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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福清第一次担任国际体育赛事东道主。经过4个多小时紧张的角逐，比赛结果出来了，美国、福建闽侯队分获冠军、亚军。进入颁奖仪式时，一个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意料不到的事儿发生了。
当省领导颁发冠军、亚军，一个侨商颁发季军，回到座位上坐定后，主持人宣布曹德旺颁发纪念奖。曹德旺从座位上站起来，此时雨下得很大，但没人理会，曹德旺稳步从主席台走向颁奖台，从礼仪小姐的手中接过纪念奖杯，在澳大利亚队队长笑盈盈地伸出手准备接奖杯的瞬间，曹德旺一扬手，将奖杯扔进了水库之中！
全场哗然！
“王浩！你是高级骗子。”曹德旺高声骂道。
“我没有错啊。”王浩一脸无辜的模样。
曹德旺更加愤怒：“你没有错个屁！”
刹那间，主席台上的所有人笑容僵在了脸上。
怎么回事？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澳大利亚队队长一个鱼跃，跃入水中，将奖杯在水中高高举起。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曹德旺还在颁奖台上与王浩对骂，福建电视台的一名资深记者，也是好友快步上前，一把拉住了曹德旺：“曹总，怎么回事？”他劝道，“不要生气，雨下得很大，我送您回去吧！”
曹德旺压抑了许久的火正没处发呢，'T---M-----D,……”
那位记者怕曹德旺在现场开骂造成更不好的影响，拉着他就往转播车的方向拽：“走走，外面雨下得这么大，到我们车上，我送您回去。”
“曹总，你赶快跑，今天这里是一级保卫，你再吵下去会被抓的。”这位记者说着，拽着曹德旺上了转播车，不由分说，让司机开车，直接将曹德旺送回工厂。
曹德旺为什么摔奖杯？
这事还得从头道来。
1987年年末的一天，省体委一位领导到福耀公司来拜访，说要请曹德旺吃饭。
这是他第三次要请曹德旺吃饭了。
中国有一句古话讲“无事不登三宝殿”，一般而言，若平日里没有什么往来的人突然间和你套近乎且一再地要请吃饭，那他就一定是有什么事希望你能帮忙。
可是，曹德旺怎么能老吃他请的饭呢？
福建省体委主任王浩，是福清县出去的为数不多的厅级干部之一，又是老前辈。曹德旺是性急之人，有什么事也从不藏着掖着。见王浩总说吃饭，却又不说是为什么事情，索性就将纸挑开了。
“老前辈，有什么事您就说吧，您每次叫我，我腿都会抖哩。”曹德旺笑着说，“您可是大官，请我吃饭不合情理。您说，什么事，只要我能办的，一定给你办理了。”
“曹总，您知道我是福清人吗？”王浩问。
“知道啊。”曹德旺点点头。
王浩：“我是东张三星人，东张水库南面的岸边。我今年60岁了，马上要退休，我想在退休前替福清做一点事情。”
“您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晚辈学习。您想做什么事情呢？”
王浩：“我想把东张水库介绍给世界。”他说，“东张水库太美了，可以做成国际的三艇训练基地。”
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
东张水库位于石竹山下，建于1958年，水库总面积15平方公里，也是一个风景秀丽的人工平湖。
王浩：“福州历史上就喜龙舟赛。民间对此运动很积极，近年国际上也很流行，我想，通过在这里举办一个国际级龙舟赛，将东张水库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推介，让全世界认识我们福清，去争取将水库变成三艇训练基地。”
“我又不是体育界的，我能做什么？”曹德旺不解地说。
王浩：“您可以赞助啊。您做一个国际赛事的赞助商，搞一个福耀杯国际龙舟邀请赛，您发冠军杯。这样福耀也在国际上出名了。”
“但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啊。”
王浩：“5万元人民币就够了。”
“5万元怎么够？”曹德旺很疑惑，这么大一个国际赛事，5万就能办？
王浩：“够的。省体委也会出钱，省政府市政府县里都会出点钱。您呢，就赞助那些个奖杯，5万块，足够举办颁奖仪式什么的了。”
“哦。”曹德旺恍然大悟，还能这样做事，“不瞒您老，我公司的投资总共才600多万，财不大气也不粗，不过，如果5万能解决这么大的事情，再困难我也拿出5万元支持您，以表达对家乡的感情。”
曹德旺伸出手，“饭就不要吃了，您合同拿出来，我跟您签。”
根据合同，福耀捐给福建省体委主办的国际龙舟邀请赛5万块，赛事命名为福建省“福耀杯”国际龙舟邀请赛，并负责颁发冠军杯。签好合同，王浩就走了。
为此，曹德旺还专门到县委找元春书记，详细报告此事，并请元春书记在比赛时出面去颁奖。
曹德旺说，“我一农民企业家，老土的，去颁奖好像不太能体现福清，毕竟，这是一场国际性的赛事。”
“这有什么关系，他跟你签了合同，就是你去颁奖。”元春书记也没在意。
“项主任，什么事？”
“您来了就知道了。”
曹德旺放下工作匆匆忙忙去了福州，问项主任到底是什么事这么急。
项主任说：“龙舟赛的事。省领导说国际赛事，用企业的名字冠名不妥，应该改成’中国福建国际龙舟邀请赛’，王主任让我来征求您的意见。”
“省领导说的都是对的”，不对怎么当官呢。“好吧，好吧，我没有意见。”
项主任欲言又止。“那好那好，我这就去向领导汇报。”
“又什么事儿？”
“还是国际赛事的事儿。”
在省体委办公室，项主任热情地泡了杯茶，端给曹德旺。
“实不相瞒，曹总”，项主任说，“如果改成'中国福建国际龙舟邀请赛'，作为一个国际赛事，排名就变成了第一、二、三、四名。原来定的'福耀杯'就只能做纪念杯用了。”
“我不明白。”曹德旺啜了口茶。
项主任犹豫着，像是在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曹总，事情是这样的。”他咬咬唇，“主任前段去印尼找了一个老板，他以融侨基金会的名义给了60万港币的赞助，这笔赞助比您的大太多了，因此需要调整。”
“哦，你们还可以这样做。”放下手中的杯子，曹德旺一字一句地说，“我今天告诉你，除非你不办这个赛事，要办，不要说我出了5万，就是只出5分钱和你签了合同，这赛事的冠军杯我就买定了，我绝不退让。”说完，站起来也不告别，径直出门上车回到宏路。
曹德旺虽然生气，但也不想和政府扯皮，所以让福耀公司公关部经理何丽去跟他谈。
“不论你同他怎么谈，我的条件是要我让出冠军杯，体委必须把钱退回，加上利息，同时要在报纸上道歉。”虽然明知何丽未必能做到，但曹德旺还是这么交代何丽。
何丽原是温泉大饭店公关部的经理，服务业出来的人，哪里有和政府谈判的胆？拖了一阵子，一直没有与省体委达成退款和登报道歉的协议。
转眼就到了比赛的日子。
那一天，曹德旺原不打算到赛场去。
一是那天有很多客人到福清来观看比赛，曹德旺要准备一桌子的酒菜接待客人；二是钱即使退不回，就算吃了个哑巴亏，同流氓也无话可争。曹德旺的打算是，叫公司传达室派个门卫去赛场，观看比赛，若有颁奖也不管是颁什么奖就让他去颁。
6月24日上午9时，一辆吉普车开进公司，车上下来一个人，拿着A4纸大小的一张大红请柬，“曹总，无论如何您一定要跟我去。我特意来请您去坐主席台和颁奖。”
“颁什么奖？”
“冠军杯啊。”
曹德旺说：“那好，走吧。我想你不会那么好死，这下可好，我想放弃与你吵，你却自找上门硬拉我去的，我倒想看看你准备怎么办。”
曹德旺就坐上车跟着他们去了。
一进赛场，走到主席台前，曹德旺就知道自己又被骗了。
曹德旺是怎么知道的呢？
看看主席台的座位顺序就知道了。
按照座位的排列顺序，曹德旺肯定不是冠军杯的颁奖人。人大主任坐第1位，副省长坐第2位，外商坐第3位，曹德旺坐在第4位，怎么会是轮到他颁冠军杯？
曹德旺也不吭声，坐下来，一边和副省长聊天，一边耐心地看完所有的比赛，耐心地看完颁完冠军、亚军和季军杯，耐心地等到他们叫自己上台颁纪念奖。
曹德旺的火，再也压不住，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这也就有了前头说的摔奖杯的一幕，被电视台朋友劝回。
曹德旺回到家里，睡了一会儿，气还是不顺。穿好衣，正想出门走走，一些朋友来了。
朋友中有一位是福州市的副市长明敏，问：“哎，曹总，为什么生气？”
曹德旺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这样看来，是体委做得不对。”明敏频频点头。
曹德旺：“他们在哪里？”
明敏：“在县政府圆形会议室里吃饭啊。”
曹德旺：“我去去就回。”
曹德旺不理会大家的劝阻，叫上驾驶员直奔县政府。
从宏路的工厂到县政府，不过15分钟的路程。
下车后，曹德旺直奔圆形会议室，开门一看，厅内觥筹交错，酒酣耳热，领导果然都在。
曹德旺径直朝主桌走过去，走到人大主任的身边，说：“主任，您必须叫体委把钱还给我，他是骗子，他骗我。”
领导原本笑眯眯的脸立马乌云密布，他放下手中的酒杯：“洪永世在哪里？”
洪永世是福州市的市长。他这边一问，听见的人立刻捅着洪永世：“主任叫你，快过去。”
曹德旺在主任身边，和他说话，他不理自己，却叫洪永世，曹德旺当然知道是自己惹人大主任不高兴了，他要让洪市长来处理自己。
洪市长赶过来，很紧张地：“老曹你跑哪里去了，喝酒怎么喝成这样了。好了好了，你先走。赶快走，赶快走！我明天会给你处理。”
洪市长明里是同曹德旺说话，暗里硬拽着他，将他一直往门口推。
一出门，洪市长厉声说：“你不要命了，快给我回去。”
第二天，因为省领导提出要处理此事，洪永世市长就约了市委书记袁启彤一同到省委。到了省委，汇报了昨天发生的事情经过以及领导要求说要处理的意见，所以特向省委汇报并请示该如何处理。
怎么处理呢？
省委书记、省长都坐在座位上，沉吟着。
书记笑着没有表态，省长呢，拿起杯子喝了口茶，说：“我看，登报批评他！”
市委书记袁启彤不愧是当领导的，有经验，一看两个领导的架式不同，就开口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市里先叫曹德旺做一个检讨，再组织一个调查小组，调查一下事情的经过，再批评教育他。曹德旺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他个性很强，不然也不会做出耀华那样的企业来。”
“好吧，你拿回去处理。”袁启彤这一表态，书记、省长均点头同意。
从省委回来的路上，袁启彤就电话通知福清的市委书记陈元春，立刻赶到福州。见面后，袁启彤大致传达了省委的处理意见，说:“你回去，跟曹德旺讲一下，能干也要收敛一点，锋芒不要那么毕露，到处得罪人家干什么？！叫他好好反省反省，就摔奖杯的事，写个检讨上来。这是省里定的。”
回到福清，陈元春把曹德旺叫到他的办公室。
“你这次篓子捅大了，好在袁书记保你。省委现在要你写检讨。”陈元春开门见山。
曹德旺：“谁说的？”
陈元春：“袁书记说是省长说的，要你写检查。”
曹德旺忍不住笑出声来，“陈书记，我升官了，真开心。省长叫我做检讨，最起码，我是厅级干部对不对？”
陈元春也笑了，“快回去写你的检讨去。要深刻，要注意事态的严肃性。”
回到宏路，曹德旺就坐在办公室里一笔一划地写《我的检讨》。
检讨要如何写？首先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写下来，从省体委主任第一次在哪里请吃饭，第二次在哪里请吃饭，又请自己做什么，第三次合同怎么签的，达成了什么协议，等等。最后，曹德旺写道：我的错，错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奖杯那一天我错不该去，二是错误地认为自己身为福耀的总经理，应该以维护公司的利益为天职。所以一念之差，在那样重大的国际赛事场合，把奖杯扔到水库里，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写完，自己先念一遍，有些小得意：什么恶劣的国际影响，但要表现检讨的深刻，只能自己往自己头上狠扣帽子喽。
曹德旺的检讨交上去后，袁启彤一字一句认真地看了一遍。自言自语，怎么干这种糊涂事？袁启彤把秘书叫进办公室，“你去复印，副市长以上人手一份。再复印几份，送给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人大主任等省领导。”
因为是在国际赛事上，又有众多媒体在场，这件事情后来传得很玄乎，人人都传曹德旺在国际龙舟赛上摔奖杯，会被抓。
看了曹德旺的检讨，省领导不再发怒了，摔奖杯的事，也渐渐地随着夏天的过去，鲜有人提。没多久，听说，省体委主任退休了。
当然，他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后来，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如果把摔奖杯的那画面福建电视台有编成新闻播出，会获得当年中国的优秀新闻奖。是不是真的，曹德旺不知道。此一时彼一时也。曹德旺只知道，比赛的当天，福建电视台播新闻时，有一个主席台的特写镜头，曹德旺在上面。
这个故事一时成为省城福州与曹德旺家乡福清茶余饭后的热点新闻，轰动一时，什么版本都有，一会儿传出曹德旺被北京抓走了，一会儿又怎么样了。更有那些自以为懂行的人认为大闹国际赛事，重则可判10—5年，轻则3—5年免不了；还有人说曹德旺太自不量力，不想想一个农民企业家，如果不是出了5万元钱，凭什么资格可以在这个会上主席台就座呢，还不知足。和其他故事一样，热了一阵自然就冷下来，在过几个月后，曹德旺又出现在省报的新闻里，而且是表扬性质的，此时社会又掀起一波传闻，多数议论的是曹德旺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中央有强势领导保他，曹德旺听了，一笑了之。
曹德旺很感激，很幸运，我确实遇到了一位好书记。
上文资料来自曹德旺《心若菩提》，以下为更精彩的办厂历程。
1987年春节前夕，我（曹德旺）接到县委通知，县委书记陈元春将在大年初一率队到工厂来慰问我们。升斗小民，能得到书记的慰问，也算是整党带给我的成果了。
中国的新年，很热闹的，尤其农村。
正月初一，陈书记如期出现在高山异型玻璃厂，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工厂，并向其汇报了市场情况后，书记很高兴说：“你做得很好，有没有考虑把它做得更大？”
“这个产业刚刚开始，如果说县里能够支持，让把工厂搬到宏路去，这个工厂能做得很大。”我诚恳地请求。
“哦。为什么？说来听听。”
“玻璃在我国尚未普及，拥有很大的市场。现在农村，很多农民的窗户用的不是玻璃，而是塑料薄膜。我现在做的汽车玻璃，效益不错，正是因为市场短缺，而我还只不过做了一点皮毛。这是一。高山这个地方，属龙高半岛的东南终端，缺水不说，更缺电。从县里送来的电到这里，经过多少个乡镇，遇上旱季限电季节，我们一周生产用电不足三天，这对企业来说是很不利的。这是二。我不讳言，也由于地域的关系，这里的发展落后，这里的人观念更落后。这是三。”走在陈书记的身边，我直截了当地说。
书记点点头，“你想法很好，还要继续完善。我回去组织一个会请你参加，听一听你的汇报再议。”
正月初八，我接到通知，到县里开会。走进会场，我发现书记、县长、各常委包括副书记、副县长，都在座。
会上，我介绍了高山玻璃厂汽车玻璃生产线的发展情况和它给工厂带来的惊人利润，同时告诉他们现在高山厂只能做钢化玻璃，如果要做更高级的夹层玻璃，则还需要引进更先进的设备。接着，对高山的投资局限做了重点说明。最后，我慷慨激昂地说：“汽车玻璃行业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我们中国大地上有那么多汽车，可是却只有我们高山在生产汽车玻璃，提供给市场。这个市场有多大？把高山异型玻璃厂迁到宏路，改成县里的合资企业，上夹层玻璃生产线，专业做汽车玻璃厂，我相信，有县里的支持，我会做出县里的一个重大产业来。”
“建这样一个厂，需要多少资金？”有人问。
“刚开始，也不需要多少，五六百万吧。”
“高山玻璃厂有钱吗？”另一位问。
“有。预计高山厂今年会有500万的利润。”我肯定地回答。
“投资与技术有没有问题？”陈元春书记问。
“除了高山厂自己可以解决一部分的投资资金外，现在外面有很多企业想与我合资，因此资金方面没有问题。至于技术方面，我可以请上海耀华厂帮忙。”我回答。
“对曹德旺的提议，大家有什么意见啊？”元春书记环视会场，领导们交头接耳，气氛热烈。
“这件事，初一的时候，曹德旺曾经同我汇报过，我认为行。曹德旺是一个人才，他的高山玻璃厂已经先行做了试验。我们都在乘坐汽车，我相信，你说的这个产业能做大。”他看看眼前的几位副县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翁国梁正在认真做着笔记。“县里成立一个筹建办，县经委、县侨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参加筹建办，翁国梁担任总指挥。”书记说着又将头转向我：“以后，有关汽车玻璃厂项目的事，你就找翁县长，他代表县政府。”会后，县委书记陈元春找来县侨乡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林厚潭，对他说：“曹德旺很能干，是做事业的，县里决定由你负责与曹德旺具体洽谈合资办厂事宜。”
合资公司决定选址宏路，宏路镇征了80几亩地，镇政府决定将原砖瓦厂旧址给合资公司，所得将作为资本入股，这是上海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征地后，第一个遇到的工程就是退土方。那时候我对退土方没什么概念，在讨论由谁来做时，董事长翁国梁把我拉到一边:“我外甥有做土建的事，退土方的活，他也能行。”
这才刚刚开始呢，就开始抢利益了？
“翁县，退土方的事，您外甥不会做，也没有什么利润，等基建时他再参与吧。”我想了想，决定先退一步。“退土方的事，还是再讨论吧。”
“你们退土方1立方收多少钱？”我问。
“1块钱。”闽侯人回答。
不会吧？！在到宏路之前，我特意就土方的费用咨询过曹宗辉，了解到市场的行情是运距在500米以内1立方3块钱左右。难道阿辉骗我？没理由啊。我并没有打算将这个工程交给他做，和他没有利益相关啊。
'1块钱，太贵了，8毛钱。”我还没有从1块钱的震惊中回复过来呢，这边翁县长竟然已开出了更低的价格。我索性不开口，静看他们的反应。没想到闽侯人居然一口答应了。“行，8毛钱就8毛钱。”翁县长当场拍板：就给闽侯人做。
“那就签合同吧，曹总，您看？”詹贤彬说，还真觉得自己的面子大了许多。我却不踏实，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不对在哪里，又说不出来。这时，我想起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便宜不要太贪，价格严重低于价值时，这里面就一定有问题。”保险起见，我说：“詹镇长，闽侯人是您介绍的，我不熟悉他，您可以用您的股份担保他不影响我的工程进度吗？如果可以，我们在这个合同上写明，如果工程进度受影响，我要您赔偿，把您的股份吃掉。”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是好朋友，我担保。”詹镇长想也没想，就在合同上签字担保。
合同签订后，我按合同的规定，让财务先打了10万块预付款给承包商。拿到预付款，闽侯人很高兴，到我办公室就将2万元塞给我。“你在这里也要开支，我先给你2万。”他边塞边说。
“放你狗屁，难道我的名字就值2万块钱吗？！”我放下脸来，厉声喝道。
“曹总，您先用吧，以后再讲。”闽侯人小声地说。
“你10万块都给我我也不要！你这样做在侮辱我！”我生气了:
“带上你的钱，给我出去！”
他收起来了，走了。第二天，又来了。一见面，就从包里掏出一个金手镯。“曹总，这是给您太太的，不好意思，一点点小意思。”他小心地赔着笑脸。
那金手镯，很重，大概也要2万元左右。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扔了出去？”我指着闽侯人骂道：“我扔下楼你还可以下楼去捡。你记好了，你若再拿过来，我就把你交到县里面去，我会退掉和你的合同。”
闽侯人呵呵呵地笑着，收回了手镯。那以后，他每天都等在筹建办的门口请我吃饭。
好啊，反正我一个人在这里也没有饭吃，你陪我吃饭有什么不好？“走吧，我们到外面的小店去吃。”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中午，闽侯人又准时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准备请我吃饭。我说：“你去叫詹镇长和书记，今天我们一起吃。”四人叫上菜，要了饭，边吃边聊。
我扒了口饭，笑着说：“今天下雨，明天街上可能鸡会很多，闽侯人，明天你是不是去买100头鸡回来，我们把舌头割出来吃百鸡宴。”
“行，没问题，曹总，我去做。”闽侯人没有听出我的弦外之音。
“老曹，亏你想得出来，有这么吃鸡的？”詹镇长和书记也没有听出来，反而跟着打哈哈。
我径自吃完碗中的饭，放下筷子。“告诉各位，我可不是说笑。百鸡宴吃完以后我要跟你们打官司，要把你宏路镇的股份吃进来，我要你赔！”我指着闽侯人，对镇长和书记说：“饭吃完后，你们两个领导到现场去看一下，工地什么进度啊，他根本就没有动。”
“什么进度？”镇长和书记一脸茫然。
敢情他们都忘记了自己担保的事儿了。
“按照合同，我们的工程进度现在只差20天就该完成了，可是”，我放下脸来，“你们等等到现场去看看，闽侯人做了什么。我今天先把话放在这儿，当初可是你们同意担保，你们要赔的。”
镇长书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饭也不想吃了。“都吃饱了，现在走吧。”
车子开到工地，果然，土方确实没怎么动。镇长书记跳脚了，指着闽侯人大骂。
闽侯人开口了。他这一开口，倒让我们没想到，“操--他----妈----的，答应老婆要跟别人睡觉，就要把枕头搬清楚一次亏个够。”
怎么回事？
原来，闽侯人雇人退土方的价格是每立方2.6元，每挖一立方他就要损失1.8元。那他又为什么同意按每立方0.8元承包呢？闽侯人说:“福清的规矩是先把合同拿到，然后通过送礼什么的做关系再来修改合同。”没想到碰到了我这么个软硬不吃的人，他只好这么拖着。
镇长和书记无语。
按合同赔偿，宏路镇的股份没了是一回事，若县上知道了，两个人的乌纱帽怕也就此掉了。两个镇领导决定倾全力支持闽侯人，把此前延误的工期赶回来。第二天，整个宏路镇的拖拉机全部开到工地退土方。加班加点，通宵达旦。看着工地每一天都在变化，我很高兴:这就对了。
那段日子，闽侯人可不高兴。逢人就说曹德旺这人跟狗一样。
有人告诉我，我笑一笑：我的确属狗的。
所有的土方工程完工以后，闽侯人来结账，压根没想多同我说什么，我把他叫到办公室。“闽侯人，我挺欣赏你的。”他以为我在讽刺他呢，很不高兴。“来，先喝一杯茶。”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递给他。“这次的合同，我原本是打算3元同你签的，我了解过市场的行情，没想到你自己报了个1元，最后还同意了翁县长的8毛钱，搞到我不知怎么回事儿。”
“唉，曹总，不说啦。”闽侯人一脸沮丧。
“后面还有什么猫腻吗？”
“哪儿敢？！全是按实际面积来的。”
“你前面做的事，我理解，你也是不得已。这样吧，这次你的教训也够深刻了，我相信也记得很牢了。土方呢，我按每立方2.8元付给你，不过”，我严肃地说：“再出什么纸漏的话我就跟你不客气。你要记住，我是老板你是打工的，不会让你亏本。那种你哭我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不是我的风格。”
“真的，曹总？”闽侯人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您按每立方2.8元付我？”
我点点头。“不过，以后你要注意，如果再碰到一个像我一样软硬不吃的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谢谢您，曹总。谢谢！谢谢！“千恩万谢地，闽侯人就差没下跪了。
从那以后，闽侯人就跟定了我。
自福耀的第一个工厂开始，福耀集团的所有厂房有90%都是闽侯人盖的，不仅福清的，辽宁的，重庆的，上海的，湖北的，广州的，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他盖的，就连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他帮我盖的。早期跟着我，后来他去成立房地产公司，成了影响一方的地产商，现在的财产也几十亿了吧。
闽侯人的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从那以后，我总是叮嘱下属，签订合同时，甲乙双方是平等的，双方要相互尊重，你不要骗我，企图从中牟取暴利，我也不欺负你，充分尊重你的劳动，一定要弄清对方的成本。
这条不成文的规矩，一直延续到现在。福耀的供应商不论大小，都乐于和福耀做生意的原因，其中就有一条：和福耀做生意，虽然赚得不多，但总是有赚，而且付款及时。
1987年春，在得知县委同意由我负责兴建一个合资汽车玻璃厂，同时决定厂址选定位于石竹山下的宏路棋山村后，我决定再上一次石竹山。
有了前两次抽签灵验的感受，这一次的大事，自然不能含糊。
上山后，我问仙公：“将工厂迁至宏路好不好。”烧香求得一签。签语说：
“一生勤奋好学，练就十八般武艺，
今日潮来忙解缆，东西南北任君行。”
什么意思呢？有了上一次小道士解签不对的经验，我拿到签就直接去找老和尚。
“这个签没有直接告诉您好还是不好，但非常明确地告诉您时运到了。”老和尚说，“您尽可以随心所欲，想做就做。您看”，老和尚翻开签书，招招手让我过去。“今天签的意思在这里：您从小苦练，到现在，已经拥有了十八般的武艺，您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从现在起，不论您去哪儿做什么，您都能去都能做。”
合上签书，“您的运气到了，今天从我这里出去后，您再也不要到这里来求问想做什么事了。”老和尚强调说：“不要问我。”
我相信了九仙公的劝导，从那以后，不再上山去问投资办厂的事儿。但遇上朋友有不解的事儿，我还是会经常带朋友上山，同时也奉上一炷香，以表敬意。
土方工程之后，就是盖厂房了。
董事长翁国梁来了。
“老曹，基建的事，你考虑一下，就交给我外甥，让他做吧。”
“那怎么行？”我笑着说，“我会跟您打架的。”
“不会，不会，我们打什么架？”
“怎么不会？您是县长又是董事长，您外甥在这里包工程我怎么管得住啊。”
“没有问题，你会管得住我外甥的。如果你发现哪里做得不好，你可以甩他几巴掌。”
看他那般坚持，我知道一点儿工程都不给，肯定过不去。所以，“这样吧，翁县长，写字楼很重要，就让您外甥做。工厂，就让闽侯人做，他这人实在，做的活也不错，前面做土方又亏了钱，基建就多少给他做点。您看如何？”
“我看可以。围墙也让我外甥一起做了。”翁国梁说。
“可以，不过，工程预付款必须按工程进度付60%,剩下的40%,必须等验收后再结算。”我说。
“没问题。就这样。”翁大县长挥挥手。他根本没有把这个约定放在心上。他一大县长，又是公司董事长，谁敢不给他的工程款？
后来发生的事，应验了我的推理：承包工厂主工程的闽侯人，有了退土方的经验，他干得很卖力。加班加点，实实在在的，提前完成了工厂的主工程。县长的外甥正相反，恰如我想的那样，自以为可以通天，所以不把人放在眼里，谁说的都不听，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延误了工期。下面的人向我汇报，我到工地检查，当着面说得很好听，但人一走开，就又乱来了，继续我行我素。为什么？他认为有他舅舅在，他包吃定我！
工程终于做完了，他走进了办公室。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在我的对面。
“曹总，工程我做完了，你把款打给我。”
“你说工程完了，要不要验收？”
“验什么收啊，楼在那里，墙在那里，你不会去看？！”
我没有不耐烦呢，他倒先不耐烦了。
“你知道你舅舅当公司的董事长，但是你不知道这里的董事会是把审批权交给我而不是交给你舅舅。你要拿钱就必须要得到我的同意。不信去问你舅舅！”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我们现在就下楼。我们一起到楼下去看看你盖的东西，包括这座楼，你自己看，随你自已挑，你挑哪一段我们就验哪一段，拆下去按照图纸验收，全部合格就付款。修复由我付款。如果不合格，对不起，整个给我翻开重建。否则，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哼！我就不拆。看我拿不拿得到钱！”翁国梁的外甥甩手就走。他当然不敢拆。他知道，墙的水泥标号什么的都有问题。
第二天，翁国梁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一进门，就指着我的鼻子一顿骂。末了，还不解气。“你信不信我撤你的职。”
“我信。权在您手上，您要开掉我这个总经理，随便开。但要开董事会讲清楚，讲完了我就辞职不干。”我接着说：“这是合资公司，不是您政府，这请您记清楚。”
翁国梁怔住了，他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回答他。脸涨得通红，气得话再也说不出来，打开门走了。他外甥的工程款，最终被我扣了30%。这个项目，他没有赚到钱，也从此不敢做福耀的项目。
我就这样，和翁县长结下了梁子。
这还只是开了个头。
当一切有了眉目，员工的招聘就开始了。
和高山招工时一样，还没有开始呢，早早地就有人打招呼，有人写字条。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里各科局写的信件超过了百件。如果用这种方式招工，不等于复制一个高山玻璃厂？都是这种关系那种关系进来的员工，将来企业怎么管？
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这一次招工，一个关系户都不招。
打定了主意，我决定先去寻求县委书记的支持。
“那书记您一张条子都不要写。”我盯着书记。
“你不相信我？”书记一眼看穿了我的小九九。“我会带好这个头，并说服大家。”
“要是碰到压力怎么办？”
“我县委书记在这儿呢，有事我会出面处理。你怕什么压力！”
这正是我要的回话。
有了书记的这把尚方宝剑，我还怕什么？
第二天，福耀招工考试的通告就贴了出来。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宏路和福清的南门都张贴了。
为了不走漏试题，我特意赶到福州，将福州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师请到温泉大饭店，出好题，在福州印好，再封存。一应手续同正规的考试，也正儿八经地印了准考证。
9月，福耀招工考试那一天，来了300多名考生。我亲自给他们发考卷，亲自在那儿监考。发试卷前，我对坐在福清侨兴轻工学校教室里的300多名考生说：“我刚刚听到你们中有的人说考不考一个样，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考得再好也没有用。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一定要认真地考，考试的目的就是要给你们公正！请相信我的承诺。”
我的话，有的人听进去了，认真地做着考题；有的人则一副考不考反正都有我的模样，没做几道题，甚至不做，只写了个名字就交卷走人。我不吭声。时间一到，收好考卷，封好姓名，装袋。我立即坐车将这300多份试卷送到了福州，再将考卷交给福州一中的语文老师评分。评好分，考试成绩一出来，我便把办公室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现在手上一共收到了多少介绍的条子？”
“大概1。。多张吧。”
“你在名单上将有条子写的名字都给我标注出来，然后送进来给我。”
过了一会儿，办公室主任敲门进来，将标注好的名单递给了我。我一看，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是没有条子的，“这样，你把这些条子上没有名字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到低排下来，打一份名单给我，并通知前100名参加面试。其余的考生待候补，有条子的暂时不考虑招。”
“不论成绩好坏？有条子的都不要吗？”办公室主任问。
“是，不论成绩好坏。凡写了条子来的，统统不招。”我反复强调。
“可是曹总，我真替你捏一把汗。”办公室主任一脸担心，“董事长，翁县长那天把1—10号的准考证拿去了，他还特意叫我跟曹总您讲1—10号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像是怕我不懂这意思，接着说：“意思是不论考好考坏这10个人都要进。”
“没有关系，不要替我担心，这10个，也一样，不能收，不论考好考坏。”
办公室主任正要出门，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他叫住：“你通知这些人面试。记住，教师的子女优先。”
面试的通知一出去，翁国梁坐不住了。他气呼呼地跑到公司。
“老曹，你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什么？”
“天地良心，翁县长，我没有一点儿要与您作对的意思。”我试图平息他的怒气，“翁县长，我知道我们这架总有一天要吵。您想啊，今天招工您为他写信，明天他迟到您也会为他写信，后天他早退您还要为他写信，大后天他偷玻璃估计您也得写信，您写不完的信，我也总不可能一一都能满足您，否则这工厂也办不下去了。对吧？所以我想，既然这架迟早要吵，不如趁现在有写信的全部不要，提前把这个架吵了，也除了祸根。”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如与对手交战，有本事你就要把马上的将军杀了，不要拿那些没用的开刀。要知道，杀一个将军，可以镇住下面的几千号人。”这也是古语常说的“擒贼先擒王”的意思吧。
有一次公司在福州开董事会，翁国梁又借机发泄，对我的建议横加否决。我的火气又冒了上来：“你没出一分钱在这里当董事长，却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这下，他气冲冲地离开会场，直接回到县里，向陈元春汇报，“曹德旺为什么讲这些话？”陈元春问他，他回答不出来。于是元春书记就叫县长邱玉清问我，县长打我的电话问：“老曹，我县里头非常支持你，派一个副县长给你当董事长为的就是支持你，你为什么说他’没有出一分钱在这里胡说八道？'”
“谁说的？”
“翁县长回来说的。”
“是这事，我专门回去跟县里汇报。”于是，我直接到元春书记办公室，将前一天开董事会碰到了什么问题，就这件事我讲了这句话。元春书记听了捋着下巴，思忖半晌：“这样，县里把翁国梁调回来，你来当董事长。”
“不要，我不要当董事长。”
“为什么？”
“书记，我认为我们引进外资首先要引进人心，这董事长，我建议让王宝光当。”
“不行。董事长你必须当。”没几天，县里就作出决议，以政府官员不宜兼任企业领导一职为由，免去了翁国梁董事长一职。决议上同时说明，董事长的所有事务向曹德旺移交。
书记以为这样我就无法不当董事长了。
但是，我当上董事长后，马上宣布一个礼拜之后再开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会上，我建议将王宝光作为董事长的候选人。
王宝光果然当选为新任董事长，我仍然当我的总经理。
我认为一个企业与一个人一样，要活着都需要有一颗头。企业这个人是法人，直接面向社会各界，做头的条件，一是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二是还要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去当头，相信等着你的恐怕就不光是福祉了。
1987年7月，中外合资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在宏路镇动工兴建。
按照采购合同，芬兰泰姆格拉斯公司要为福耀提供培训，同年11月，我接到芬兰泰姆格拉斯公司电报邀请函，邀请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派出技术人员到芬兰接受技术培训。
去之前，省外办专门组织我们上了一堂外事纪律课。
我们都知道，那时能出国一趟，尤其是公费出国是每个中国人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为什么呢？走出国门开了眼界不说，不花一分钱地出个国，还能给家里带回一个电器，是很让周遭邻居们钦羡不已的事。这种事，搁在外国人那儿，或者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国家每天补助9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这90美元，若每天省吃俭用，半个月下来，回国的时候，就可以给家里带回一个大件家用电器，比如冰箱、彩电或者三用机、洗衣机什么的。所以，很多出国考察学习的中国团队，不论什么名义，不论哪个省份，出国时一定自带二三毛一包的方便面，一定要住带厨房的酒店，至少也得能自己烧开水冲泡面的，一定希望当地的华人或者接待方能多请吃几顿饭……开始，国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这样的团队接待得多了，也就有了看法。国家的外事纪律主要防止出国人员借机叛逃和乱说话，对于这类的行为，却没有明令禁止。
知道我们要去芬兰，马上有人把他们出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嘱咐我们自己一定要带方便面、米，住的酒店一定要交代是带厨房的，等等。从省外办的课堂走出来，我立即召集所有出国培训的人员开会。
“外事纪律大家都知道了，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们要感谢政府给我们出国学习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把真的技术学到手。”我看着面前的人，他们都是福耀的精英，每一个人都已经分配好了各自的学习任务。“这次出国学习，政府有批给我们每人每天90美元，有人建议我们自带方便面省点花，省下来的钱可以带电器回来。”（有人笑了）我知道，这当然是一个让人心动的提议。
“我问过，不买东西的话，这90美元，足够我们在那儿的开销。因此，我建议我们这次出国费用，集中管理，吃完用完，若有剩下，全部上交。”我严肃地说，“我们不带方便面出国，我们也不要外国人请吃饭，我们不要为了什么劳什子电器在国外把自己搞得太狼狈！洋人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在国外，代表的就是中国。一个人要有人格，一个国家同样需要有国格！没有人格，没有国格，带多少东西回国都没有用！”
说着，我不容分说地，“我决定，这一次出国，除了茶叶一类的饮品，快速面什么的一包也不准带。钱，统一保管。”
抵达赫尔辛基时已是晚上8时许，接机的是香港人林镇华。林镇华是香港的代理商。接上我们后，他习惯地问我们是不是先安排酒店，然后请我们吃宵夜，我一看时间，接过他的话，“林先生，酒店的手续等等再办，我们都饿了，现在先去吃饭。”
“那好。”林镇华接受了我的建议，带我们到一家餐厅。吃罢饭,林先生正想去买单，我说话了：“林先生，这顿饭我们自己买单，您的那一份，算是我们请您的。”
林先生大概没有想到来自中国的一个考察团会请他，满脸惊诧。
第二天早上7时许，我们就都起床吃早餐。早餐就在入住的酒店里，是免费的，鸡蛋、火腿、面包、三明治、咖啡、红茶、牛奶等等，还很丰盛。那时中国的酒店还都没有免费早餐的惯例，所以，吃免费的早餐，于我们，还是很新鲜的。
同去的潘宜阳是福耀的模具师傅，他很爱吃鸡蛋，一次能吃十几个。在家里可能不会这么吃，但免费的似乎不吃白不吃。我偷偷地观察着，害怕他会因为吃十几个鸡蛋而被人见笑，结果没有。我这才知道，在这样的地方，有“只要你吃得下，随便吃，但不许带出餐厅”的规矩。
早餐免费。中餐在泰姆格拉斯公司的工厂里吃工作餐，所以也是免费的。我们要自己安排餐费开支的，实际上就只有晚餐一顿。下了班,离开工厂，回到酒店前，我们会在酒店附近的烤肉店和面包铺里购买好我们当晚要吃的菜，有时再买些啤酒或者泡些茶，晚餐就解决了。别以为我们是随意打发，芬兰的烤猪脊肉可是有名的好吃，有烟熏的味道，也有炭火烤出的扑鼻香，肉质鲜嫩可口，用餐刀切一块放入嘴里咀嚼，再饮一口啤酒，那滋味儿，到现在想起来还让我满口生津。
在赫尔辛基的时间不长，不过20多天的时间，我们牢记着肩上的学习任务，总希望能尽可能多地从泰姆格拉斯学走我们想要的知识。每天晚上吃烤肉的时间，就成了我们大家交流当天学习心得，讨论第二天学习计划的好时间。我没有具体的岗位培训任务，因此，我给自己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车间里转悠，尽可能多地了解烘弯夹层车间的流程管理、质量检测等一系列知识，车间里的各种表格，各种管理工具，有不懂的就问，看见有字的纸条就悄悄地留起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过得很充实。很快我们在赫尔辛基已经过了三周。
那个周末，林镇华先生说：“今晚，泰姆因集团总裁请大家喝鸡尾酒。请大家回到酒店后换上正装，一会儿，销售总裁夫妇会开车来接大家去，总裁会在酒廊里等。”
“为什么总裁请我们？”
“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林镇华说，“总裁讲，他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做玻璃的人。”
“是我们向总裁汇报了你们在这里培训的情况，不同于其他的培训人员，你们总是很认真地学习，而且最怪的，是你们没有大箱小箱带着快速面，吃饭也都是自己解决，不像其他团队，周末总想要人请吃饭带着出去外面玩。”
那天，我们在夜总会喝了很多的酒。我们中间，除了来自大上海的李维维会跳交谊舞，其他人都不会跳，所以就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喝酒聊天看老外跳舞。总裁夫人很漂亮，夜总会里很多人请她跳舞，一曲舞罢，男士总要送她回到座位旁，临别还要俯身下来亲吻她的额头或者手背，再退回自己的座位。
周敬泉、林雄他们看得稀奇，就问：“老板，总裁就在这儿，他的老婆被人搂着跳舞还要被亲，他怎么受得了？要是我们中国这样跳的话就要打架了。”
“哈哈，这是富国的跳舞形式吧，富国的跳舞就是随便跳。我们中国现在是穷国，所以穷跳，自然不一样。”其实我那时也不知道，那其实是西方人的礼节，一种尊重，和富国穷国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周一，泰姆格拉斯销售部经理带我在工厂的各部门走了一圈，最后到了实验室。他指着实验室内的一台设备说：“这台HTBS,不用模具就可以做边窗玻璃。”
“多少钱？”我心念一动，几乎是下意识地问道。
“190万（美元）。”
“买不起。”我摇摇头，“太贵了。”
“没关系的，我也只是先让你看看，让你知道我们实验室里还有这样的设备。”
“要是你愿意100万（美元）卖给我，我会考虑买一台。”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砍价，完全是试探性的。我很中意，却无法在刚刚买了他们的烘弯夹层炉后紧接着再花近200万（美元）来买另一台设备。
“太低了。”他耸耸肩，摊开双手，眼神有些特别，似乎我没有钱是他的责任。
回到福州后，我脑袋里怎么也放不下远在芬兰赫尔辛基实验室里的那台HTBS设备，总是浮现出“HTBS每40秒钟流出一片边窗玻璃，转而变成几百元钱”的画面。
上董事会讨论，有人提出：“高山厂生产的就是钢化玻璃，福耀要上钢化线，那高山厂怎么办？”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说，“我也考虑过，我的意见是关掉高山厂，我也能集中精力管理福耀。”
“高山厂又不是您一个人的，怎么可能您说关就关？”有人说。
“高山厂我有50%的股权，因此我有50%的决定权。另一半是镇政府的，他们没有经营能力，他们参股主要是想分红。所谓分红就是钱。我若同意将我的50%股权拥有的资产赠送给高山厂，作为关闭高山厂的条件，当然福耀也应该拿出至少50万元人民币补偿给高山厂。再说高山镇政府也是福耀的股东，对福耀有利的事，应不会反对。”我补充道：“用这种方式关停高山厂，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自愿放弃高山厂50%股权的资产，高山厂也就没有反对的声音。高山镇与董事会也接受了我的建议。
然而，董事会虽然同意我的意见，但对要不要上钢化线还是有点儿小肚鸡肠：只要不要股东们再拿钱出来，你能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正当我为要上这个项目筹款感到为难的时候，福州一个金融界朋友告诉我，只要有好项目，现在这个时候，资金不应是个问题。他专门给我上了一课，关于国际融资种类及必备条件，让我大开眼界。最终解决这个项目资金的办法：我们选择了融资租赁手段，由省华福提供资金，县里的侨乡投资公司担保。
至此，我已说服高山厂的股东关停高山厂，筹到了项目资金。选在第一个夹层玻璃项目顺利投产后的1988年6月向芬兰正式发出HTPS报价邀请。外方很重视，派了三个人过来，几轮艰难谈判，最终我以108万美元买下了该公司试验室这台设备，成为全球这种设备的第一个买家。
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这台设备在1989年4月投产后收回全部投资只用了6个月。更关键的是，赚到的还不仅是金钱，更有价值的是自信，以及股东与银行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