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足退役运动员直播时破防”，一句充满了偏见的描述。在网络的围观时代，主角与观众都被裹挟到了个狭窄的通道里。
2月24日，中国女足前守门员赵丽娜在一次直播中崩溃了。
她在直播中失态痛哭，起因是部分网友质疑赵丽娜接代言、网上募捐的钱并非用于足球公益项目，而是进了自己的口袋。
在直播间，赵丽娜哭着痛斥黑粉，这段视频也很快引发很多关注：“我踢了24年足球，我打过奥运会，我打过世界杯，我XX的拿过亚洲杯冠军，你们凭什么在网上就说这些逼逼赖赖的话？”
“女足队员赚不到钱，全世界都在说。我退役了，我不过就是接个代言，在直播间跟主播互动一下，怎么了？”
事后，赵丽娜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对自己的失态给出了回应。她在长文中写道：“身边爱你的人，在乎你的人，一定会和你说，别去在意，你越回应，他们只会越来越兴奋。其实道理我都懂，在直播间哭泣对于我来说简直像是在裸奔。”
一、剥离神性的“免喷玫瑰”
长久以来，在中国的体育圈里，中国女足都占据着一个特殊的生态位。由于历史战绩过于彪炳，不仅收获了“铿锵玫瑰”的美誉，在民间舆论中也拥有了一块长期的“免喷金牌”。
更尴尬的事实是，长期以来，中国女足在中文互联网上最大的价值是用来嘲讽中国男足。
大部分吃瓜群众并不关心中国女足的现状，也很少完整地关注中国女足的比赛。根据国际足联发布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中提供的数据，2019年中国女足超级联赛场均观赛人数仅为1840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9年中国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的场均观赛人数为23464人。
赵丽娜踢了24年足球，打过奥运会，打过世界杯，拿过亚洲杯冠军。或许是受益于中国女足的神性，或者说刻板印象，即便中国女足在成绩逐渐下滑的今天，也很少遭到网友们的口诛笔伐，人们还是习惯性地对“铿锵玫瑰”有着格外的宽容。
相比之下，无论是男足还是男篮，舆论压力要比中国女足大得多。“卡牌大师”马宁、“波兰战神”周琦和一众出圈的体育媒体人，他们在赛场上和赛后所遭遇的，堪称疯狂的口诛笔伐，要比赵丽娜的直播间恐怖得多。
大洋彼岸的NBA球星特雷·杨表示这都是小意思：给你当两天纽约市长，你也会和我一样收获无数的父亲。
2万多人的球场，踢得差的运动员现场就被球迷“问候”了。而赵丽娜的直播间，即便是在她破防那天，也不过5000多人。
中国女足扮演的角色，更多地是在痛骂中国男足无能的时候，搬出来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国脚王霜曾经说过：“什么时候你们支持女足的角度不再是为了讽刺男足，什么时候你们的支持是能看到不仅仅在国家队中的我们，还有俱乐部其他踢球的女足球员们，给她们带来踢下去的意义，那么我们中国女足在未来才会真正强大。”
中国男足拿着高收入，训练不刻苦，吃海参接代言，战绩一泡污；反过来作为“别人家孩子”的中国女足，在一次次的比较中，不知不觉地被赋予了沉重的神性：淡泊名利，训练刻苦，为国争光，世界一流。
中国女足身上的神性，随着时光的流转，正在一点点成为刻板印象。
2023年，中国女足的战绩为23战10胜4平9负，这其中真正的国际A级赛胜利只有两场，年终的世界排名跌至第19位，追平了历史最差。2023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女足1胜2负无缘小组出线。中国女足与世界强队的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赵丽娜哭诉的“女足队员赚不到钱”，上文提到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也能给出答案。
2019年，中国女超联赛俱乐部的平均运营支出达到200万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女足联赛球员的平均收入则仅次于日本队，排名世界第二。2018年王霜转会巴黎圣日耳曼女足，媒体描述为“降薪加盟”。
在出征2023年女足世界杯前，中国女足已经签约了16个专属赞助商，品类包括食品、化妆品、奢侈品、汽车、运动用品、金融服务等。加上与男足的中国之队共享的赞助商，中国女足的赞助商数量达到23个。
职业运动员开发商业价值挣钱，本就不寒碜。2023年福布斯收入最高女运动员榜单中，谷爱凌以2210万美元（约合1.6亿元人民币）排在第二位，这其中比赛奖金只有10万美元，其余的2200万美元，全部来自商业代言和场外收入。
中国女足的神性，是光环，也是枷锁，是让她们迅速获得公众认可的标签，也是一个她们退役后必须背负的重担。这在赵丽娜直播失态这件事上反映得尤为突出：你可是曾经的中国女足啊，你怎么可以去干直播带货挣钱这种事？
这或许是赵丽娜在直播中遭遇不友善言论时崩溃的原因之一。她曾经属于一个被神话保护起来的特殊群体，现在则被推到了一个残酷的舆论修罗场中。
于是直播间里的赵丽娜，既有对言论攻击的恐惧，也有对现状的困惑：“我退役了，我不过就是接个代言，在直播间跟主播互动一下，怎么了？”
二、从来如此，便对么？
无奈的是，如今我们只能承认，互联网的生态环境便是如此。要吃这碗饭，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算了吧，别和他们一般见识，忍一忍，就过去了。”
可从来如此，便对么？
1959年3月，加拿大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应邀赴芝加哥向全美高等教育学会发表讲演。在这次演讲中，麦克卢汉阐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思想。他认为教育界的责任不只是传播一些媒介的技术语言，而是让人知道身处现有文化外形的人们，如何能够借助这些新媒介的力量来丰富自己，而不是被它们所消解。
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素养有这样一种观点：每个人都生活在媒介的世界里，但绝大多数人对媒介没有任何系统的理解。
他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从中学就应该普及，锻炼从媒介中获取正确信息的能力，培养发表网络言论的克制，也增强自身对于网络言论的钝感，培养和造就具有“媒介素养”的现代公民。
在麦克卢汉等人的推动下，加拿大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走在了很多国家的前面。20世纪80年代末，加拿大便已有意识地开设了媒介教育的课程。安大略省的教育部门把媒介教育看作“一种生活技能”，认为“如果学校能给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意识，学生就能更好地把握他们和媒体的关系。”
在这次直播事件里，网民和赵丽娜都暴露了媒介素养不足的问题。
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长足发展，令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声。直播带货天然具备的破圈效应，使得一旦形成大面积传播，主播的言行就会被各个圈层的人看到，被放大，被分析，被过度解读。
总是有那么一些如伥鬼一般的人，对别人挣钱这件事有天然的抵触厌恶，不吝于用最龌龊的想象去看待。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并不会如此乖张，但上网后会无差别地爬到公众人物身上，挑逗勾引公众人物释放负面情绪，让他们卷入困境，走向绝路。
面对这样的冲击，缺乏心理准备的人很难不破防。著名表演艺术家潘长江老师给嘎子哥的教导至今还在流传：“这里面的水太深，你把握不住。”
一些资深媒体人对于这件事的态度也大多很无奈：“真想吃流量这口饭，那就得调整心态面对喷子。”赵丽娜也说“其实道理我都懂。”
所以为什么，事情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运动员的特殊之处，在于“现役”和“退役”的人生割裂感太强了。一旦退役，放弃了现役的身份，褪去光环的运动员会被剥离掉神性，降格为一个谋生活的普通人。
除了进入体制或是做教练这样的传统路子，退役的运动员们无论是接代言还是做公益，只要还继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都不得不面对一个话语空间更加狭窄、主客关系更加紧绷的舆论环境，对他们的批评甚至苛责的角度都会更多。
时代在进步。让人欣慰的是，如今的中国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和空间，比起几十年前宽广太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同样是几十年前，互联网时代还未如浪潮滚滚而来，麦克卢汉便戏谑地预言道：“媒介对我们施加影响，我们不要落荒而逃，向隅而泣。我们应当迎头冲锋，猛踢其要害。你一坚定，它们就恭恭敬敬，不用多久，它们就甘为奴仆，而不是主人了。”
赵丽娜们要加强的也不只是媒介意识，还有对社会的认识和心态调整。这种困境是她的，也是每一个退役后还要面对公众的运动员，甚至是所有公众人物的共同命运。
在网民整体素质亟须继续提升的背景下，闹剧还会一再上演，但我们不应该因此放弃探究和改变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