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是有点道理的，国家统计局周五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工业生产环比下跌0.1%，同比下降0.7%，经季节性调整比5月份低3.6%，今年倒数第二。这是四个月间第三次出现收缩。但由于2024年前几个月比较基数很低，今年累计还增长了3.8%。
纺织业下跌最严重，环比跌了6.1%，与5月份比跌了22.4%。主要是需求下降加进口太猛所致。汽车业跌了14.8%，橡胶和塑料制品跌了13.3%，基本金属工业跌了10.4%，连与建筑相关的非金属矿物制造也跟着下滑。
目前的宏观经济情况与1981年和2001年的相同之处是实际工资下降、商业开放、进口激增、实际正利率和汇率升值。不同之处是现在没人在乎，而且从表面上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历史经验证明，在一个国家采用金融手段推动经济的每个阶段，进口商、金融交易员、做外汇对冲、以及那些能预测国家流动性流向的人通常是赢家。开放周期总是会产生“收入的回归性再分配，也会给那些懂得游戏规则的人带来新的盈利机会。真正务实的企业家是那些理解“生意就是生意”，哪怕经济政策可能导致国家功能失调，但对知情的个人来说可能是盈利的机会。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日前指出，阿根廷正在经历“流动性问题而不是偿付能力问题”。他认为，除了来自美国的400亿美元贷款外，资金还会持续流入，但目的不是生产而是投机。他提醒阿根廷企业，只要政府保证比索的实际正回报和进口开放，理性的企业家应该利用当前形势进口投入品以降低生产风险，储户可以利用各种高利率金融工具进行分散投资。
在一个“工厂将关闭但进口商将开业”、生产性信贷被国库券取代的国家，最好的生存政策是面对现实更换赛道。
这种局面不是第一次，早在1977年，时任经济部长马丁内斯·德奥斯推出“储蓄和投资自由化”政策，放开金融和资本市场管制，在汇率高估和国内利率高于国际利率的情况下，银行、进口公司和当地大型集团将美元从国外转移到本地，投资本地资产然后将其重新兑换，就可以在不生产任何有形产品的情况下，通过利率差额实现财富倍增。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从工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作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国家会在短期内作为私人业务的客户和担保人，这将使一些建筑、能源和服务相关的私人企业受益。在此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转变为金融利润的管理者，通过汇率差、外部信贷以及国家通过负债累累提供的隐性补贴来生存。
在这种资本金融价值化的模式下，经济再生产机制不再依赖物质生产，而是依赖金融资产的价值化和资本外逃。换句话说，生意不再是制造产品；而是处理美元。
在1977年至1983年期间，在阿根廷能活下来的企业需要的是金融敏锐度，而不是工业产能。那些幸存下来的企业并不是因为技术创新，而是因为它们明白新的“专有技术”是“金融头脑”。
这种文化变革催生出一批自由主义技术官僚精英，这些经济学家主要汇聚在CEMA、FIEL和地中海基金会这些咨询机构，他们将金融知识的精英主义逻辑强加在旧的工业理性之上，鼓吹流动资本效率，蔑视民族生产性企业。
这种模式催生了三种企业生存的典型策略：
进口转型：工业企业以进口取代生产，转变为国外商品的经销商，利润更高，风险更低。
内部金融化：企业将多余的流动资金投资债券、票据或美元贷款等金融资产，而不是生产再投资。
这三大基本策略是阿根廷企业家面对开放周期的生存工具包。事实上它们至今仍然有效。
在那个时期，大型国企通过国际借款弥补财政赤字，私营企业通过虚报进口、与国家签订合同和平行市场金融操作向国外转移资金，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盈利能力脱离生产锚定金融操作的经济生态系统：如果你无法竞争就去投机；如果你无法生产就去进口；要么重塑自我，要么消失。
20世纪90年代初，地中海基金会前董事、自由主义技术官僚多明戈·卡瓦略推出的可兑换计划，让汇率稳定比生产重要的观念根深蒂固。
阿根廷历史学家豪尔赫·卡斯特罗认为，梅内姆主义的经济政策设法“在恶性通货膨胀崩溃后重建了国家权威”，但代价是让国家从属于国际金融流动。可兑换性实际上是与华尔街签订的信任合同；比索不再是国家货币，而是美元承诺。成功与否以国家风险指数衡量，而不是以工业和就业衡量。
“进入第一世界”的言论掩盖了一个更简单的现实：在“套利交易”一词流行前，阿根廷就变成了一个全球套利交易的实验室。以每年30% 的利率和稳定的美元投资比索的人赚的钱比阿韦亚内达的任何一家工厂都多。工厂主们被1美元兑换1比索的平价迷住了，以更便宜的美元利率借款，他们认为稳定是永久的；而那些更清醒的食利者则把钱留在了银行。
20 世纪90 年代让投机成为阿根廷商业美学，做金融是企业艺术，商业开放是理论指导，资本外逃变成了优雅的“国际多元化”战略。70年代的金融增值“在90 年代成为制度。在芝加哥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提倡将国家视为可兑换性的担保人，而不是市场监管者。
三十年后的米莱并没有什么创新，他的计划基于财政调整、实际正利率、金融开放，恢复“稳定和获得外部资本的承诺”。区别在于技术；资本现在以毫秒为单位移动。套利交易不再依赖央行，而是依赖资本决定何时进入和退出梅尔瓦股市的算法。
米莱只是通过新的金融科技工具和自由主义话语深化卡瓦略模式，将投机转化为“改革”和“文化革命”。“自由”是针对那些可以不受阻碍地转移资金的人，而不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只不过汇率表变成了APP，传真机变成了手机，但操作方式大体相同，玩的就是不开机床就能赚钱。
当国家保证利率差异和资本自由流动，竞争优势就不在生产而在于信息。工厂在成本上竞争；交易员在秒上竞争。在奖励速度的经济中，盈利能力以点击次数衡量，而不再以工时衡量。
在此情况下，企业家面临抵抗还是适应的两难选择，但资产负债表会告诉他们，适者生存。当“市场自由主义者”为了成功负债在美国跳“特朗普舞蹈”时，制造商和工人只不过是维持真实经济幻觉的陪衬，经济政策已不再是生产管理，而是让阿根廷更符合全球金融的胃口。
对于小企业和靠储蓄过活的普通人，生存法则就是停止逆流而上地生产，开始“摇滚起来”。在美元低迷时进口产品，当经济部开始发债搞钱时投资利率工具，但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流动性多样化。套利交易不仅对大型投资基金合法；也是中型投资者、储户和企业在制度改变前的临时避风港。
米莱最大的“成功”是用算法和话术将90年代的高利率、汇率高估、外债和资本外逃包装成新的经济模式和语录，让阿根廷的脆弱性变得有利可图。尽管他的政府没能实现生产稳定，但却实现了投机稳定。每次危机都会摧毁产业并创造新的交易员；每次贬值都会重新分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