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冲 |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导读】近期，包括中国足协主席在内的一些足协重要官员相继被查，中国足球再度陷入舆论风波。有媒体评论指出，在中国足球国际排位及声望下降、足协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中国足球要从足协主席“抓”起。但是，从各足球强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职业足球处于足球发展“金字塔”的顶端，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瓶颈，恰恰表明中国足球的社会基础薄弱与社会足球发展不足。
本文以加纳足球为例，从社会基础角度分析足球发展的可能路径。加纳位于非洲西部，曾在1963年、1965年、1978年和1982年四夺非洲杯冠军，三次打入世界杯，并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中闯进八强。加纳素来盛产天才球员，如有“非洲水牛”之称的埃欣，并有大批球员在英超、西甲、德甲效力。
在作者看来，足球在加纳的兴盛，一方面源自足球自身魅力，另一方面，足球为族群竞争与反殖民活动提供了可能。在加纳，足球已与其社会文化高度融合：其一，足球是其教育体系的竞争者；其二，足球是其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其三，足球为年轻人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并弥合政治与经济震荡对于年轻人的阵痛。在此背景下，以足球为志业、通过足球的社会竞争、发掘足球的生命意义，构成加纳足球发展的三种面向。这也为中国足球拓展社会基础提供了海外镜鉴。
本文原题为《足球在加纳：生存、荣耀与竞争》，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1期（2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足球在加纳：历史与现实
经历了漫长的族群竞争，在17世纪后半叶，一个逐渐强大的阿肯人分支围绕中部城市库马西建立了阿散蒂帝国。他们取代了落寞的登基拉（Denkyira）帝国，之后又打败了南方的不同部落，直到整个海岸地区都纳入了阿散蒂帝国南方省份的版图，阿散蒂人成为“黄金海岸”的王者。然而，阿散蒂人的统治并不稳固。离统治中心较远的沿海的芳蒂人开始控制一些海岸小国，同时建立起与海岸地区的欧洲人的贸易联系，开始反抗阿散蒂人的绝对统治。当英国人最终控制黄金海岸之后，他们和芳蒂人联合起来，一起对抗阿散蒂人向海岸的扩张，双方不断发生武力冲突。凭借武器优势，英国人逐渐开始控制内陆地区，于1874年攻入库马西，火烧该城，迫使阿散蒂人向其赔款，并保证内陆的商路自由。阿散蒂帝国逐渐式微，最终于1901年成为黄金海岸的一部分，服从殖民地联邦立法会通过的法律。从此，阿散蒂人与其他区域、不同族群的冲突和竞争就构成了加纳历史的主调之一，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019年11月，我前往加纳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原计划是在一家位于加纳中部小城、进行蓖麻种植和推广的中国企业进行调研，却收获了一个意外惊喜——当我在阿克拉、库马西、塔奇曼、恩科兰扎和塔马里这些城市和乡村的游历时，我观察并体会到了足球对于加纳当地人的深厚意义。
加纳的足球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来自英国的殖民者把足球带到了黄金海岸之后，足球就迅速从沿海传遍加纳全国，成为当地人最喜爱的运动。足球在加纳（甚至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期传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一方面是因为足球运动的竞技本质契合了男性彰显男子气概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足球为族群竞争和反对殖民主义提供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合作和竞争形式。珍妮特·利弗（Janet Lever）在《足球狂热》中以巴西足球为审视对象，提出在现代民族-国家，足球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运动，能够使复杂多元的社会获得空前的凝聚力量。事实上，在1957年庆祝加纳独立的活动中，足球就被赋予了类似的作用，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邀请英国足球明星斯坦利·马修斯（Stanley Matthews）加入一支加纳球队踢了几场比赛，以宣传全国足球联赛的创建，其目的之一就是在新独立的共和国中培养一种民族认同感。这一时期，加纳国内的主旋律依旧是“阿散蒂的动荡”，阿散蒂人不愿意成为新成立国家的一部分，但他们最后也未能成功独立。
独立后的恩克鲁玛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为了将620万加纳人带出贫困的泥淖，恩克鲁玛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核心是推进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但加纳自身的财力却无法提供这个庞大的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因此只能转向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更重要的是，政府主导的发展计划开始触犯不同利益集团（如酋长和外国资本）的利益，这直接导致了1966年恩克鲁玛政府被军事政变所推翻。此后数十年，加纳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军事政变不断，政权更迭频繁。这一过程同样给加纳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罗林斯（J. K. Rawlings）军政权上台之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条件，开启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结构调整计划”。
此后三十年，加纳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同一时期，只有其他五个发展中国家达到了这一成就。但是对于普通加纳人而言，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代表个人生活的改善。虽然以加纳为代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GDP处于稳定的上涨之中，但这更多是得益于出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几内亚湾油田的发现及开采，而快速上涨的人口也使加纳国内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快速都市化的同时，加纳国内工业的低速发展却无法为年轻人制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发布的报告，48%的加纳年轻人（15~24岁）都处于失业或非正式就业状态，这一数据在最近几年有增无减。在这种现实情况下，足球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改变加纳人生活方式的职业选择。它在国家认同、族群荣耀等集体意义之外，产生了一种可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可能有所回报的个人内涵，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可以使加纳年轻人逃离现有处境的新手段。
▍走出去：以足球为志业
奥乌苏（Owusu）是我调查的中国农业公司的本地司机，他的年龄在50岁上下，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大儿子科多姆（Kodom）今年14岁，10岁时便加入当地的一家俱乐部开始进行足球训练，训练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他会从上午六点踢到九点，再从下午四点踢到六点半。每逢周六，他所在的俱乐部通常会安排与其他俱乐部的比赛，有时候在恩科兰扎小城内，有时候则会随队前往附近的城市，比如塔奇曼（Techiman）和金坦波（Kintampo）。另外两个儿子是10岁的迈克尔和4岁的里奇，迈克尔也即将加入足球俱乐部，而在六年之后，里奇也会跟哥哥们一样开始他的足球生涯。
作为公司的司机，奥乌苏每月工资约为800塞地，这笔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每月，他总会找公司负责人借两三次钱，以应对不时之需。但在将儿子们培养成足球运动员这件事上，他的态度则十分坚决：“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流程，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好的足球运动员，但是因为家里太穷，没钱给教练，最后错过了机会。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科多姆踢中场，是非常有才华的组织者，昨天的比赛他就用一个助攻帮助球队赢得了胜利。迈克尔现在也开始展现出足球天赋。他们肯定要往专业足球运动员的方向发展，这是最适合他们的一条路。”与奥乌苏类似的人生故事，几乎发生在我遇到的每一个加纳男性身上。在他们的描述中，自己年少时“拥有惊人的足球天赋”，但总是因为各种缘故或意外而没能兑现，所以他们现在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在加纳，学校的正式教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合适，甚至是唯一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但在目前，加纳人完成正规教育的成本在不断上升，而得到的经济回报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加纳人不再相信正式教育会给他们带来可靠的就业机会。足球逐渐开始成为正式教育的竞争对象和替代选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欧洲最好的足球俱乐部里踢球的运动员中，就不乏加纳运动员的身影。而在国内外媒体加大对足球商业化的渲染以及对足球运动的美化之后，加纳人对足球职业寄予的希望就一直在不断增强。“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使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媒体内容更加自由化，也带来了这些国家电台和卫星电视台的激增，它们开始获得解说和分析足球的权利。通过比赛转播、赛后回顾、专家解读等不同的节目形式，新式媒体技术促使非洲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足球明星成功事迹的广泛传播，强烈吸引着加纳年轻人的目光。在加纳本地媒体的渲染中，成功的足球运动员被塑造成榜样，同样也是每个加纳人想象中未来的自己。
只需稍微观察一下加纳首都阿克拉大街小巷上竖立着的各色广告牌，就能发现其内容基本分为四类：政治活动、商业广告和商业活动、宗教宣传以及著名足球运动员。其中一块广告牌属于加纳国家队队长阿萨莫阿·吉安（Asamoah Gyan）：他放松地坐在草坪上，手臂撑地，微笑着向大家宣传自己新开办的体育中心。吉安出生于贫困家庭，作为如今加纳最著名的球星，他在2003年开始足球生涯，之后前往欧洲联赛，浪迹于意大利、法国、英格兰的顶级联赛。在2012年转到阿联酋继续职业生涯时，他在西亚联赛的出色发挥吸引了上海上港队的目光。彼时，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正处于泡沫鼎盛期，2010年恒大地产入主广东队后，以超高薪聘请巴西等国的外援。为了提升竞争力，中超球队陆续加入寻找顶级外援的“军备竞赛”。2015年，上港队用1200万欧元转会费将吉安带入球队，但他在上港队的发挥并未达到预期，在两年后又返回阿联酋。虽然在中国联赛未取得赛场上的成功，但是在经济上，他获得了比很多欧洲联赛的大牌球星更高的收入——两年共计2400万欧元的工资。现阶段处于半退役状态的吉安，凭借踢球积累的收入，正在加纳进行广泛的投资，涉及足球培训、网球、娱乐以及航空公司等多个行业。
对于普通的加纳人来说，类似吉安的故事是足球能带来成功和财富的最好证明。加纳年轻人对足球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其他地方的生活比这里好”的信念通过各种媒体、商品和意识形态传播不断加强，“走出去”逐渐成为加纳足球运动员的共识。特别是在将国内的经济泥潭与出国后的收入相比较时，巨大的经济差距带来了强烈的吸引力。疲软的国家经济状况往往起到推走球员的作用，而富有的国外联赛能够提供无与伦比的经济回报，这是拉动球员往外走的最重要的动力。然而，媒体通常只关注和传播成功的故事，从而助长了一种足球运动员容易成功的假象。事实上，与那些通过足球获得成功的非洲球员相比，绝大多数试图在国外寻找机会的加纳足球运动员都失败了。
一方面，欺诈在足球移民中盛行。2011年8月，《阿克拉每日导览》报道，70名加纳青年球员被骗到毛里求斯，经纪人声称可以帮助他们进入毛里求斯俱乐部踢球，同时他们也可将毛里求斯作为前往欧洲俱乐部的中转站，每个人交了数千加纳塞地作为差旅费和佣金。结果，他们刚落地毛里求斯就被经纪人甩掉了，有人还因非法滞留而入狱。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作为前往欧洲的跳板，是很多加纳甚至非洲球员“走出去”的第一步。数以千计的足球运动员在家庭的支持下，以不同方式前往摩洛哥，他们得到经纪人的保证，会帮助他们从摩洛哥进入欧洲俱乐部踢球。到达摩洛哥之后，他们却立即被遗弃在街头，自此陷入对家乡生活困境的回忆和对未来欧洲生活的想象之间，既无法前进也无法返回，处于脆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态之中。另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国家的移民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给加纳青年前往欧洲踢球的梦想带来了新的困难。加纳和西非的青年形成了“西方正在加速关闭”的印象，他们逐渐认为，通过官方渠道获得前往欧洲国家的签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东南亚、中东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成为非洲运动员淘金的最新目的地。
不过，那些没有成功走上职业化道路的加纳男性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创办自己的“colts”足球俱乐部（业余青年足球俱乐部）。马克是恩科兰扎小学的老师，平时在学校教数学和契维语（twi），与大多数加纳男性一样，他小时候也是足球运动员，但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最终没有成为职业选手，毕业后成了老师。因此他在学校教书的同时，也教孩子们的体育课，如足球和手球。他计划建立一个业余足球俱乐部，在学校后面一块已经烧焦呈黑色的土地上建成足球场，作为俱乐部的训练场所，但是因为资金缺口，这一计划暂时还处于停滞中。
加纳的业余足球俱乐部一直都存在，过去通常由商人、政客或退役的足球明星创办。21世纪初以来，普通加纳人也开始深入参与其中。有两个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首先是加纳足球联赛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职业化，足球转变为一种商业活动，商业赞助和球员买卖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其次是国际足联在2001年颁布了国际转会规定，严禁未满18岁的足球运动员进行国际转会；同时还规定，为鼓励俱乐部开展青训，从足球运动员的第二次转会开始，这名球员12~23岁期间效力的俱乐部将从转会费中获得部分经济补偿。经济补偿的数额，少则几百美元，如果涉及欧洲顶级俱乐部的转会，则可多至百万美元。这刺激了加纳人创办足球俱乐部，培养青年运动员的热情。有学者在调查中利用2011年加纳足球俱乐部的数据（注册工作未完成），估计当年加纳的12个地区将有700个俱乐部参加比赛，其中仅阿克拉地区就有240个俱乐部，注册的青年球员数量估计在25000人左右。这些俱乐部的所有者大多数是像马克一样20至40岁的年轻男性，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建立球队，将自己看作企业家，而球队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企业。
▍族群与政治：足球的荣耀竞争
足球加强了加纳人的集体认同。当加纳国家队参与各类国际赛事（特别是世界杯和非洲杯）时，国内所有不同区域的球迷都成为其拥趸，在这些时刻，足球作为一种媒介，将不同族群和不同阶层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加纳人对“加纳国民性”的身份认同。2010年，加纳成功打入南非世界杯8强，追平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足球带来的国家荣耀感达到了最高点。但与此同时，足球在加纳也有另一种深层隐喻：由分裂造成的冲突。这种冲突与欧洲球场内外的足球流氓（hooligans）不同，它不仅仅是情绪的极端发泄或者失控的暴力行为，而是根植于加纳历史深处的族群分离和地方政治对立的传统。这种双重性从足球在到达加纳的第一天就已生根，并在随后的历史中不断发酵，形成了现在的图景。
足球在加纳传播的历史过程，与如今足球运动员的流动路径正好相反。足球运动首先出现在海岸角、阿克拉这样的南部沿海城市，然后传入位于中部的库马西，最后传播到更北方的城市及乡村。如今足球运动员的流动则从北方区域流入库马西和阿克拉，最终通过南方的公路网络和阿克拉的国际机场流入国际市场。这种转变也暗示了两个城市的历史和现在的地位变化。曾经的库马西是阿散蒂族建立的王国的首都，是“黄金海岸”的统治者和中心，接受周边族群的朝贡。随着时间的发展，占据海岸线地理优势的阿克拉建成了港口和国际机场，与外界的接触使其很快成为加纳新的经济中心。加纳独立后，阿克拉成为首都，取代了库马西的政治中心地位。库马西在与阿克拉的政治经济竞争中逐渐落入下风，这种转变造成了深深的失落感，萦绕在阿散蒂人的心中。来自阿散蒂区域的球迷坚定地支持他们的主队，试图在足球竞争中寻找一些往日的荣耀。
除了球场上的暴力冲突之外，两支球队之间的竞争也弥散至族群和政治领域。它们的名字各自具有明确的身份含义。科托科是阿散蒂族（Asante）的俱乐部，这个名字不仅可以唤起阿散蒂人的自豪感，而且能够唤起阿散蒂民族主义的情感；而橡树之心是加族（Ga）的俱乐部。科托科是执政的新爱国党的俱乐部，橡树之心是他们的反对党——全国民主大会党的俱乐部。加纳前总统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曾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橡树之心是全国民主大会党的俱乐部。在两个俱乐部的比赛中，他曾穿着代表橡树之心的彩虹色衣服到现场观看比赛；在他当选总统时期，其政府也会采取一些对科托科俱乐部的压迫和歧视行为。在阿散蒂人看来，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在攻击一个足球俱乐部，更是在试图压制不同政党和族群的社会地位，因为阿散蒂的民族意义也被包裹在俱乐部的内涵之中。
与政治和族群的紧密联系增加了加纳足球的复杂性，来自不同族群、区域和政党的球迷们在足球这一场域内共同竞争，试图获得一些超越生存以外的意义。足球所提供的身份认同给他们带来了群体满足和情感激励，为他们的生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也是足球能给失落的加纳人带来持久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梦想与现实之间：足球的生命意义
从“奥乌苏”们的表现和言语中可以观察到，球员们意识到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和运动能力具有商业价值，这是他们将足球视为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虽然困难重重，和马克一样试图创立足球俱乐部的加纳年轻人，也在努力抓住足球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本地价值，以此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些位于全球南方的年轻人努力应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意识到正规教育无法带给他们一个可接受的未来之后，他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采取各种创新策略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前景，足球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在内外部制度因素的共同限制下，足球所提供的却只是另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局，它无法为加纳人提供解决生存的最终答案，只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看似可以追求的成功“幻象”。更重要的是，这个困局不仅限于加纳，也是撒哈拉以南其他非洲国家所共有的。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受制于内外部制度因素，不断收到负面反馈的情况下，仍有越来越多类似于奥乌苏和马克这样的普通人选择将足球当作他们的谋生手段？除了足球给予了他们摆脱底层泥淖的希望之外，另一个可能原因就是足球本身带来的快乐。传出一个好球，完成一次过人，射入一个进球，对于参与者（球员和观众）来说都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享受，这种情绪上的共鸣能不断产生深层次的归属感，也许为他们提供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当我在不同的村庄调查时，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自上午八点开始，从四五岁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学生，不同年纪的孩子们轮流到操场踢球，偶尔还有老师在一旁指导他们如何发边线球、组织进攻，如何安排防线。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学生不论年纪大小，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认真地对待每一次触球机会，尽管他们只会用“功利化”“光荣化”的语言来表达热爱。这是一场市场逻辑与个体原始冲动之间的角力，前者看似覆盖、统摄了后者的表征方式，但并未泯灭和掌控后者的一切。
本文原题为《足球在加纳：生存、荣耀与竞争》，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1期（2月刊）。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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