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日伪统治区的我，一方面可以说是受日本人的直接和间接刺激，一方面可以说是受张学良对东北体育的奖励而成长起来的。
在腐败、没落的旧中国，不但经济落后，体育成绩亦低得可怜。1932年前后的全国最好成绩，男子标枪只有46. 70米，女子标枪仅为24. 20米，男子跳高为1. 84米，女子跳高不过1. 26米。我自幼好动，一心想借体育运动发愤图强，以求压倒日本人。小时候，在大连沙河口中心小学读书，与日本寻常小学一街之隔，放学后，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经常打群架，中国孩子中数我年龄最大，打架时总是我冲锋在先。后来让日本教师知道了，使劲地打我的耳光，并在石灰地上下绊子，摔得我很痛。从此，在我心灵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就下决心拼命地踢足球和跑，遇到与日本学生比赛足球，我就狠劲地踢日本学生，以此报仇雪恨。就这样，无形中使我的短跑提高很快。14岁时，在关东洲主办的洲内外中日中小学田径对抗赛中，我的百米成绩达到11. 8秒，400米的成绩已达到59秒，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中学生水平。我在大连二中肄业后，每天都在谭家屯运动场（现在的大连市人民体育场所在地）埋头苦练。1927年，我在大连中华青年会主办的春季运动会上，百米成绩一下子提高到11秒（当时与周文圃成绩相同，但我名列第二）。1927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东北大学赴大连比赛的足球队发现，遂辞去大连玻璃制品厂学徒的工作，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读书。在东大期间，我曾随东大田径队利用假期赴哈尔滨市训练与比赛，每星期六与俄侨对抗；归途中，又与长春市南满株式会社所属日侨进行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我的民族责任感，求胜心极强。一次在哈尔滨体育场（270米的跑道）与俄侨对抗4×400米接力，我接第四棒时落后六七十米，直到撞线时，我反而领先10多米，把在场的俄国裁判看得呆若木鸡。后来相继参加了1929年春在沈阳举行的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和同年10月举行的中、日、德田径运动会，当时我的百米成绩已经达到10. 6秒，200米21. 6秒，这个成绩已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好的成绩，世界上也是名列十名以内的。1930年又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和5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运动会，在这两次比赛中，因赛前在上海练习时腿部肌肉拉伤而带伤比赛，我都未能跑出好成绩。
对于我在体育运动中的长进，日本人是了如指掌的。
我和于希渭原被日方充任为“伪满洲国”代表，如今一变而为堂堂的中华民族代表，日人之奸计亦不攻自破！
到上海
第二天上海各报均刊登有关消息和照片，一时间轰动了整个上海。由于我长时间困守车中，身体疲劳已极，4日下午便来到中华体育场练习。练习时有无数观众围观，记者紧随采访，来访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在沪三日，真是应酬无虚日。5日午后在八仙桥青年会（当时青年会总干事是黄仁霖先生）九楼招待各报体育记者，主要由郝更生报告此次我国选派代表出席奥运会之经过。6日下午，上海市体育新闻界于四川路邓脱摩饭店为我们三人洗尘。7日晚由体育协进会主持，上海24个团体近2000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宋君复和我饯行。上海狐狸电影公司于6、7两日上午邀我们三人在中华体育场拍摄有声电影，以备随轮船寄往美国上映宣传，可惜两次均因机片损坏而终成泡影。新衣亦在上海连日赶制而成：法兰绒上衣，左胸绣中国国徽，白色的哔叽裤子，另有燕尾服和漆皮鞋，专为跳舞用。原定乘麦斯开轮，宋教练恐我晕船，不惜白贴美金36元，改乘邮船威尔逊总统号，每人花美金400多元。我们办妥护照后，只待起程。
黄浦江畔盛大欢送会
唐人街的盛会
照完相，紧接着在该饭店的大厅里举行欢迎宴会。主持人操一口广东话，先致欢迎词，宴席极为丰盛，亲人相会于异国，犹如在家中一样，席间频频举杯，感慨万千。快到结束时，我致答谢词。
此浪未落，彼浪又起。宴后，又应广东侨胞邀请，在该饭店举行一次“刘、关、张”结盟会。据了解，这是广东省的民间风俗，有帮会性质，凡有“刘、关、张”三姓的人，在他乡相遇，仿《三国演义》上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拜的故事，皆称弟兄。我姓刘，排于三姓之首，所以又曰“认大哥”仪式。会上主办人赠“刘大哥”一枚特制的金质大奖章，以表敬仰和鼓励，这枚奖章一直珍存身边，不幸于1938年在湖南长沙市一场大火，所有衣物及纪念品全部被烧光和遗失。
赴 会
第十届奥运会参加选手人数之少，实为1908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其故由于世界各国经济萧条，如巴西政府财政困难，选手旅费无着，政府给以该国特产咖啡5万袋在洛杉矶廉价出售，以充旅费之用。又因此次各国对出席选手，皆选之又选，非有把握者均忍痛割爱。各项选手均系国际运动史上荣膺明星头衔之好手，芬兰所派代表只限于田径选手，瑞典因注重拳击，派一拳击劲旅参加。英国的标准，倚重在质而不在量，深知重量拳击等运动非美、德之敌，绝不派一人出席，而只派径赛选手，田赛亦无一人。法国与波兰、匈牙利、澳大利亚等国方针，不在全队总分，却注意个人锦标。我国此次派我出席，尚属初次，其成绩在世界舞台上固难与列强一较，但是能有单刀赴会之壮举，聊胜于无；尤其是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实为快事。
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之水陆选手，会前均以全副精神从事练习。陆上选手分在各高等学校操场练习。一时间，各国均派出侦探，手持记时表，分赴各校侦察各国选手的成绩。日本因航行便利，较其他欧美各国早日到场，人选整齐，意在争霸一番，而德国之雄心亦不在日之下。日本男选手，白天准时练习，晚间在宿舍听讲演训话，9时就寝，早晨6时起床，尚无脱线行为。而法国男选手则不然，每日仅在运动场上练习一二小时，即匆匆回到旅舍化妆，大施美颜之术，然后与各国异性周旋，作为精神慰藉。作为中华独生子的我，原本与日本南部忠平（跳远和三级跳选手）、鹤冈（高栏选手）等为好友，在大连时关系颇密切，且天天相偕在大连运动场练习，唯自“九一八”事变后彼此翻脸，此次运动会，无论在练习场或路遇，不打招呼、不交谈，反以仇眼相视。
竞赛场四周插有50个国家的国旗。大会的徽章系一五色平排之环（五色环），在大会正门上首高高耸立。观众15000人，计有2000选手参加检阅。幕启时，各国代表及男女选手入场，在跑道内沿外绕行一匝，由500人组成的大军乐队在前面导引。希腊本是奥运会的创始国家，因此首推该国代表队居游行第一队，其次按国名英文字母先后依次顺序排行，美国队以地主居末位。每队由一专人持国名旗前导，持国旗者随之，后面即为职员代表及选手。经检阅台前时，全体举手示敬。检阅时，最生动的表现要算200人的美国队，穿的是白条子蓝上衣、白短裤，黑白相间的运动鞋和草帽，胸前的合众国盾徽最引人注目。我国代表队以第八位入席，代表队成员系临时拼凑而成，由刘长春执国旗，沈嗣良为总代表 继之，随后代表四人，即宋君复、刘雪松、申国权、托平（托是美国籍）。入场毕，队员依次排列场内。首先由美国副总统寇蒂斯宣布正式开幕，辞毕，在大会会歌乐声中奥林匹克会旗徐徐升起，大会火炬燃于一高柱之上，象征着世界和平的2000只气球和数千只白鸽飞翔满场，鸣炮声十响。最后全体选手庄严地朗读奥林匹克誓词：
我等誓愿参加奥林匹克大会，作忠诚之竞赛，并愿遵守一切规章，依照运动家之精神参加各项竞赛，以博我等国家之荣誉及运动界之光耀。
开幕式历时两小时，下午四时半散会。
幸运的是我保存着比赛过程中所写的日记十余篇，虽很不成样子，但多少能帮助回忆当时参加大会的一些实况，现摘录于下：
7月31日
（下午）1时乘车抵运动场，先在外边“预备场”上练习，即返休息室，3时百米预赛，第二组共有六人，只取三名，起码头五六十米在先，约至80米后，后来者均居上矣。跑毕，个人亦觉奇怪，何以起码有如是美姿？发令员与评判员亦以余之起码与前50米为佳，惜毕业考试一月及舟行劳顿，缺少练习，未能上名。设抵洛杉矶后，再有一星期之加油，或不致名落孙山乎？第一名星卜森，胜余有4码，成绩10. 9秒，余居第五，当在11秒左右，尚可留为纪念。
浴罢，与宋作壁上观，每项前三名将优胜国国旗悬挂高竿，音乐既奏，全场仕女起立致敬，余对之频添无限感喟。但观各项动作，并不比祖国出奇……
8月2日
（下午）3时使人血轮紧张之200米预赛开始矣！
余在第三组，是组有黑炭墨脱加夫在内（百米决赛，仅负2英吋于吐仑）。起跑后至170米时尚居第二位，不幸最后20米内被人追过，结果第四。宋、刘、沈三君云，二、三、四、五名均在两码内之前后，第一胜有3码，成绩21. 9秒。后看800米跑决赛，英人范逊第一，1分49秒6，世界新纪录……
8月4日
自思自叹。
早7时起，8时早餐，宋（君复）先生往观棍球战，余留室阅报，自思今日400米，跑耶？否耶？苦无相当练习，且成绩相距远甚，若相去甚远，则前此两项（指百米及200米，虽未上名，而其姿势及奋勇精神，已蒙外人赞扬）“不堪的光荣”不将丧失殆尽耶？故决定今日不出场，聊将两项“不堪的光荣”永存余脑海中可矣。
参加世界青年辩论大会
世界青年大会邀请和挽留宋君复和我，其用意在于在美国筹备一次辩论会。这次辩论会以美国学生为发起者，邀请了太平洋沿岸各国青年和运动员代表数百人，于8月20日前后正式开会。筹备期间，美国男女学生与我们接触十分频繁，他们几次亲临我们住处，在一起游玩和吃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辩论会的内容，旨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发动惨痛的“九一八”事变，而犯下的滔天罪行。宋和我来自当事现场，最有发言权。当宋得知这个消息时，立刻告诉了我。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作为中国参加此届奥运会的总代表沈嗣良不肯出头参加这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国际辩论会，而中国领事黄博士更是怕得要死，置之不理。宋先生和我义不容辞，连夜商量发言提纲和内容，在美国大学生的共同努力下，由宋君复执笔写成发言稿。开会那天，由美国大学生主持会议，首先由宋君复用英语向到会代表发言，发言中用大量的事实陈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其大意是：“九一八”爆发前一星期，驻在沈阳的东北边防军经由东北大学西大门前向沈阳市北法库县撤退；“九一八”当天深夜，日本驻军自沈阳南站向中国驻军地——北大营开炮，炮弹的火光经东北大学上空自南向北飞去。事变第二天清晨，日军在沈阳市街上寻衅，随意刺杀和枪杀我无辜民众；以及在大西门城楼上挂起日本旗……事实胜于雄辩，发言不时地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大会中有一个日本代表出来狡辩，霎时间，群情四起，你一言我一语，满堂口哨声和嘘声，弄得日本发言者前言不对后语，矛盾百出，狼狈不堪。其他几名日本代表，无言以答，只好低下头去。这时，各国代表更加振奋，大家振臂高呼：“日本是侵略者！”“打倒军国主义！”“要和平，不要侵略！”整个会场久久不能平静。紧接着各国代表纷纷在会上发言，一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可耻行径，彻底挫败了日本代表。各国代表的声援和同情，给了我们很大力量。
第二天上午，各国代表就像庆祝胜利一样，聚在一起联欢，一起散步聊天。一位美国女青年，十八九岁，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她不时地与我交谈，关切地问到中国在战争中的遭遇，谈起中国的风俗人情，也谈到妇女的解放和婚姻问题。在共同的正义斗争中，彼此更加了解，更加亲切。快要分别时，她忽然问我：“你结婚了吗？”我回答：“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这使她十分惊奇，接着又笑了笑说：“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美国，到我们家做客，我们永远友好下去。”
因为归国的船期紧迫，我们不得不告别了各国代表，告别了美国的大学生和在美国的侨胞，满载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于8月21日乘柯立芝总统号起程西归，航行25天，9月16日返回祖国，再次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
归国之后
1932年秋参加奥运会回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退出软弱无能的“国联”，更加肆无忌惮地向我国华北进侵。国民党一味地“攘外必先安内”，加紧镇压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爱国力量，只许“睦邻亲善”，不准“抗日救国”，华北危在旦夕，更不论收复东北了。在内忧外患的年代里，我和几位东北体育界人士，基于“反满抗日”的爱国思想，并得到张学良及东北军政界名流等的支持和帮助，经过种种艰苦斗争，于同年冬季在北平成立了“东北体育协进会”。由我担任总干事，常委有刘长春、王卓然（东北大学秘书长，在该会主管经费）、胡安善（原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对运动力学和体育理论有研究，因爱国抗日坚决，在北平被日军所害）、庞英（原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解放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王兰（冯庸大学体育秘书）共五人，委员有刘化坤（念一中学体育主任）、时万咸（东北中学体育主任）、周国良（执行中学体育教师），以及当时一些中学的校长等数人。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体育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平时，它通过组织各种类型的体育比赛会，把流亡在平、津的东北青年团结在一起，教育他们不要忘记“打回老家去”，要锻炼身体，准备战斗。遇到国内举行大型运动会，则组成辽、吉、黑、热四省体育代表队参加比赛，其目的是唤醒全国人民，不要忘记在日本铁蹄下的东北4000万同胞，也是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东北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允许列强瓜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在国内的任何比赛中，无论我在哪里工作，总是穿着辽宁的“白山黑水”服装（白背心、黑短裤），代表辽宁出场。
1933年，国民党为了粉饰太平，在南京主办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全国各省市的运动员是在“强作欢笑免为愁”的压抑气氛中参加了这次运动会。“东北体育协进会”在各方爱国力量的支持下，冲破国民党分子的种种干扰阻挠，终于使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青年运动员高举着“辽、吉、黑、热”四省的大旗，昂首阔步地进入会场，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这对“攘外必先安内”、“爱国有罪”、“抗日坐牢”而大搞“中日亲善”的乌烟瘴气的南京政府，也是一种批判和揭露。就在这次运动会上，我创造了百米10. 7秒的全国最新纪录，这个纪录相当于当时奥运会的第五名，而且作为中国百米最高纪录，保持了25年之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1958年第一届全运会的前夕，才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运动员所打破（首先是“八一”队梁启勋平10秒7纪录）。
1934年秋，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在“东北体育协进会”的努力下，组织了一支庞大的体育代表队参加，由刘长春为领队，胡安善（当时的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郭效汾（东北大学教师）为教练。当几百名东北运动员高举“辽、吉、黑、热”四省的大旗进入会场时，全场欢呼，掌声雷动，同时在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出现了以南开大学为主体的几千名天津学生用黑白颜色组成的“勿忘九一八”五个大字标语。几万人的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同仇敌忾的火焰，燃烧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然而，这种情景却触怒了主席台上的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他向主办运动会的当局提出抗议，并无耻地要求东北四省代表队立即退出会场。当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也坐在主席台上，于氏是东北抗日的名将，他对日本总领事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总领事发怒了，声嘶力竭地说：“你们不停止摆字，我立刻将大炮对准南开大学。”于学忠回答说：“你的大炮对准南开大学，我的大炮就对准日本租界总领事馆！”东北四省代表队没有理睬他，我和所有的东北运动员照样参加了比赛会（这次我主要担任终点裁判长）。第二天看台上又代之出现“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第三天又出现了“中国”两个大字，外加一个特大的“？”，试问今日之中国是谁家之天下？全体东北运动员含着眼泪参加了这次比赛。
1935年，我已经26岁，仍保持着较旺盛的竞赛情绪，本来还可以继续一段比赛生活，但因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大举进攻中国；我在运动场上独往独来，应付着国内外的各种比赛，不幸在一次训练中又拉伤了腿；1938年3月又在长沙市被迫失业。从此，一心想借体育运动发愤的我，在悲愤中就此结束了运动竞赛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