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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的荣耀》拍摄于2011年，是一部比较如实记录“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作品，该片由奥地利籍导演米歇尔·格拉沃格执导。在纪录片中，米歇尔·格拉沃格没有从道德层面批评性工作者的做法和行为，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端详着她们的生活、痛苦、需求、奋斗和挣扎。
《妓女的荣耀》拍摄于2011年，是一部比较如实记录“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作品，该片由奥地利籍导演米歇尔·格拉沃格执导。
近日，在美国《好莱坞报道》一篇题为《文化大教堂：柏林评论》的报道中，提及了一部2011年柏林电影节的纪录片《妓女的荣耀》（Whore’s Glory），赞该片导演米歇尔·格拉沃格（Michael Glawogger）是“每一英寸都是专业纪录片主义者”。无独有偶，奥地利广播集团近日也将该片选为最佳短片提名。
事实上，性工作者一直备受纪录片导演的关注，能否从客观角度看待性工作者和她们的生存环境，也是纪录片工作者的肩头重任，全世界有很多纪录片导演都曾将镜头对准过这些女人。而《妓女的荣耀》用社会学调查的方式记录了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生活状态，算是比较如实记录“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作品，更加客观。
如实记录性工作者
生存状态
性产业话题，一直处于灰暗地带。而这种古老行业，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或者存在过，荷兰的合法妓女、欧洲的高级交际花、印度的贫民窟站街女——她们的存在都有复杂的理由。
拍摄于2011年的《妓女的荣耀》，由奥地利籍导演米歇尔·格拉沃格执导，制片地区为德国。它是格拉沃格“全球化纪录片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分别是1998年的《大都市》和2005年的《劳工之死》。
在纪录片中，米歇尔·格拉沃格没有从道德层面批评性工作者的做法和行为，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端详着她们的生活、痛苦、需求、奋斗和挣扎。
格拉沃格带着摄影机走访了世界上性服务业发达的3个地区——泰国的“金鱼缸”、孟加拉的贫民窟妓院、墨西哥的红灯区。他贴身跟拍记录了当地性工作者的真实生活。纪录片让观众有了近距离了解性工作者这个行业和生存状态的机会。没有表演与做作，只有对生活的无奈和迷茫，格拉沃格在墨西哥甚至拍到了交易的全过程。
《妓女的荣耀》中或多或少用白描的方式记录卖淫的过程，这些镜头和画面可能会令观者感到不适，但对于这些性工作者的采访和对她们日常生活的拍摄，部分段落却能深深打动或刺痛观众的内心。
在泰国，涂脂抹粉之后，性工作者们身着暴露的衣服走向落地窗，她们人手一支荧光棒，把荧光棒射向行人的脸，夜色下，橱窗里，性工作者们在落地窗前搔首弄姿，如同一件活的、贴着标签、但永不过时的商品。荧光棒一会儿照着性工作者的私处，一会儿撩拨着大街上蠢蠢欲动的男性。
在曼谷，导演也拍摄了白天的性工作者，她们和其他上班族一样打个摩的上班，到了单位打卡，路过神像旁边还要双手合十，祈祷下“给我多一些客人”。性工作者们对着镜头表露她们的心声，“这里我不能很虔诚，我很欣赏能成功地活着，并且有钱地活着的人。”“我总会对神圣的死神说，你的存在是在上帝之下，上帝永远在你之上”，在这些红灯区，信仰依旧畸形地以某种方式存在，原始欲望和贫穷才构成了性工作者被需求的土壤。
让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是在孟加拉的“妓女村”，黑暗狭长的甬巷，站满了性工作者，小床边上坐着两个雏妓，突然外边有人打闹了起来，其中一个雏妓笑了起来，另一个说，“不要笑，这会招来厄运。”而笑的雏妓说，“难道我一辈子都要哭吗？”在雏妓的内心中，已经清楚地知道，在她们的人生字典里，既然笑和哭都无法改变现状，那么就应该面对现实，放声大笑。
该片有一个应该说是导演意外拍摄到的镜头，它展现了两只路边野狗的交配过程，镜头持续了几分钟，又有另外一只狗加入进来，原始本性，有需更有求。从望向“金鱼缸”找泰式风情，到孟加拉红灯区因发妻满足不了性欲而寻花问柳的男人，以及不怕死只怕没活干的墨西哥妓女，“性工作者”出卖肉体的同时被歧视被剥夺尊严，只能从“同是天涯沦落人”那里找到一丝安慰。
在片中，孟加拉底层性工作者一般一天要接40个客人，价格折合人民币15元，嫖客还可以砍价，她们说不愿用嘴干活，因为“嘴巴是圣洁的”，是用来读经的。她们出卖的是肉体，但是她们不出卖灵魂。其实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那里的孩子在童年时期就从事性服务，据统计，目前有大约12000名未成年人从事这项工作，而她们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超过2美元。
回到影片开头，趁胸部和大腿的画面充溢画面之前，导演在画面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神一定满怀嫉妒，他不能忍受我们没有和他一起共乐，却和其他人互相取乐”。
“人道主义”视角
无关改变或批判
为什么会挑选这3个地方进行拍摄？格拉沃格有着自己的想法：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格拉沃格探讨的不是老掉大牙逼良为娼的悲剧，也并非走访花街柳巷的风月事，而是探讨了世界三地不同的两性、婚姻和宗教观念促成至今天的娼妓文化和存在价值。
谈到同类纪录片，不得不提另外一部关于“性工作者”的佳作，那就是获得2005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生于妓院》（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1998年，纽约摄影记者泽娜·布里斯基来到印度加尔各答的Calcutta红灯区，在观看陌生的成人世界被拒之后，她决定通过性工作者们的孩子来融入这个红灯区。她给孩子们提供了相机，做以适当的摄影培训，并和电影导演罗斯·考夫曼合作，用7年的时间把孩子们拍照片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纪录片。
相比较而言，《生于妓院》更多是在讲述如何能给在红灯区下长大的孩子的生活带来改变，虽然这一点点的改变还是无法摆脱大环境对这个群体的压榨。
而《妓女的荣耀》做到的是冷静地记录着在妓院发生的一切，无关改变或批判，导演更希望直接地给予观众现实，让观众看到性工作者们的不幸与坚强，以“人道主义”的视角，期盼外界能够给予她们应有的尊严。
《妓女的荣耀》已经在境外多地公映过，最能体现对待这个群体心态不同的一个细节是，这部纪录片有两个中译名，大陆译为《婊子的荣耀》，而香港译为《我卖身但不卖尊严》。
这个群体三个危机：
生存、被杀被抢、染性病
性工作者面临的处境，主要是三大风险。
“首先是生存，第二是保证不被杀被抢，第三才是防范性病、艾滋病。”这是学者潘绥铭对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描述。
在印度孟买这个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超过2000万居民生活在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性工作者聚集地之一，女性、男性以及变性的性工作者面对着缺乏医疗保障、社会歧视、收入不稳定以及警察骚扰的多重挑战。
当然，性工作者HIV感染率常常很高。如1994年到1995年间，津巴布韦城市内性工作者中HIV的感染率高达85%以上。在1994年，马拉威城市内性工作者中HIV感染率将近80%。在泰国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性工作者中HIV的感染率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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