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都是全球人口过10亿的大国，但两国在奥运会上所获得的奖牌数量却相距甚远，原因何在呢？我曾经先后两次统计过各国在历次奥运会上累计取得的奖牌数量。第一次是在15年前，发现亚洲前三大获奖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去年，我又把历届奥运会把所有的金牌累计起来排序，发现中国排名跃升至第六，日本、韩国排名分别为第十一和第十四。而亚洲的另两个人口大国印度和印尼（人口2.54亿）排名都在六十名之后。
印度、印尼作为两个人口大国，自有奥运会以来，累计只分别拿过9块和6块金牌，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印度从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开始一直都是参加比赛的，而中国大陆正式参加奥运会的时间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就目前的实力而言，金牌总额排名跃升全球第二也是指日可待。为此，我列举了以下一些理由，不知是否能成为印度奥运业绩差的原因。
第一，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东亚国家中的中国、日本、韩国，自古以来并没有受到宗教的太多影响，倒是儒家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儒家文化的特点是勤勉、吃苦耐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伦理文化。印度民众受印度教影响很大，超过10亿信徒，它属于来世文化，主要特点是种姓制度。一般认为，种姓制度是公元前600年左右，随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而创立的社会制度。在种姓制度下，各等级职业世袭，父子世代相传，各等级实行内部同一等级通婚，严格禁止低种姓之男与高种姓之女通婚。
印度教强调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认为每一种生命都有灵魂，会再生或转世，善恶将得到报应，这种轮回周而复始，无始无终。比如今生是贱民，是因为运气不好，需要好好的修行，或成为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下辈子就有可能成为有种姓甚至高种姓一族。
但中国的价值观与印度就有很大不同，中国人从古到今的物欲都很强，儒教提倡学而优则仕，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总体都向往福禄寿。佛教引入之后，也马上被世俗化，教徒们在信仰上往往是功利主义，如去普陀山求子，到五台山拜求上大学，九华山拜发财升官。拜的菩萨也不一样，观世音管生育，文殊菩萨管升学，地藏菩萨管发财，所以汉族人的信佛与跟藏传佛教还不一样，汉人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第二，存在体制和文化理念的差异。东亚文化理念中，往往把国家之间的体育竞技比赛当成是一场战争，把少数运动员的成绩当成国家、民族盛衰的标志，比赛赢了如同战争胜利了。因此，国人体育是举国体制，日本和韩国也是这样的，而在美国及很多西方国家参加奥运会的都是业余选手，这也符合奥运会的宗旨，印度也不例外。在举国体制下面，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往往是倾举国之力，进行选拔和培训，投入的资源非常多，金牌数量就自然比较多。但印度的体育运动是由民众的爱好来主导的，如板球运动非常普及，政府为竞技运动所支出的财政费用，远不能与举国体制下的中国相提并论。
第三，身体素质上的差异。印度总体属于热带季风气候，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从全球的数据看，热带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较非热带地区要短，纬度越高，寿命越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6岁，而印度为68岁。平均预期寿命最低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58.6岁，而纬度比中国更高的欧洲则达到81.6岁。这是否与新陈代谢有关，如热带生物新陈代谢比温带和寒带快？其实，植物也一样，东北的大米一年熟，到了南方就是一年二熟，到了南亚就可以一年三熟。
从饮食习惯看，印度人受印度教影响，素食者比例高达50%，肉食者中，印度教的教徒不吃牛肉，高等级种性连猪肉都不吃。即便是素食者，植物蛋白的摄入量也不足。因为印度大部分地方不适合种大豆和花生，这两种农作物是植物蛋白的主要来源。2015年有一项调查显示，88%的印度人摄取的蛋白质达不到理想的消费量，其中孟买市民的蛋白质需求和消费差距最小，只有68%。而新德里的差额比重竟高达99%。缺乏蛋白质的主要表现是疲乏无力。一些都市流行病如腹部肥胖和糖尿病等都可以通过摄入更多蛋白质得到医治。
本人还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发现，中国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是印度的六倍。化肥施用量高，产量自然就提高了，消费量随着提高，吃的就比印度人多，因此，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两倍，耕地面积只有印度的一半。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差不多，如果中国人吃的粮食要比印度人多一倍，那么体质就会比较好。若再细分消费粮食的结构，其中大豆、玉米等很大一部分粮食是喂了猪禽，这就意味着国人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就比较大。印度粮食产量本来就比中国少一半，它居然还是全球大米出口第一大国，而中国则是第一大进口国。中国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禁忌，在肉食消费上，中国猪肉消费量占世界的52%，人均消费水平是世界其他国家的4.6倍。另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发布的《2016全球粮食政策报告》显示，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约59公斤，达到世界平均数的两倍，而印度人均每年只消费2.6公斤肉食，位于177个评估国家的最末位。
因此，从各国奥运会奖牌数量的多寡方面，大致也看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身体素质和价值取向。中、日、韩三国都属于黄种人，体力上不如先辈是游牧民族的白种人，在饮食结构也可以体现这一点。但在奥运金牌榜的前十五名中，唯一只有这三个东亚国家跻身在内。但是，印度在体育竞技比赛上的成绩与其大国地位远远不相称，而在其他方面是否相称呢？比如说，经济增长有体制因素，也有非体制因素，即基因。后者是我想探讨的问题。
不过，最近看好印度经济的文章突然多了起来，原因很多，如GDP增速已经两年超越中国，软银也突然宣布减持阿里巴巴的股份，转投印度的Snapdeal公司。此外，富士康也准备在印度设厂，2015年印度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聚集地。印度的劳动力远比中国充裕，且成本低廉，英语被广泛使用，作为人口大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市场。因此，印度经济的崛起确实是在情理之中，就如80年代末的中国。
但是，从历史看，全球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都曾先后出现过高增长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奇迹”，如巴西、秘鲁、阿根廷，以及被称之为亚洲新四小龙——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都曾经辉煌过，后来却都相继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二战之后，只有日本和韩国这两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转型成功，成为制造业强国。因此，目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只是处在中低收入阶段，人均国民收入大约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怎么能判断它今后发展将一帆风顺，就一定不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回顾上世纪80-9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都已经成功崛起，它们都属于大中华区，受儒家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如果仔细想一下，除了大陆以外，几乎所有华人聚居的地区都早已成为高收入地区了。美国有300多万中国移民，其人均收入水平也高于美国的人均收入。这说明，非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更大，如高储蓄率、较长工作时间、趋利文化等。
我发现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偏爱和对中国的反感是比较明显的，他们总是喜欢看好印度同时唱衰中国，这可能是由世界观的异同所决定了。仔细研读一下他们看好印度的理由，真的不是太经得起推敲。比如印度的人口红利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却忽视了构成人口红利的三大要素，一是劳动参与率，二是劳动力的流动性，三是受教育程度。
印度虽然劳动力年轻且薪酬要求低，但劳动参与率不高。印度统计局曾披露了印度2011-12财年就业相关数据：印度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1月的4.59亿人增至2012年1月的4.73亿。印度男性劳动参与率为56%，女性劳动参与率为23%。但中国同期的就业人口达到7.74亿，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4%，总体劳动参与率超过70%。
从劳动力的流动性看，印度也相对中国要低。据统计，印度农民工中有60%在本地区打工，20%在本邦打工，其余20%跨邦或出国打工。跨邦打工者多为来自北方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等贫困落后地区的低种姓农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此外，劳动力素质较为低下也是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因素。如，2012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学的入学率数据，印度为69%，中国则为89%。
可见，印度尽管具有潜在人口红利优势，但为何这些优势在这个所谓民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难以得到发挥呢？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种姓制度，它对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教育机会均等化及人口的合理流动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如果种性制度不改变，这些问题依然会存在。问题是，印度教作为全球第三大宗教，是长期形成的，今后几十年内能改变吗？
从本质上看，印度的近期经济的高增长，还是来自于过去的低增长所累积起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全球经济水平的巨大落差导致的发展需求，以及全球制造业转移带来的资本流入。这与中国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成为部分人认为印度经济将超越中国的理由。不过，印度要超越中国的障碍还是非常多。除了上述提及的人口红利未必具备、储蓄率不足带来的资金瓶颈之外，还有基础设施落后等短板。很多人认为，这些问题中国也曾遇到过，但最终都解决了。
我觉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中国之所以能把基础设施建设以如此快的速度去推进，与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力量强大有关，这估计是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所望尘莫及的。再如，90年代之后，中国成为全球新崛起的制造业大国，恰好承接了西方国家和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可谓百年一遇的绝好机会正逢中国改革开放，被稳稳接住了。但这轮全球大规模产业转移传到中国，恐怕是最后一棒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都是足够多和足够大，尽管目前是有部分产业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市场转移，但不构成全球性产业转移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