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晚，中国女足顽强拼搏，用一场史诗级的“让二追三”，时隔十六年再度加冕亚洲杯冠军，给全国人民送上了一份虎年大礼。
图自社交媒体
十六年的等待
看着水庆霞指导和队员们重压突释之后的激动庆祝，听着重返足球解说台的黄健翔与徐阳的真情流露、哽咽泪下，笔者不禁回想起16年前的那个夏天，也就是中国女足上一次夺回亚洲杯的日子。
那届比赛开始于全球瞩目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落幕一周后，地点则放在了澳大利亚。那时无缘德国世界杯的中国男足已然开始滑落，而当时的中国女足也在低谷和希望中奋力前行：
一方面，经历2004年雅典奥运会惨败和2005年东亚运动会垫底的低潮后，“铿锵玫瑰”青黄不接的问题空前严峻；
另一方面，2004年和随后2006年世青赛亚军班底的“新铿锵玫瑰”，尤其是韩端、马晓旭等新一代旗帜性球员，让大家寄托了新的希望。
在南半球的冬天，重返女足的马良行指导带领这支新老结合的队伍艰难战胜苦主朝鲜。决赛面对东道主澳大利亚时，同样在两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顽强扳平比分，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替补门将张艳茹两次扑点，中国队时隔七年重返亚洲之巅。
这场比赛中，马良行的临场调度、球队的战术变化，尤其是换门将准备点球大战，以及递给队长蒲玮的纸条，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亮点。
记得决赛结束后，央视的镜头跟随女足全队来到了阿德莱德全城唯一的一家火锅店，记录下了时任足协领导谢亚龙、杨一民、薛立与全体教练和队员们吃火锅饮红酒庆功的场景。
2006年女足获得亚洲杯冠军（资料图）
当时即将上高中的笔者，心情是激动的，对于中国女足也是充满希望的，对于隔年将在本土举办的女足世界杯，也无比期待。
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中国女子足球运动此后多年滑落之前的一次短暂辉煌。
从2007年马良行被逼辞职、发出年终世界排名13名令“我很痛心”的自述，第一位女足洋帅+女帅多曼斯基在足协信任、球员认可、外界看好的情况下兵败本土女足世界杯，然后“意外告辞”，到2008年男女足双双兵败北京奥运，谢亚龙指责女足队员不练“叉腰肌”的传闻成为笑谈，再到2010年和2011年，女足分别首次无缘女足世界杯和奥运会，距离2006年问鼎亚洲不过五年，中国女足便已然跌入冰点。
一批女足姑娘没能充分兑现天赋就这样退出了世界足球舞台，马晓旭的“伤仲永”更是令人扼腕叹息。
随着成绩一同恶化的，也包括女足所处的舆论环境。在无缘伦敦奥运会之后，部分媒体甚至扯出中国女足队员与教练的潜规则传闻，目标直指没能兑现天赋、达到外界预期的女足姑娘们和当时的主教练李宵鹏，亦令人无语。
直到2015年以后，一方面世界杯扩军，亚洲球队参赛名额增加，另一方面以王霜、唐佳丽（之后则是沈梦雨、张琳艳）为代表的新一代女足队员挑起大梁，中国女足终于从成绩上开始触底反弹——2015年女足世界杯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重回8强，2014年和2018年亚洲杯也重回前三之列，直至今年在印度第九次捧起亚洲桂冠。
然而，比赛成绩的反弹也无法掩盖中国女足在国际赛场上竞争力持续下滑的趋势。
在亚洲范围内，由于女子足球并不普及、整体职业化水平偏低，参与女足洲际比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和“外来户”澳大利亚，实质上是中日韩朝澳“五队争霸”。
在缺少了老对手朝鲜女足（自2019年3月以来实质上退出了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中国女足在实力上被日本赶超、被韩国追上，面对后来加入亚足联的澳大利亚近年来交手记录也处于下风：
综合历史统计记录，2010年至今中国女足除了对阵韩国占优（10胜7平3负），对阵朝鲜、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交出了3胜3平8负、1胜2平12负和2胜3平7负的成绩。
刨去“女性不踢球”的东南亚和“女性不能好好踢球”的西亚，在2021年底最新一次国际足联世界排名中，第19名的中国女足为“亚洲五强”之末。好在自2015年起亚洲有五个女足世界杯参赛名额，中国并没有再度无缘世界杯之虞。
凭借顽强拼搏的女足精神和临场战术应对，中国女足在过去两届奥运会预选赛都艰难拿到了亚洲仅有的两个晋级名额之一，本届亚洲杯更是成功问鼎。但不得不承认，1990年代初期面对韩国单场打进两位数进球，1999年亚洲杯期间中国女足主教练马元安坦言“对手实力太弱”、孙雯笑称“以后派一支地方队来打亚洲杯就可以了”，已经是一去不复返的往日好时光。
从内到外的无奈
当亚洲范围内的对手越来越多，中国女足从昔日横扫变成今日艰难逆转，世界范围内的“女子足球男子化”潮流，则令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越发难以抗衡。
曾几何时，中国女足曾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战术配合，不怵强于身体对抗的欧美强队。但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首战人高马大的德国8球大胜中国以来，欧洲女足正在从挪威、德国、瑞典等少数代表性“高峰”，走向集体“高原”。
2019年女足世界杯，除了冠军美国队，八强中的其它七席均被欧洲国家队包揽，而2011年世界杯冠军、上届亚军日本队则败给了只参加过两次世界杯的荷兰队，中国队更是完败于时隔28年进入世界杯淘汰赛的意大利。
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被视为亚洲足球领头羊的东道主日本队以小组第三名跌跌撞撞进入八强，旋即便以1比3被瑞典淘汰，其奥运成绩和世界排名还不如亚足联的“外来户”澳大利亚。而中国女足则小组赛出局，末场比赛更是2比8被荷兰“暴击”。
在欧洲女足近乎一夜之间崛起的背后，是欧足联通过改制女子欧冠联赛、高额再分配投入，引导各俱乐部依托职业男足经验和资源组建女足一线队、联赛和青训体系，以赛事升级带动商机、扩大群众基础。
而在欧洲之外，另一足球高地南美洲、向来实力不俗的非洲，以及在亚洲撑起半壁江山的西亚，则是因为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不少国家尚未依托男子足球的优势资源和成功经验认真发展职业女足。一旦这些国家有朝一日效仿欧洲，充分挖掘女足运动的潜力，中国女足恐怕将面对更多难缠的对手。
相比之下，中国女足这些年的成绩回升和资金投入，似乎仍难以为过去管理混乱、青训荒芜、职业联赛持续低迷还债。用中国女足名宿、中国足协副主席孙雯的话说，“看了这次（2019年）世界杯以后，应该说危机感蛮大的”。
水庆霞指导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铿锵玫瑰”用不畏逆境的精神和行之有效的技战术设计与执行，让等待了16年的全国人民再度沸腾。但在夺冠的热度散去后，16年等待背后的无奈更不应该就此忽视、遗忘。
水庆霞指导
中国女足为何比男足拼？
尽管国际足联有女足世界排名的国家达到了174个，但认真发展职业和专业女足的国家不过二三十个，亚洲只有上述五强，这的确是拥有举国体制经验的中国女足至今在同行之中地位较高的一个原因。但相比于男足日常给球迷添堵，“铿锵玫瑰”的顽强拼搏也是肉眼可见。
都是同胞同行，为何中国女足相比于中国男足总是保持着这种精气神？
事实上，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并不那么美好：用《齐鲁晚报》前首席记者、历史博主“海边的西塞罗“以及其他足球记者的话说，这些女足姑娘们“输不起”。这种输不起并非心态上不能接受绿茵场上的失败，而是职业生涯及人生道路上输不起。
中国女足和其它国内体育项目一样，在举国体制的框架下选拔、培养运动员。《长江日报》早在2007年报道女足世界杯期间指出，很多女足运动员来自农村或者农民工家庭，本身家境就不好，改变命运全凭不断进步，从地方体校到省队再到国家队。
但正如当年广州足协一位官员所说，一支体校青少年女队经过几年训练能进省队的只有三、四个，再往上能进国家队的可能一个没有。至于在高淘汰率中被刷下来的女运动员，体校不包分配，她们又早早中断了学业、没有文凭，更没有什么额外谋生技能，很难在社会上再寻好出路。而她们本就困难的家庭，在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下，也无法给她们更多帮助。
在曾经被媒体曝光的落魄退役运动员中，女运动员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便包括前女足国脚王丹丹。她是2004年世青赛夺得亚军的国青队成员，曾在2008年亚洲杯半决赛替补上场连进两球，帮助中国逆转淘汰日本，但这位”希望之星“在24岁便早早退役，只能摆地摊谋生。
专业体制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在效仿男足建立起形式上的职业足球体系后，即便是头部顶尖国脚，女足也不具备男足那般可以“散步”甚至“躺平”领高薪的资本与环境。
国内女足的顶级职业联赛——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创立于1997年，直至去年也只有10支球队角逐，而第二级别的女甲联赛去年也只有11支球队。据原中国女足队长徐媛表示，在十多年前她踢球时，俱乐部收入和国家队补贴相加月薪才达到万元，而经济状况稍差一点的俱乐部，月薪2000至3000元也很常见。
随着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国家、社会和企业层面也加大了对女足的投入。据国际足联近期公布的《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子足球》显示，中国女足的联赛投入是世界第一，每个俱乐部平均薪资达到约103.6万美元。
而在国家队层面，女足国家队自2018年起便拿到了支付宝10年10亿、平均每年一亿的赞助，用于中国女足国家队训练水平提升、女足球员伤病保障及退役转型、女足技术发展及教练员培养、青少年女足运动推广及发展。正如《足球报》记者贾岩峰所说，“2018年以后，中国女足的收入水平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了”。
但且不说与男足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百万年薪水平也只属于那些国家队球员。对于国家队层面的人才培养根基——联赛俱乐部和地方青训体系，女足运动员得不到巨额资本的青睐，一般地方球员的待遇依然是每月千元、万元的工资。
毕竟，女足职业联赛关注度偏低、大家不愿意花钱消费，甚至到了2019年女超联赛开幕式都要靠借用郑州大学体育场举办，至今惨淡经营，纯粹按照市场化运作和商业逻辑，也不可能指望给予普通女足运动员这一群体高薪。
同理，如果她们因实力、天赋或者机遇等原因无缘国家队，而在传统的“体教互斥”式足球培养体系下，自己早早放弃学业、从事回报率并不高的足球行业。一旦“青春饭”吃完后退役，自己的退路又在哪里？
更不要说在从专业化向职业化的转型过程中，传统体校的培养机会越来越少，男女足运动员不少要通过家庭自费支出，送孩子进行专业化足球培训。不菲的前期投入如果不能换来可预期的高回报，对于个人和家庭的打击是沉重的。
即便到了国家队层面，假如这批“铿锵玫瑰”没有在半决赛拼下日本或者决赛拼下韩国，只是像过去两届那般拿到世界杯入场券，还会有赞助商、企业的上千万奖金和包机回国接受英雄的待遇吗？
认真发展女足的国家很有限。如果像女足这样一个至今植根于国家专业体育项目的队伍持续平稳下滑，而再退的空间已然有限，没有这次亚洲杯的闪光点，甚至被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亮红灯”，中国女足又将何去何从呢？
要知道，国内任何没有商业化前途的项目，国家投入的重要目的便是“为国争光、增强全民民族自豪感”，必然对成绩的提升有要求。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庆霞带领的女足姑娘们必须要顽强拼搏，因为从个人前途和中国女足的前途来说，她们真的输不起。相比于不少发达国家由家境殷实、爱好广泛的女孩业余参加的体育运动，我们的专业女运动员（包括女足运动员）需要为了决定自己命运和前途的事业拼命。
国内并非没有喜欢足球、愿意把足球作为事业的女孩。但看到国内女足运动员所面临的“没有退路、搏命上游”这一现状，加上传统的审美等观念影响，她们的家长也会率先打退堂鼓。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天赋颇高的“足球小花”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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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带领广东U18队打进全运会决赛后，18岁的她得到了国内多家俱乐部青睐，却毅然选择退役，进入上海体育学院读大学。尽管校足球队被上海申花收购，给了她征战职业联赛的机会，但她由于觉得压抑和身体原因二度宣布退役，在学校继续攻读本科和研究生。
用其父亲的话说，“足球是全部，但不是生活的全部”。对于生存压力比男足要大得多的所有女足姑娘们来说，又何尝不应该是如此呢？
希望中国足球运动员别忘了米卢首倡的“快乐足球”，既具备战斗精神，又享受“足球本身的快乐”。但对于女足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现实环境下恐怕只能选前者而无暇顾及后者。
女足健康发展，不能只靠“不得不拼”
目前，无论是国家队层面的资本投入，还是基层足球的体教融合，包括以大学足球队为主体的女乙联赛与女超、女甲联赛建立起教育与职业足球的连接通道，都是为改善女足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但如何让女足姑娘们避免从“顽强拼搏、永不放弃”沦为“别无选择、只能拼命”，国家和社会仍需要做得更多。
欧洲足球强国已经通过职业联赛绑定男足的方式，让顶尖联赛俱乐部必须建立女足、共享“流量”，迅速哺育女足职业联赛：
女足西甲联赛在2019年创造了女足俱乐部比赛上座率记录（60739人），英格兰女超联赛与巴克莱银行签订了价值超过1250美元的三年营销合同，法国女足联赛拿下五年协议、每周在国家级电视台播放比赛；欧足联更是在2018年与VISA签订了七年合约，发展了第一个欧足联女足专门赞助商。
在此基础上，欧洲女足的职业球员整体收入显著上升。不谈头部国家队球星，一般球员也能拿到税前5万欧元的年薪，加上顶尖女球员持续呼吁与男同行“同工同酬”，未来仍有明显的增长空间。
随着女足职业化环境的发展，欧洲女足的足球人口也迅速增长：意大利女足注册球员超过两万，西班牙达到了五万，法国、英格兰更是超过十万。相比于前些年只能从数百人中选材的中国女足，这些国家后来居上自然不奇怪。
而最长于“体教结合”的美国，通过将女足联赛融入大学教育体系，开发足球对于女性教育、健康、交流功能，建立庞大的女足人才库，也让本国女孩选择足球运动时无需担心“自断后路”的问题。
中国正在综合两大潮流，一方面借助男足职业化体系建立女足职业球队和青训体系（因此职业男足的继续发展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将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校与女足职业体系建立深度关联。由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们无法期待短期内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于“学习潮流”，更难的是“久久为功”。
而通过教育改变传统观念，更是最为不易但也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到底享受的是中国女足这项运动、中国女足的比赛，还是夺冠带来的胜利感和荣誉感，抑或只是作为讽刺男足的情绪宣泄，相信观众们内心都有自己的答案。一个更加包容的舆论环境和评价体系，至少可以让女足姑娘们少背负一些“没有退路”的精神压力。
三年前，在巴黎踢球的中国女足核心球员王霜发表微博感言
热爱足球的女孩可爱也可贵，她们需要的不只是赢得至尊荣誉后的万千追捧，更是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更加脚踏实地的支持。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更多喜欢足球的她们快乐、大胆地追逐自己的足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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