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文化的研究，海外汉学家群体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汉学研究成果不仅记载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珍贵历史，还对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推广有积极的促进；他们的著作中展现的中华形象是西方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也是中国形象迈向世界的第一步。
今天我们想介绍一位19世纪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提到翟理斯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对“I-ching（易经）、Tai-chi（太极）”这些词的英文拼音大家肯定很熟悉，这些英文标音来自于“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是由威妥玛和翟理斯两位英国汉学家共同创造的汉语拼音法。1906年春，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以翟理斯所编《华英字典》（1892）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于是，“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被广泛运用于人名地名等注音，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拼写中国汉字时最常用的系统；一直到1956年《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出台才逐渐被取代，而在此之前，这套拼音方法盛行了近百年。即便到了今天，英语中仍旧保留了不少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拼读的词语，如：“功夫（Kung Fu）、清明节（Chingming Festival）、宫保鸡丁（Kung Pao Chicken）”等等。
翟理斯出身于文人世家，自幼受到严格的古典式教育训练；1867年经英国外交部选拔前往中国，在中国度过了25年的时光。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给予了翟理斯对中国最直观丰富的认知和感受，他毫不吝惜地在《中国札记》中赞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清醒、乐观的民族，西方人追逐财富的恶习会带来文化灾难，而中国人则能够保持一个中立的位置”，这与当时西方普遍对中国的轻视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1878年，翟理斯在英国驻厦门领事馆任职，此时的厦门港，中英贸易开展得如火如荼，国外侨民接近300人。由于海外资本主义极度扩张，各国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急剧攀升，沿海地区有大量华工前往海外打工，与此同时，贩卖中国劳工的现象也频频发生，许多外国船只打着运送中国劳工的名号，实则进行卑劣的劳工贩卖，厦门港就是贩卖劳工的一个重灾区。担任厦门领事官的翟理斯就发现了一艘插着英国国旗的船只超载搭乘了1000人，这些都是即将被贩卖到南洋的中国劳工，翟理斯勒令船长让超载的人全部下船，狡猾的船长阳奉阴违，装模作样的放下劳工后又偷偷召回船上。翟理斯听闻后怒不可遏，再次返回船上，在目瞪口呆的劳工们面前扣押了该船只，并对船长处以重额罚款。
此事在当时的厦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厦门各界普遍认为此举保护了中国劳工的生命安全，厦门商会执行委员会专门开会并通过一项决议：“鉴于英国驻厦门领事官翟理斯先生离任时间日近，为聊表谢意，厦门商会特决定将其明智之举铭刻在案。一艘插着英国旗号之中国船，意欲超载华工，冒险驶往南洋之际，身为本港移民官的翟理斯挺身而出，保护了华工之生命与财产。”次日，商会还举行了隆重的“献伞仪式”，向翟理斯献上了一把巨大的红色“万民伞”以示感谢。这把十多英尺高的红伞上不仅写着“他保护了我们黑发人”，还签有110家厦门商号和74名各级官员的姓名，甚至包括一位道台的签名。翟理斯也大受感动的回应：“先生们，自从我来到贵国之后，我一直努力将中国人民和我国人民视为兄弟。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我对他们一视同仁，从来不袒护任何一方。虽然我所做的仅仅是我个人的分内之事，但是，我为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深表荣幸。然而，今天你们向我献伞时，我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之情。此举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所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非常感谢大家所给予我的荣誉，我诚挚地希望我们在来年相聚时候，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没有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我没有愧对大家给我的荣誉”。
英国的《萨顿先驱报》和中国的《厦门钞报》都对此事进行了全面具体的报道，翟理斯的父亲非常自豪，把这把“万民伞”当作传家宝珍藏，该伞后来被收藏于牛津大学博物馆。在中国历史上，以外国人士的身份收到中国百姓赠送的“万民伞”的事件绝无仅有，这也侧面印证了翟理斯在中英两国交往中的卓越贡献。
▲收藏于杭州博物馆内的一把万民伞。
翟理斯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官，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也成就斐然。他是译介中国文学较早也是较多的汉学家之一，翻译的众多中国文学作品至今在西方都饱受赞誉。他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著作修正西方一贯以来对于中国的负面看法，向读者描绘出一个真正的中国。
他非常推崇中国古代的作家蒲松龄，译介的《聊斋志异选》（1880）成为展现中国文学的一部翻译经典。他真诚地赞美蒲松龄是一位艺术大师，是一个天才般的作家；在他看来，《聊斋志异》不仅文字简练、结构严密，更是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民间传说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的重要指南。翟理斯在译介时精益求精，字字雕琢，他批评当时的译本对书名的翻译过于轻率，各译本多把《聊斋志异》翻译成《鬼怪故事》(Tales of the Genii)或《奇人记》(The Record of Marvels）等。翟理斯认为这些都不能反映出该书的内涵，他把书名直译为：“Liao-library-record-strange”，在他看来，“聊（Liao）”是最能体现出作者以及全书核心内容的表达。显然，翟理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无疑是精准而深刻的，他的译本不仅语言生动优美，而且还准确的传达出了原著的风格和神韵。学贯中西的大师辜鸿铭曾称赞：“翟理斯的文风清晰、鲜活、美妙。他的笔端所触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既清晰又明了……翟理斯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翻译之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翟理斯通过《聊斋志异选》中的大量注释，把中国宗教、民俗、文化、礼仪等多个领域的知识都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使得该书超脱了一般翻译作品的价值，具有更多文化传播的意义。
▲翟理斯翻译的《聊斋志异》。
1889年，翟理斯出版了他的译著《庄子：神秘主义者、伦理学家、社会改革家》(Chuang Tzu, Mystic,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当时的西方社会，很少有人关注《庄子》，翟理斯却被这位道家哲学大师所深深吸引，对其瑰丽的文风赞赏有加；他的这部译作在英国颇受欢迎，成为很多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道桥梁，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曾在《一位中国哲人》（A Chinese sage）一文中说到，借助翟理斯的译本，他第一次了解到庄子的哲学思想并与之产生深切的共鸣，他对博大精深的庄子哲学十分赞赏和钦佩。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也表示：“我拿起翟理斯教授的关于庄子的书……他的书是很好的读物，尤其下雨天最为适宜。读他的书常常不需费很大的劲，即可达到思想的交流,你自己的思想也随着他遨游起来”。除《庄子》外，翟理斯后续还翻译了一系列介绍中国哲学思想的书籍，这都促使西方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哲学，毕竟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方哲学家的眼中，来自“东方影响”的哲学思想都不值一提。
▲翟理斯翻译的《庄子》（2015年再版）。
当然，翟理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他撰写的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1901），该书一共八卷，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对中国历代的文学进行了总体的梳理和详细介绍。翟理斯运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语言生动的描绘了中国各时期的文学发展，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完整地呈现出中国文学的总貌，该书首开西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先河，被称作是19世纪以来英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总结。由于该书语言优美明畅颇受读者欢迎，在西方一版再版，被译成多种语言发行。这部著作不仅让中国文学和作品走进了西方大众视野，还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学的印象。传教士汉学家波乃耶(J. Dyer Ball, 1847-1919）就在《中国评论》上说道，“对于本书的问世，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相信它能够激发汉学学生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学之广袤领域的热情；同时，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让那些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的人了解在中国‘文学’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翟理斯翻译的《中国文学史》。
此外，翟理斯还翻译了第一部英文中国笑话集——清代《笑林广记》（1925）中的242则笑话，以此展示中国人幽默智慧的一面；还有第一部中国人物传记《古今姓氏族谱》(1897)，第一部英文中国绘画史《中国绘画史导论》（1905）等等。通过翟理斯的一系列作品，西方读者开始了解到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文学、历史和艺术等领域，这是与当时“西方中心主义”宣传的专制愚昧等形象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
时任英国公使曾纪泽也专门致信翟理斯表达谢意：“曾某虽无缘与先生谋面，然先生之大名却如雷贯耳。先生不遗余力，传播中国文学之精神，可钦可佩……汉籍丰姿惟借先生优雅译笔，方得以展现在贵国读者眼前……勿庸置疑，先生之译事必能结出更丰硕之果实。先生之翻译不仅于吾国人，亦于英国人亦有益。文学乃增进各国理解的最佳途径。依愚之见，先生之译著于习英语之中国学生，亦或是习汉语之英国学生，皆为用大哉！不啻于学习语言之最佳途径也，翻译之工作大为裨益，望先生再接再厉”。
翟理斯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说道：“自1867年起，我一生中有两个理想：其一是使中文能够更易被人们理解，使人们对中文的认识更准确，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上；其二是让人们对中国人的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哲学、礼仪和风俗有更深更广的兴趣”。翟理斯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自己的梦想，不仅为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推广和传播竭尽全力，也为中英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本文的故事材料和引文出自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一文。）
作者简介：
罗星，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师，曾在法国进行了一年的汉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