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22》从“强人物、强故事”的创作理念出发，用“疾”“勇”“融”三个章节展现别样的奥运叙事：瞬息万变的赛场背后、开幕式前的“惊魂时刻”、闭环中的“烟火气息”……电影致敬了每一个追逐梦想的平凡人，也唤醒观众关于冬奥的闪亮回忆。
以下是我们对陆川导演的采访记录：
陀螺电影：您是如何接触到2022北京冬奥会官方纪录片这个项目的？
陆川：三年前，我突然接到了领导的一个电话，问我说冬奥要拍一个官方电影，有没有兴趣参与？我并未立刻答应，而是问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看一看。这个项目并不是想参与就能参与的，实际上依然是双向选择。我报名了，对方还要选。
我记得我看了一些资料，最后其实是有些担心：这样盛大的体育赛事，它在从开幕到结束，必然会被各个平台和媒体无死角地拍摄，那么我们的电影如何能抓到独特的人物和故事？
因为有这两方面的考虑，当时感觉压力很大。后来我花了两三天时间，非常认真的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可以像《我们诞生在中国》一样把它拍成一个故事片，带有强情节、强人物的电影，这是以往奥运电影所没有呈现的，我希望这样可以“杀”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同时，我和相关领导商议，希望本片还是可以走入影院，让观众来看。这两个意见中方领导都接受了，后来国际奥组委主席也认可了这些想法，他们鼓励我在影片内容和市场化方面都去尝试。
陀螺电影：那么您选择了哪些“强人物”，又是如何将他们的“强故事”组织起来的呢？
陆川：首先是运动员方面，有好几组不同的运动员，聚焦他们备战和参赛的故事。其中包括中国和匈牙利的速滑名将武大靖、任子威与刘少林、刘少昂，中国与美国的单板滑雪之星苏翊鸣与克里斯·康宁，还有日本的花滑选手羽生结弦等等。
我们拍摄了一些奥委会官方的官员，但同时，我们还找到了许多普通人。有冬奥村医疗站里的医生，有理发师，还有一个来自纽约的摄影师，他六十多岁了，热爱拍摄冰球，跟拍了四届冬奥会。
电影就是有这些不同人物的故事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每一个宏大的事件，都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就如同来到戛纳电影节，你发现大家各司其职，有人负责采购和推广电影，有人负责寻找好电影，有渴望进入电影行业的年轻人，也有纯粹的影迷……当我面对这样一个由千千万万个具体的人所构成的大型活动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人海中找到那个帮助我们讲故事的人，这也是本片在创作过程中下了很多功夫的部分。
陀螺电影：前期拍摄完成后，素材累计有多长？完成这类宏大命题的电影时，您遇到了哪些挑战？
陆川：素材大概有1200多个小时，总共制作的时间跨越了两年半，但实际拍摄大概半年的时间。因为我们陆陆续续会派团队去美国拍，去新西兰，然后又去德国、法国、俄罗斯等等差不多8个国家，当然还包括中国自己。奥运会开始前半年我们开始拍摄，在奥运会结束后我们还跟随部分的核心运动员回到他们的家乡。
挑战是几乎每天都有，因为我们做好的拍摄计划很少有能够实现的。冬奥会的管理实在太严格了，闭环管理下，我们一直在吃闭门羹，各种各样的闭门羹，吃得脸都肿了。我还记得，那时开闭幕式团队还问我，川哥，你那张通行证是不是很特殊，哪都能进，能不能帮我们拍点东西？其实不是，我们也哪都去不了，比如冬奥村进不去，运动员在宿舍也进不去，但其实这都是恰恰我们最想去的地方，真的没有办法。
原因有两个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奥运电影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整个奥运项目中一个独立的文化产品，我希望在我们这部电影之后，奥运电影能够获得更多的重视。
第二就是当时严峻的环境，我们无法进驻到我们想要阵地和点位上去拍摄，也无法用我们的方式去拍摄。因为全球疫情，他们很怕我们传染运动员。而在运动项目上，好的机位都是被OBS占据了，我们卡到最好的位置。当然，也有运动员会拒绝我们跟拍，因为拍摄会对他的休息和训练造成困扰。
全球疫情对我们团队自身也造成了许多影响。我们当时非战斗减员挺多的，好几个前线导演都阳性倒下了。每次听到这消息心里都很挺难过的，但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转损失，但是没办法，他们倒下了就得有新的团队再冲上去。那时感觉自己特别像战地记者，团队有了损耗，依然要前赴后继地往前冲。
我借这个问题感谢一下我的团队，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大家都是一帮年轻人，很多人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加入我们的拍摄。因为制作时要求使用双语，我们团队也是要求大家能有自由流畅地跟外国运动员和官员交流，他们都做到了，所以他们我觉得很可爱非常棒。
陀螺电影：这次带着《北京2022》到戛纳做宣传和推广，感受如何？
陆川：一开始我们往外推的时候，大家都会华丽地跳过这个片子。我之前去过圣巴斯蒂安和圣丹斯做评委，这次来到戛纳见到了很多之前认识的电影人朋友，以及非常多的策展人，他们都会很有默契地跳过《北京2022》，直接问《749局》或者我的下一部电影。
但我每次都会重复说：“OK，but please take a look（好的，但请看一眼《北京2022》）”我会求他们坐下来看一遍，说真的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用我作为电影人的信用向你们保证，它一定不是你们想象中的电影，所以我很希望你能看一遍。
昨天《北京2022》进行市场放映的时候，排队的人很多，只要是耐心坐下来看完前五分钟的人，基本上都留下来看完全片，并且都等到了映后Q&A环节，甚至还有好多人在中间哭了几次。我觉得《北京2022》是可以消除隔阂的电影，这也是我花费两年半时间筹备的一个初衷，我希望这个电影可以拆除信任的高墙。
其实我这次过来，本来准备了《749局》的资料，但一直没拿出来，因为你拿出来之后别人就不聊《北京2022》了。我像怀揣着一个孩子，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掀开盖头看一眼，这孩子是眉清目秀的，他不是青面獠牙的，所以我别的不拿，就先给大家展示这个孩子。
我也想跟国内的观众说，《北京2022》不是简单的官方宣传片，它不是简单的电视素材堆砌，它是个真正的、独立的体育电影，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它里面会有激情、有热血、有眼泪，有大家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素材和幕后花絮，这些是我的团队用两年多的时间一点点、一秒秒积累起来的，是真实的人的故事。它是完全按照电影品质去创作的作品。
其实之前，我们私下里也给柏林电影节的一些记者看过本片，那时他们就说，原来是这样，竟然是这样，跟他们想象中非常不一样。其实剧情片来到电影节做推广完全不用这么辛苦，但恰恰是这个题材和这个标题会让大家天然地带上滤镜来看这个作品，我也因此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那就是尽可能地用电影本身帮大家把滤镜摘下来，然后把作品推广出去。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放下成见，能够去给这部电影一个机会，我相信我不会让大家失望。
陀螺电影：那么您自己是如何评价《北京2022》在您目前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位置呢？
陆川：我觉得它不会比《我们诞生在中国》差，这是肯定的。因为《北京2022》是非常有野心的电影，并且野心还很大。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表达出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当下的时代，大家被各种力量分割，人和人之间彼此有了更多的隔离，和平也岌岌可危——尽管此刻我们正共同坐在戛纳享受着阳光和电影的美好。然而回想2022年，在疫情最为严重、争议也最多最大的环境下，90多个国家的人在一个城市里边去完成了这样的体育的盛事，这本身就像是像是人类在不顾一切地去建筑一个巴别塔，这是个特别理想主义的过程。虽然我们知道，奥运会总要有结束的一刻，但我们依然要完成这件事，这就是非常有信仰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北京2022》想要表达的内容更多，对当下有更大的意义。
陀螺电影：最后还是要问您一个关于《749局》的问题，因为大家还是很关心。请问这个电影的制作进行到了哪一步？
陆川：《749局》在19年9月已经全部都杀青了，但是确实是因为全球疫情，整个行业还是遭到了暴击。现在我的团队把这个电影全部都背了回来，我们在自己完成它所有的后期制作。这也包括了联系全球各地的特效制作团队来完成特效处理，包括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印度、芬兰甚至冰岛的许多顶级工作室都在参与。我们的摄影指导David Tattersall拍摄过《星球大战》和《绿里奇迹》，拿过奥斯卡奖。《749局》毫无疑问是国际制作的电影，我对它的表达和质量都有信心，它一定是年轻的电影。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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