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城市名单里，巴黎一定榜上有名。
这当然是一座风情万种的城市，数不清的胜迹、名人、妙语，折射着它万花筒般的镜面。巴黎是浪漫的，革命的，陈腐的，反叛的，时尚的，文学的，电影的，女性主义的，艺术的，工业的，哲学的……没有一种描写，能够穷尽巴黎的一切。
它的价值，正在于“在普遍追求焕然一新的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岿然不动”——它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对自己的“旧”，都是自信的。
时隔百年，在这个夏天，这座伟大的城市第三次进入奥运时刻，它依然带来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不设奥运主场馆；第一次把开幕式放到室外举行；第一次设立了“碳预算”；第一次使用紫色跑道；第一次实现了男女运动员比例1∶1；第一次允许男性参加花样游泳比赛；第一次将霹雳舞纳入奥运比赛项目……
巴黎是一股气质，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即便是没有踏足过巴黎的人，也有充分想象这座城市的权利。就像电影《立春》里的县城文艺女青年王彩玲，不合时宜地热爱歌剧，把“我一定能唱到巴黎歌剧院去”挂在嘴边。那是搪塞别人的豪言，也是安慰自己的低语。
哪怕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真正抵达，巴黎依旧是绝佳的梦想寄托之地，这就是属于一座城市的引力。
今夏，巴黎见。
时隔百年，在这个夏天，巴黎再次进入奥运时刻。
这已经是这座伟大的城市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你也一定听说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有很多个“奥运史上第一次”：第一次不设奥运主场馆；第一次把开幕式放到室外举行；第一次设立了“碳预算”；第一次使用紫色跑道；第一次实现了男女运动员比例1∶1；第一次允许男性参加花样游泳比赛；第一次将霹雳舞纳入奥运比赛项目……
这很“巴黎”——“巴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早已延展为一种意象、一种氛围、一种象征，代表的是梦想、浪漫、自由，等等。
在很多人的“一生必去的城市”心愿清单中，巴黎名列前茅。如今，去巴黎的理由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奥运会——谁不想在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这样的地方看比赛呢？
巴黎与奥运会，跨越3个世纪的故事
根据20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网站的介绍，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法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致敬古代奥运会，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举行。1900年举办的第二届奥运会，则来到了巴黎——经过多方努力，顾拜旦争取到了在巴黎世博会期间同时举办奥运会。
1900年4月开幕的巴黎世博会，参观总人次达到了创纪录的5100万人，比当时的法国人口数量（4000万）还多。顾拜旦本意是借世博会来扩大奥运会的影响，但最终奥运会成了人气更旺的世博会的“附庸”：比赛项目在不同展区进行，目的是招揽观众；甚至名字也不叫奥运会，而是“锻炼身体和体育运动的国际比赛”，以至于许多参赛者和观众都不知道自己参加过奥运会。
顾拜旦失望地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对奥林匹克运动会不感兴趣，这个地方就是巴黎。”
作家阿娜伊斯·尼恩如此评价当时的巴黎生活：“我感觉好像尝到了乌托邦的果实，既柔软又光亮，既内容丰富又鲜艳夺目。”
1924年巴黎奥运会恢复了奥运会的古老传统，于3月15日到4月15日举办了艺术比赛，包括建筑、文学、绘画、雕塑和音乐等类别；接着才是体育比赛。这届奥运会的亮点之一，是首次引入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
2024年，巴黎第三次成为奥运会主办城市，巴黎奥组委希望再次引领潮流—— “这将是历史上第一届碳中和奥运会、第一届性别平等的奥运会以及全民参与的奥运会。”
为什么人人都爱巴黎？
就像法国作家朱尔·勒纳尔所说，在“巴黎”（Paris）中加入两个字母，即成为“天堂”（Paradis）。
美国作家亚当·戈普尼克在《巴黎到月亮》一书中引述前辈作家亨利·詹姆斯的观点，认为美国人“非常容易认为巴黎是一座天堂城市”。
戈普尼克8岁就爱上了巴黎——那一年，他妈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幅法国航空公司的广告，用来装饰他的房间。“我的脑海里全是巴黎的照片，并且，我想融入其中。”他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晚期，戈普尼克和家人在巴黎住了5年之后，对巴黎已经祛魅，但别人可不那么想：“但有的人真的认为在那里可以买到去往天堂城市的火车票……如果说这种设想显然不是真实的，甚至是幼稚得吓人，但至少不止一个人这么想。王尔德说，所有的好美国人死后都会去巴黎。我们中有些人则设法尽量早点到，以免拥挤。”
美国记者玛拉·戈尔曼则是通过学法语爱上了巴黎。她记得，五年级时，法语老师在一张海报上以精致的印刷字体写出这些词语：fille（女孩），papillon（蝴蝶），lundi（星期一）。每个星期，她都有30分钟的时间陶醉于此。从那时起，巴黎变成了她的一个梦。
20岁时，戈尔曼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巴黎，待了一年。她爱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在《为什么我会永远爱着巴黎》一文中，她写道：“即使是现在，我仍会看到年轻的自己，那时的我即将成人，在买用大量黑胡椒调味、包着蜡纸的火腿奶酪可丽饼。我会从自己上课的法语联合学院附近的店面窗口买这个。拿着热热的可丽饼，我会在花园街右转，走过格特鲁德·斯坦的石房子——那房子有着黑色铁艺窗饰。街道弯曲且狭窄，看不到尽头是什么，但我的步伐很自信。化掉的格鲁耶尔干奶酪粘在我的手套上，我来到有金色尖头的篱笆旁，溜进卢森堡公园。马不停蹄地经过旋转木马和木偶剧院，脚下的碎石路吱吱作响，我走向花园中心的喷泉，在小折叠椅子上消磨时间，这个地方就好像我的私人领地。”
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坦于1903年移居巴黎。在那所位于花园街27号的房子里，她经常举办文艺沙龙，尚未成名的毕加索、马蒂斯等人是她家的常客。正是在那里，她给海明威贴上“垮掉的一代”标签。海明威为此愤愤不平：“让她那‘垮掉的一代’的想法和所有贸然给人扣上的标记都见鬼去吧！”
从19世纪末开始，法国逐步奠定了在世界文化输出中的主导地位，在文学、艺术、美食、电影、时装、歌剧等领域表现突出。巴黎作为这一切的中心，也因此被塑造成“文化圣地”。对巴黎的向往，甚至引发了日本人的“巴黎综合症”。
“巴黎综合症”由在法国从医的日本精神病学家太田宏明在1991年提出，用来描述前来巴黎的日本游客因文化冲击而出现的焦虑和紧张。患者会出现自律性失调、抑郁、幻觉妄想和其他精神症状。
还有法国电影，在日本也影响深远。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一个又一个法国电影浪潮，持续引领世界电影的审美方向。
巴黎是用来想象和眺望的，但如果期待过高，真正抵达这里后可能会失落——这正是“巴黎综合症”的其中一面。
“巴黎是个活着的故乡标本”
1994年秋天，时年40岁的诗人于坚第一次出国，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巴黎。
此前，于坚对巴黎的认知，来自“文革”时期读过的法国作家的“禁书”：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汤达、波德莱尔……他一直以为巴黎只是一堆发黄的旧书，或者一个空了的香水瓶——1966年，他曾目睹许多巴黎香水瓶子从昆明金碧路的窗子里被扔到大街上。
进城时天已经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于坚躺在旅馆的浴缸里想象着巴黎：“那一定是个闪闪发光的地方，矗立着我在电视里见过的那种雄伟高楼、玻璃幕墙，充满着各种尖端设备、电影明星……”天亮了，打开窗子，窗外那个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物、有点灰溜溜的巴黎，让他大吃一惊：难道巴黎人没有把巴黎拆掉？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求新是一个世界趋势，全世界都在忙着推倒重来。我茫然，发现巴黎岿然不动，沧桑大道，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旧世界。一头顽固守旧的大象，趴在世界之夜中。我没有抵达未来，倒仿佛回到了过去。”于坚在《巴黎记》一书中写道。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于坚提及，“巴黎是个活着的故乡标本”。他曾获得奇妙的“普鲁斯特式经验”：一种他童年时吃过的小蛋糕，有一天在巴黎忽然遇到了，熟悉的味道袭来，记忆瞬间复苏。
他说自己对巴黎一见如故，“它不是我的故乡，却时时刻刻唤起我对故乡的记忆”。在他看来，巴黎的价值，正在于“在普遍追求焕然一新的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岿然不动”——它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对自己的“旧”，都是自信的。“一切都是为着生活，如果那是生活，守旧就是好的。如果那是生活，进步何尝不可。生活，而不只是活着。”
后来，于坚多次前往法国。在《巴黎记》里，他记录了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一个夏天，他和朋友在森林的湖上划船，岸上坐着一堆堆的人，他们在享用马奈画过的那种“草地上的午餐”。“马奈早已死了，这场午餐还没有结束。”
巴黎，在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里，在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里，在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里，也在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于坚的《巴黎记》等相关图书里。人们对它的想象，一点一滴地构建着巴黎之为巴黎。
《高老头》中，外省青年拉斯蒂涅说出了这句宣言：“巴黎，现在让我们来拼一下吧！”北上广深，或者你现在所在的城市，只要能承载你的梦想，都是你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