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开幕式在福岛举行。此前,已有数十名火炬手放弃火炬传递的机会。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将不出席该仪式。
在当天的传递活动中,出现了圣火意外熄灭的尴尬场景,传递活动一度中断。
此次东京奥运会,可谓命途多舛,而上一次,即1964年在东京举办的奥运会,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气象。但同时, 蓬勃的生机背后,依然隐藏着危机。
1964
东京奥运会后发生了什么?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许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工作。从1950年到1970年,短短二十年内,东京增加的人口就超过了五百万。
这些人不仅为新兴的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力,也打开了日用家电的新市场。离开家乡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建立新的家庭,也成为新一代家电的消费者。因为经济增长,日本的一般民众也能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
在众多家电中,以黑白电视的地位最为重要,它和冰箱、洗衣机并列为战后的“三神器”。当时九成以上的日本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视机,电视几乎等于日常生活必需品。
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改变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没多久,彩色电视在市面上推出,很快就取代了原有的黑白电视,将电视带来的感官刺激和娱乐效果推向了新的境界。
这是一场迟到的奥运会。早在二十多年前,日本就曾经获选为奥运会的主办国,不过,当时由于发动了侵华战争,日本不但遭到其他国家抵制,国内也出现了反对的浪潮,那场应该在1940年举办的奥运会,最后只能胎死腹中。
二十多年后,日本卷土重来,又一次争取到奥运会的主办权。为了迎接这次难得的机会,日本政府大手笔地砸下了一兆日元的预算,推动各种建设——当时日本一年的总预算不过三兆多。
之所以花费这么多钱,不只是为了建设奥运场馆,更重要的是,日本借着筹办奥运会的契机,大幅改造了东京周边的交通网络,包括拓宽道路、建设新的地铁路线,并完成了连接机场与市区的高速公路与单轨电车的建设。但这一兆日元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花费是建造日本的第一条高速铁路,也就是东海道新干线。
其实,早在1940年代,日本就有建设高速铁路的计划,但和东京奥运会一样,这个计划最后因为战争而停止。战争结束后十年,这一构想才又卷土重来。
为了顺利推动新干线的建设,日本政府除了编列大笔预算,还向世界银行借了八千万美元。在建筑团队日夜赶工下,从东京开往大阪的这一条路线终于赶上期限,在奥运会开幕式前九天宣告完成。
东京奥运会,坂井义则拿着火炬跑向圣火台
九天之后,刚刚兴奋迎接新干线诞生的日本人,又一次欢欣鼓舞地看着奥运会的圣火在东京点燃。圣火从奥运会发源地希腊开始传递,穿越过半个地球,甚至还曾在台湾停留,最后以冲绳为起点进入日本本土,然后兵分两路,环绕日本全国。圣火所到之处,都让当地居民兴奋不已;东京奥运会不只属于东京这座城市,它是全体日本人的盛宴。
身为东道主的日本,最后获得了16枚金牌、5枚银牌、8枚铜牌,战绩在所有的参与国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与苏联。
不过,奖牌数目只是次要。对日本而言,东京奥运会更重要的意义,是意味着国家终于摆脱战后低迷的气氛,也象征经济高速增长后的日本人,能够再一次自信地站到国际舞台的最中央,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池田勇人
在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池田勇人向全国宣布,因为健康因素,必须辞去首相一职。一年之后,池田因病逝世,但盛大灿烂的奥运会已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社会的风气慢慢地转向。像安保抗争那样政治上的激烈活动不再是社会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消费与娱乐超越了一切,人们只要活得轻松快乐,不要严肃思考。
但也许是物极必反,就在十年经济高速增长走向末期的时刻,日本社会又出现了骚动不安的气氛。从1968年起,抗争在全国各地接连爆发。
那本来就是个属于青春与反叛的年代,学生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当时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胜利的希望看起来十分渺茫,政府却不断将年轻学子送上前线,看着他们为国牺牲,反对战争的学生们喊出了“只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
以美国学生为起点的反战风潮很快席卷全球,日本也沾染了这股风气,理想主义又一次在学生之间蔓延。他们拥抱自由,反抗权威,渴望解放。除了越战之外,日本学生还有另一个抗议目标:1960年签订的新安保条约期限十年,也就是说,1968年再过不久,美日双方就要讨论是否将条约延长,这也唤起了许多人对于当年抗争的记忆。
60年代的日本工厂
在一些人眼中,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社会气氛已经沉闷到了极点。学生毕业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一份稳定的职业,然后工作到退休。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为员工提供了安全的保障,但很多人的一辈子就是如此千篇一律地度过,就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中微不足道的小齿轮。
对年轻的学生来说,这样的社会简直要让人窒息。
人生的未来已经够黯淡无光了,此时日本的大学学费又不断增长,最终点燃了学生运动的火种。抗争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不仅在各大学接连爆发,还延伸到了高中。
当时的毕业典礼变成高中生们表达愤怒的场合。他们或是拒唱国歌,或是领到毕业证书后当场撕毁,任何能够表现反叛的行为看起来都是如此具有吸引力,就连毕业生的演讲内容也越来越激烈。1968年福岛高中的毕业生代表就在致辞时高呼:“现在的高中已经不是人格形成的场所,而是大学入学的考试输送带,教育中已经没有人性了。”
隔一年,埼玉县立浦和高中的毕业典礼中,在校生更对着满场的毕业生说:“各位前辈的高中生活,是灰色的!”
其中最激烈的一场抗争则出现在日本第一学府——东京大学。
占领安田讲堂
讲堂外面,则有八千多名警察将其团团包围。警方出动了警备车和消防车,还有直升机在讲堂的上空盘旋。他们动用催泪瓦斯和强力水柱,希望能尽快瓦解学生的抵抗。当天下午,警察冲破了学生的防线,逮捕了六百多人,至此,这场激烈的学生运动才终于被迫画下句号。
因为这一事件,当年东大入学考试被迫取消。那一年,东京大学没有一名新生。
1968年的抗议,当时似乎无比激情,但之后看来只是昙花一现。大多数年轻人最终仍然穿上西装,走进办公室,成为这个名为“社会”的巨大机器中一个不停转动的小齿轮。每天下班后,他们能够享受的,或许就是不用花费力气也不必动脑筋地打开电视的那一刻。小小的屏幕创造了一个多彩多姿的娱乐世界,也麻痹了他们对社会曾经有过的愤怒。
【本文节选自《大人的日本史》,作者涂丰恩,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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