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于华文源流学校的郑清寿，在大学先修班时因为政府语文政策的急转弯，突然得用英文来学习几乎所有的科目，让他感到极度愤慨，但到英国留学和到中国工作让他开拓了视野，开始体会到双语政策的好处。现年53岁的他是工程系毕业生，曾是嘉德置地派驻北京的高阶主管，目前在星桥国际担任高级副总裁。
我岀生于1958年，在1965年进入一所华文小学。当时的教育制度是6—4—2，即6年小学，4年中学和两年大学先修班。1965年独立后，政府开始强调双语教育。教育政策最大的改变，是分阶段——当我在中学和大学先修班期间——把教学媒介语从华语改成英语。
这个转变对和我同年代的华校生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多年后，当英文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越来越重要时，我们才察觉自己从双语政策中受惠良多，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工作上。
我的四年中学，从1971年至1974年，是在华侨中学度过的。当时，华校受到左派人士很大的影响——他们本身则受到中国的影响，对他们认为是西方文化的英文抱抗拒态度。华校生被煽动拒绝学习英文。英文只是第二语文，我们在四年的中学生涯中，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英语。
当我于1975年至1976年就读于华中初级学院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一夜之间，我们以前用华文学习的主要科目，将改为用英语教导。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许多人也对改变感到很气恼。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我们就快完成教育的时候，让我们经历这么重大的改变。
学院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华文源流学生获得教师的特别指导。此外，在过渡期间，经济这个非常依赖语文能力的科目，可以继续用华文修读。大多数华文源流学生都选择继续用华文修读经济。只有那些英文能力强的才有勇气转用英文。英文也是第二语文，但理解与写作仍旧使用华文。不过，所有的科学科目都毫无例外地必须用英文修读。华文源流的学生被分开来，在辅导班上课。我们可以选择在考试中用华文作答，但大多数学生都尽力以英文作答。
挨过了痛苦的将近两年后，我在1976年12月入伍履行全职国民服役。在见习军官学校服役期间，受华文教育的见习军官被归入同一个排，每个星期要上三堂特别为我们安排的英文课。在完成国民服役前，我们也被安排到南洋大学校园修读3个月的英文课程，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我们为完全使用英语的大学课程做好准备。大多数和我同龄的人都在1979年先上了这门课，才进入由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的联合校园。
然而，为了开拓视野，我决定前往英国念大学。若不是两年的初级学院让我接触到英文，我在应付大学课程时肯定会面对难以克服的困难。我在1982年毕业回到新加坡。
进入职场后，我开始发觉有效驾驭英文的重要性。若不是因为我们的双语政策，我目前大概不能很好地掌握英文。毫无疑问地，当政府实行改变时，我们之中很多人都感到不满，但也有许多人坚持下去，克服初期的困难并最终从中受益。
我目前是嘉德商用产业(CapitaLand Retail)的项目发展和管理总经理，每天都得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在同来自东、西方国家的同事和客户沟通时，能够流利使用华、英双语肯定是我的优势。
一个人最好是在年纪小的时候就打好语言基础。我和我同届的学生很不幸地，必须在一个不是最适当的年龄挣扎着学习一种新语言。
不过，现在当我回头看时，我得说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具远见的双语政策让许多人受益一一包括受华文教育的人及将来世世代代的新加坡人。
今天，很多新加坡人都兼通双语，可以讲和写流利的英文和华文。讲华语运动是政府推行的另一有效措施。它鼓励新加坡华人使用共同的语言来沟通，拉近不同方言族群的距离。在中国工作的经验让我了解到普通话是中国的唯一共同语言，其他各种不同的方言都只在部分地区使用。比如，“福建话”只在厦门和其邻近城市用得最广
政府的另一政策，是当年把9所顶尖华文学校转变成“特选学校”，让学生同时选修华文和英文第一语文。今天，许多特选学校，如华侨中学（由我的母校旧华侨中学和华中初级学院合并而成）和南洋女子中学，是本地数一数二的中学。
现在想来，如果政府没有这么做，这些华校大概难逃因为新生数目不足而必须关闭的命运。然而，我们当时并不了解政府把南洋大学变成联合校园，和把华文源流学校改成英文源流学校的苦心。当时这些全被视为“消灭”华文的举措。我们年纪太轻，不明白双语教育是确保我们未来的长期策略的一部分，也不了解英文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对我于2008年4月写给他的信的回应，可以说是对我过去和目前的感受最好的总结。他说：“对像你这一代身处改变洪流中的人来说，痛苦是难免的。其实我们当时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看着越来越多单语年轻人因而在事业上受到限制。”
（本篇译自英文）
本文节选自《李光耀的自传：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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