一点都假不了。写完后再一一投人票箱中，并交由计票委员进行开票、计票工作。但是当年的投票方式已从2000年开始改为电子投票了。
既然投票是秘密的，外界不可能清楚，所以谁投谁的结论只能是猜测。在这个背景下，北京以一票之差落败，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极其不正常的，因此产生了许多阴谋论。其中最大的阴谋论，就是“朝鲜在其中作梗”。
有人认为，中国与韩国在1992年建交，激怒了朝鲜。为了报复中国，于是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悉尼。
然而根据何振梁回忆，朝鲜完全是被冤枉了。朝鲜那一票分明是投给了中国，结果却让朝鲜在中国舆论中背了那么多年的黑锅。
那么北京申奥失败，到底是谁在搞鬼呢？事实上，睿智的邓小平早就看出了幕后黑手。听了张百发的汇报后，邓小平就曾说：“咱们申奥失败，看来是有人在搞鬼啊！”、
后来张百发回忆，邓小平所指的这个“搞鬼”的人显然就是美国。
原来自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和美国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因此，美国开始将更多的矛头指向了中国。1993年，美国屡次向中国挑衅，还一手造成了被我们视为国耻的“银河号事件”。
听闻中国申办奥运会，美国人上蹿下跳，多次阻挠。
一位奥林匹克领导人多次对何老说:“美国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 但他们决不愿意中国因举办奥运会而获得更加飞速的发展。”因此, 他们费尽心机, 动用各种手段, 在北京申奥的过程中演出种种闹剧, 对奥林匹克事务横加干涉。
从北京宣布申办 2000 年奥运会,到1993 年投票的短短两年间,美国几乎没有放过任何可能为中国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的机会。比如,当时美国众议院通过一个决议,说中国是没有人权的国家,不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
伍绍祖说，美国国会通过反对一个国家申办奥运会, 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不仅众议院通过决议，还有参议院的 60 个议员也给国会写信, 反对北京申办。这样的事,前后一共有二十多件。”
对此，何振梁也说：“奥运会的历届申办都没有这次我亲身参与的令人感到是场巨大的政治较量的沉重压力。”
在美国的支持下，我们的直接竞争对手——澳大利亚也在上蹿下跳，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我国。
首先，澳大利亚对我们的奥运代表团进行了挖坑和设套。
1993 年 8 月 31 日澳大利亚特别电视台采访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张百发时, 张百发曾对美国国会明目张胆地违反奥林匹克原则、干涉中国人民申办奥运会的权利表示十分气愤。
于是美国记者便借题发挥：“既然如此，你们完全有理由抵制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啊。”
对此张百发回答：“我们完全有理由进行报复，但我们并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会。”
然而澳大利亚人却趁机掐头去尾，编造了“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 甚至别有用心地说, 中国从来就把政治利益放在奥林匹克理想之上。
自1976年以来，美苏两大国就经常以奥运会作为战场，相互采取抵制的行动，拆对方的台。这样的做法很不得人心。因此澳洲人想以场外手段，直接摧垮中国。
对此，何振梁经验非常丰富。在国际奥委会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开门见山地说:
“美国众议院关于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决议, 是对奥林匹克事务的粗暴干涉, 严重违反奥林匹克精神, 我们坚决反对。北京申办2000 年奥运会的目的是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作贡献, 促进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和世界和平。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 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作贡献的立场将始终不渝, 不存在中国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问题。”
流失了这两张“铁票”后，中国又不幸地丧失了两张“铁票”——埃及和保加利亚。埃及代表是个老人家，和中国关系很好，表示要抱病参加投票的。但临行前身体实在不允许，没有成行。保加利亚代表是保共书记的女婿，也是要投中国票的。但保加利亚政局变化，这位代表也受到牵连，没能参加投票。
因此我们可以借此解开1993年意外失利的真相。首先，美国鼓动自己的盟国抵制中国申奥，使得西方世界纷纷将票投向了悉尼。其次，澳大利亚用下作的手段，让中国的两张“铁票”倒戈；最后，由于英国城市曼彻斯特的落选，导致英联邦国家纷纷将票投给了澳大利亚。
综上所述，这就是北京仅以2票之差，败给悉尼的原因。而朝鲜，却因为一些人的胡乱猜测，背了多年的不白之冤。知道何振梁后来进行澄清，才让真相大白。
对于93年申奥的失利，邓小平事实上早有预料，他说：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仔细回想，当时的北京或许确实还不具备举办一场完美奥运会的实力。无论是基建还是环保，相比悉尼确实有差距。都说打铁还要自身硬，自己的条件达到了，申奥之事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相比于1993年，我们的经济实力变得更强，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完备。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1万亿美元，而且每年还以10%的速度在加速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在与敌对势力交锋的过程中，何振梁先生还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以及欧洲的许多委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国申奥成功奠定了人脉基础。
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在2001年申办奥运会时，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决议, 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但这一次，即使是美国人自己也没有达成共识。
有数名议员提出了议案, 反对干预奥运会举办地点的选择, 主张由国际奥委会自行决定。后来布什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决定采取不干预的政策。没有了美国这只拦路虎，何振梁先生形容道：“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最终，北京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可惜的是，早在4年之前，伟大的邓小平就已经去世了，没能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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