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飞地？也就是这个地区同本市并不接壤，却属于本市管辖。
我们一个个来看。
第一， 江苏盐城大丰农场。
解放军1949年占领上海以后，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立即遭遇严重的粮食问题。
上海是那个时代城市化率最高的中国城市，四周务农的农民很少，包括粮食在内的日常农业产品全部靠从外面输入。
上海政府为了维持上海的粮食供应，只能从全国各地，包括遥远的四川调集粮食。
到了1950年，上海市长陈毅就认为这样全国调运粮食不是办法。上海需要尽量自给自足，解决本市的粮食问题。
上海的农业人口有很大潜力，那个年代的全市人口就有数百万人。
不过，上海却严重缺乏农业耕种的土地，只能从邻近的省份寻找了。
盐城大丰县是经济落后地区，地广人稀，土地很多。陈毅要求大丰县划出20万亩荒地，交给上海政府直接管理。
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负责这片农场的垦荒工作，直属于上海市政府，由上海派出干部、技术人员和农业职工经营农场。
大丰农场就是上海的第一块飞地，在随后的几十年内，上海市民吃到的粮食、蔬菜很多都来自于这个农场。
有趣的是，从1955年开始，上海市将大量劳改犯迁移到大丰农场，组成了川东劳改支队，专门从事农业种植。
从此，大丰农场又成为了一个犯人的劳改场所。
到了1968年，上海人口暴增，年轻人已经无法安排工作。上海等待分配安排的“老三届”知青(特指在1966到1968年间毕业的初高中生)共约有68万人，其中66届、67届高初中知青44万人，实在无法安排。
当时国家鼓吹“上山下乡”，上海就在大丰农场成立了知青点，接收知识青年。
1968年10月，上海首批知青由上海十六铺大达码头乘船出发，在南通转乘长途汽车到达农场。据江苏大丰市政协文史委2010年6月第十六辑《大丰文史资料》记载:“1968年知识青年大批进入上海农场，时丰分场首先设立知识青年队，安排农场66、67、68三届2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下队劳动。11月中旬，上海知青1700人分批来到农场，分布在各个分场生产队劳动。”“1968-1972年上海农场接纳知青5228人。”
上海知识青年对去大丰农场颇为不满，这里毕竟是上海市劳改犯进行改造的地方，这岂不是变相侮辱上海知青？
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好，1973年大丰农场又划分出海丰农场，专门接收知青。
据有关统计， 海丰农场建场后，从1973年底到1978年间，上海73届、74届、75届、76届、77届知青每年分批到达海丰农场(人称小知青)共约29000人。到1980年，农场共有职工近33649人。
这就是农场的鼎盛时期了。
1980年底，因落实中央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大部分知青流转到上海市郊的奉贤、南汇等农场，留下的部分知青主要是从市区当地和外地调入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家属子女等两三千人。
农场的生活，自然不是轻松快乐的。
老知青吴炳德在《农场的历练是我的财富》一文中回忆道:“我是一名74届中学毕业生，1975年响应党的号召，赴苏北海丰农场务农。1975年3月的一个晚上，轮船载着稚气未脱的我驶离了家乡，第二天，坐上了一整天的长途汽车，晚上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我被分配到海丰农场的创业连。连队位于苍凉的黄海海边，知青们在野茫茫贫瘠的盐碱地围垦造田……”“当时的生活状况是:电还没有接进连队，晚上没有电灯用蜡烛；水塔还在造，没有深井水，用的是清澈的河水；我们吃的也是河水，完全没有问题。每天的劳作就是挖沟、割芦苇、割野地的青草当肥料、将割下的草填埋在地下，然后用水浸泡使之腐烂，用于改良土质。不久，生活环境逐步改善了，连队里通了电，并有了深井水。”“在那个特殊年代、农场青年业余生活单调枯燥，男青年爱动，我从小喜欢足球和篮球运动，凭着自己从小具备打篮球和踢足球的禀赋、很快就成了场部足球队和篮球队的主力，后来在整个农场局也小有名气。当时上海18个国营农场的知青回城市很多，农场需要重组，我们这些仍留在黄海之滨海丰农场的知青，被安排到东海之滨的崇明农场各个连队。被滞留在他乡、又无力抗争命运的知青，这时能听到上海电台，能过上与上海粮票相伴的生活，心里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我只是极普通的一名老百姓，后来我成为一名公务员，这也许是曾在农场的坚守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对我的馈赠。时过境迁，而今我虽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但是时常有挥之不去的农场情结萦绕在脑海中。”
总体来说，大丰农场是上海7个飞地中，最大的1个，面积就有3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市面积的二十分之一。
第二，安徽黄山茶林场。
当时上海只有一个大丰农场，显然难以安置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
于是，上海市又增加了两块飞地，地处安徽的黄山茶林场和练江草场，主要目的就是安置知青。
黄山茶林场本来不是安徽黄山市管理，而是隶属安徽省公安厅的一个劳改农场，建立于1955年。这里的劳改犯，主要从事种植茶叶和伐木工作。
1965年10月，该林场正式移交给上海市经营，成立上海市黄山茶林场。
没多久，就有近万名上海知青被送到这里，林场被戏称为“安徽小上海”，处处喊着一口上海话。
林场的条件并不好，尤其是交通很不方便，距离上海有400多公里。
后来成为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曹景行，当时就在林场插队，他回忆：“常常买不到直达上海的‘三线车’的票子，只能到场部或谭家桥的长途汽车站等班车，前往芜湖、屯溪再转车……就算坐上‘三线车’，也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上海，坐得腿脚发麻、肿胀。早上五点钟开车，晚上六七点到达，中途如果抛锚那就更晚。”
80年代初期，林场的上海知青纷纷回城，最终只剩下1000多人。黄山市政府试图收回林场，上海市则不同意，毕竟林场还可以为上海提供茶叶和木材。
经协商，1986年上海保留茶林场场部及附近区域5000多亩土地。
第三， 安徽黄山练江牧场。
练江牧场同黄山茶林场没什么区别，也是安置知青的一个场所。
当时上海缺少牧场，无法自产足够的奶制品。
在1966年3月，安徽省同意将黄山市的徽州农场交给上海市管辖。
上海市调集干部工人70余人、虹口区、闸北区社会青年839人，与留场的20余名干部设立了上海市练江牧场，隶属于上海市牛奶公司。
练江牧场不只是一个畜牧场，还有社区、医院、学校等单位。
文革时期，曾经有3000多知青在这里下放工作。
而练江牧场的工作，就是向上海市提供各种奶制品。
第四和第五，上海白茅岭农场、军天湖农场。
这两个农场就是监狱，同上面提到的大丰农场是不同的。
在老一辈上海人的语境里，“白茅岭”和“军天湖”这两个地名总是与“吃官司”联系在一起。在老百姓口中，“白茅岭去过的”“军天湖去过的”是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也是两劳释放人员的代号。
当年上海市民众多，当年又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大城市，有很多政治成分不佳的居民。
建国后的各种运动中，这些人大量被捕判刑，就需要改动改造的场所。
上海城郊面积有限，难以建造大型劳改基地，就开始考虑在外地设置监狱。
早在1956年，上海在安徽省宣城设立白茅岭农场，1958年又在福建省将乐、泰宁县设立军天湖农场。1962年军天湖农场迁至安徽宣城。
由此，从1962年开始，安徽宣称就有了归属上海的2个监狱。目前这两地，已分别改为军天湖监狱和白茅岭监狱。监狱的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直接管理部门为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不过，白茅岭农场可不是什么山清水秀的度假胜地。
一些犯人回忆：白茅岭气候与上海接近，只是夏天更潮湿几分，底楼通常都没法住人，一到黄梅天，墙壁下雨，东西发霉，而冬天更严寒几许，每年都下大雪。
白茅岭监狱有着存在的意义：1956年起，白茅岭农场承担游民安置任务，1958年陆续接受劳教人员和少年犯，1966年开始收押改造罪犯，最多时，整个白茅岭农场有近2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白茅岭农场还是一个处理爆炸物的地方，曾专门处理上海在战争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只是不知道，将这些弹药运到这么远的安徽省，途中有没有危险。
60年代，国家要求调集全国力量，发展上海的工业，尤其重点发展钢铁工业。
上海本地哪里有什么铁矿资源。
当时江苏省省会南京的郊区西善桥镇地区，在50年代后期发现了大量的铁矿。
说起来，南京自己也非常需要铁矿发展本地的钢铁工业。然而国家大笔一挥，竟然将堂堂一个省会的优质铁矿，直接划给了上海市。
1969年，梅山工程指挥部成立，当天是4月24日，于是约定俗成称梅山为“9424”。
由此，南京雨花台区的梅山街道，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的一部分。梅山铁矿在1975年投产，前后有上海、江苏两地的8个工业局、10多个设计单位和20多个施工单位，2万多人齐聚工地。
而梅山钢铁厂也成为上海重要的铁矿产地。
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南京城市内出现一个上海管辖的地区，本来就是匪夷所思的，全国恐怕也没有第二个。
梅山钢铁厂可以说是独立的一个城镇，工厂、医院、电影院、学校、食堂一应俱全，从派出所到教育系统都是上海市管辖的。以梅山中学为例，在长达几十年内学籍属于上海。梅山中学的学生，都可以堂堂正正地说一句“我们是上海学生，只是在南京借读”。
由于南京高考过于垃圾的分数线，导致梅山中学考大学要比其他南京中学容易的多。
当时很多南京家庭，用尽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这所中学，以享受较低的高考分数线。
直到2008年，这个漏洞才被堵上，梅山中学归属南京教育系统管理。
在当年，梅山钢铁厂的职工，相对南京本地市民，其实内心都有些许优越感，毕竟上海的工资和生活待遇要比南京高很多。
以住房来说，在70年代梅山钢铁厂草创期间，职工就可以分到筒子楼宿舍。
在今天来看，筒子楼算得了什么，都是拆卸改造的对象。但那是70年代，南京城内还有大量的平房区，一家七八口人挤在十几个平方内也是正常。而当时梅山筒子楼每户就有40平方米，只是居住职工一家三口到四口。这种居住条件，在当年是很牛逼的。
第七，江苏沛县大屯煤矿。
同南京梅山铁矿差不多，江苏沛县大屯煤矿是为了解决上海的煤炭资源问题。
70年代，沛县大屯镇发现了非常优质的煤矿。
于是，国家将地处微山湖西岸的大屯煤矿，直接划归上海管辖。
大屯煤矿和梅山铁矿大同小异，同样是城中之城，一切都属于上海市，包括学生的考试分数线。
大屯煤矿很快发展成为大屯煤电公司，是一个煤炭、电力、铁路运输综合经营的国有大型企业。
夸张的是，当年为了大屯煤矿，甚至修建了一条长达171公里的铁路专线，便于煤矿运到上海。
大屯煤电后来因为微山湖西岸的鲁苏边界纠纷，而归属煤炭工业部管辖，但是教育、医疗仍然由上海市指导，大屯的职工子弟参加上海市的中考、高考，同南京梅山差不多。
写到这里，萨沙在网上看到一段有趣的对白：17岁的刘洁考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的同学初次见面互问籍贯，刘洁想了想，说“江苏徐州沛县。”上海同学纷纷称羡：“哇，江苏的分数线很高的，你真厉害！”刘洁赶紧说明，我们那里适用上海的录取分数线，然后在同学的惊讶中开始了漫长的解释工作，一次、两次，终于懒得再费口舌。刘洁的家乡位于微山湖西畔的江苏省沛县大屯镇，准确地说，是大屯煤电公司——曾经属于上海的一块飞地。
除了以上7块飞地，历史上归属上海的飞地还有几个。
比如山东省的莱芜境内的鲁矿（华东地区最大的铁矿，莱芜张家洼铁矿），一度同南京梅山铁矿一样，为上海提供铁矿石，行政、教育等方面均属于上海，目前已经回归山东管辖。
另外还有个江苏昆山振苏砖瓦厂，早在1921年创办，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建筑材料制造大厂。
振苏砖瓦厂一直隶属军工部门，实际上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管理。80年代军转民中，振苏砖瓦厂就划给上海直接管辖，也是一块飞地。
振苏砖瓦厂在1996年就已经停产。
即便是区区一个振苏砖瓦厂，当年也是上海的飞地，是非常气派的：工厂家属就有5000多人，当时的振苏砖瓦厂是一座令人羡慕的工厂，设施齐全，功能完备，公共配套有电影院、食堂、餐厅包房、大小商店、四大银行、汽车站、冷饮厂、工人俱乐部、图书馆、阅览室、灯光篮球场（旱冰场）、粮管所、邮局、码头、学校（托儿所至高中）、养殖场，八十年代的楼房就配有卫生间了，生活条件比昆山市区还要好。
最后说说上海的一块另类飞地，就比较有趣了。
建国后，考虑到上海市面积较小，国家将江苏省、浙江省很多肥沃的土地划归给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时，管辖土地包括20个市区和10个郊区，总面积为618平方公里。
而今天的上海市，总面积已经高达6340平方公里，整整扩大了十倍。
有意思的是，精明的上海人也不是照单全收。
嵊泗县非常贫穷（到今天也不算富裕），仅能为上海市提供一些海鲜产品，还需要上海提供大量工农业产品。上海人觉得为了吃点鱼，收下贫穷的嵊泗县似乎没有必要。
在1962年，国家提出舟山群岛的统一防御问题，上海市就很爽快的将嵊泗县还给浙江，我不要了。
嵊泗县这个飞地，在1962年就没了。在2007年，嵊泗县的洋山深水港，也是中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又被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上海港务局）经营，不过行政管辖权属于浙江。
有意思的是，随着时代的改变，上海的飞地也会越来越少。以南京梅山钢铁厂为例，原则上现在市区不允许有这种大污染的工厂，工厂计划在2028年之前搬迁到盐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