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4日，凭借着姆巴佩两传一射的抢眼表现，法国队3比1战胜波兰，连续三届挺进世界杯八强。次日凌晨，英格兰也以3比0大胜塞内加尔晋级，本场比赛中20岁的英格兰小将、尼日利亚“二代移民”布卡约-萨卡也收获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粒进球。在随之而来的英法大战中，拥有法国、喀麦隆双国籍的楚阿梅尼打入关键进球，帮助法国队以2比1淘汰英格兰队杀入四强。
这不是非洲裔球员第一次拯救法国了。早在1998年，父母均为阿尔及利亚人的齐达内便代表法国队在决赛中头球梅开二度，并夺得世界杯冠军。从背景身份上看，多数非洲裔球员与齐达内类似，父母双方均为移民，在非洲国家相对宽松的入籍政策下选择在现居国和祖居国家持有双重国籍；少部分“一代移民”，如出生于几内亚比绍的西班牙小将安苏-法蒂，则得益于欧洲足球俱乐部发达的青训体系，在未成年时期便前往欧洲受训、成长，并最终选择代表欧洲国家出场。
欧洲与非洲发展水平的差距与数百年的殖民历史，带来了频繁的国际劳工流动并形成了庞大的移民群体，但将非洲裔青少年培养成才并让其选择为欧洲国家队出战，离不开成熟的俱乐部球员交易市场、完善的青训体系与作为国家队“管理者”的足协在球员归化、变更国籍、会籍（足协注册资格，即代表国家队出战的资格）中的沟通与努力。在国际足联关于多国籍球员的国家队比赛出场资格政策渐趋严格的今天，英法足球因其完善的球员培养体系和渐趋开放的选人思路结出了累累硕果。
非洲裔与足球的双向选择
当人们见到一位在欧洲绿茵场飞奔的黑人球星，脑海中或许会想象出一个穷苦孩子在贫民窟对着一面脏兮兮的墙壁练球的励志场景。这并非臆想，而是非洲移民生存境况的某种真实再现。法国经历过两次非洲移民潮，二战后因重建需要法国开始放宽工作签证、招募劳工，大批源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劳工进入法国，他们多来自西非的贝宁、塞内加尔、科特迪瓦等国家。
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达13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的几个月内，在戴高乐政府的号召下，有45万阿尔及利亚人在马赛登陆，成为法国对殖民地的最后一次“掠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一批非洲裔球员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世界杯，出生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方丹为法国攻入13球，作为单届世界杯进球数最多的球员，这一纪录保持至今。
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后西欧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推动高附加值的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发展，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洲移民阶层上升空间受阻，就业中的种族歧视也愈发严重。200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份有法国传统姓氏的简历会比一份标明外来族裔姓氏的简历多收到五倍的回复。法国的少数族裔大致可分为两类，长居的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亚人和跨境迁居的阿拉伯裔、非洲裔和亚裔，他们多居住在大城市如巴黎、里昂的郊区，如姆巴佩就出生于巴黎东北部的邦迪，所在的塞纳-圣但尼省也是全国犯罪率最高的省份。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封闭化管理的足球学校是非裔孩子们不错的选择。类似于西班牙著名的拉玛西亚青训营，法国的克莱枫丹足球学院也设置了系统完善的文化课程，若学业不达标学员则不能继续受训，这确保了学员在难以继续职业足球后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学院实施寄宿制形成了相对安全的成长空间，与各大俱乐部的合作和法国足协的长期补助也使有天赋的小球员可以不受食宿、学费等经济因素困扰，安心受训。
被誉为法国足球摇篮的克莱枫丹足球学院，秉承着拿破仑一世年代沿用至今的精英主义的原则，即用最优质的资源来培养“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除培养了亨利、阿内尔卡、姆巴佩、格列兹曼等一系列顶级球星外，作为“足球高等师范学校”，克莱枫丹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和技术总监型人才。值得一提的是，足球学院相对封闭的环境、每个梯队均配备的心理辅导老师和注重“团队”与人际交往的体育精神，也减少了种族主义对于少数族裔球员的影响，帮助其建立不分族群的“法兰西民族”认同感。
克莱枫丹的生源主要来自足协领导的教练员的推荐。法国足协制定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最顶层是国家技术总监，辅佐他的是七八个国家级教练，总监下面是大区技术顾问，他们负责监督各省教练员的工作，而各省以下的教练员则主要负责观察各俱乐部梯队球员表现，并推荐优秀者参加克莱枫丹的学员考察。亨利便是以这种方式进入学院，13岁那年的一场比赛中，他独进6球的表现吸引到了一名球探的注意，经他推荐亨利进入克莱枫丹并完成了三年的课程，同届学员中的另一位加勒比移民后裔阿内尔卡，后来也成长为一名顶级前锋。
与法国“精英主义”形成的顶尖公立足球学校不同，英格兰成规模的职业足球训练大多依靠地方俱乐部的青训梯队。英格兰联赛商业运营较为成功，球队收入高，部分顶级球队也乐意斥巨资更新训练设施、扩大青训规模。由于直接对俱乐部负责并与俱乐部发展、收益挂钩，此类青训营往往“宽进严出”，大量招募身体条件好、有天赋的青少年受训。英格兰前锋拉什福德在7岁时就加入了曼联青训系统下的弗莱彻莫斯流浪者男孩俱乐部，执教这家俱乐部的正是他父亲、牙买加人约瑟夫-拉什福德。
校园内的业余足球训练则由英格兰足球总会下属的英格兰学校足球协会（ESFA）负责。但职业化足球之路从不是一马平川，尤其是对年轻的非洲足球小将们来说，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曾在英超联赛效力的塞拉利昂运动员Alhassan Bangura揭露他在从塞拉利昂被“贩运”到英国时被要求签下一份“足球合同”，但事实证明那其实是一个迫使他从事男性卖淫的伎俩。欧盟要求俱乐部在操作转会时需要对欧盟未成年人负有足球教育、学术教育甚至生活水平等事项的监管义务，但这项规定并没有把非洲等外籍未成年人包括在内。据非政府组织Culture Football Shlidaire估计，每年有15000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被带出西非，其中一部分是通过非法手段。
即便足球运动员的国际流动仍缺少足够的监管与保障，媒体渲染的少部分足球运动员优渥的生活和高社会地位还是吸引着非洲裔年轻人走上职业足球的道路。从欧洲足坛的角度观其结果，社会心态的变迁和独立运营的足协推动了移民球员们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在为法国队出场超过100场的九名球员中，包括亨利、齐达内在内的5名球员均为非欧洲裔。但多元融合的状态也曾收到诸多攻击。早在1996年，法国极右翼政客让·玛丽·勒庞便称有太多非白人球员的法国队是“非天然的”，200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36%的受访者认为法国队的外国裔球员“太多”。
应对这样的压力，主教练较大的话语权让从勒梅尔到德尚的历任法国队主帅几乎无视反对意见，形成了种族多元化的国家队传统。在反对种族歧视成为共识的今天，少数族裔球员进入国家对面临的压力也逐渐减小，依靠移民战略，高卢雄鸡成功保持在世界一流强队行列。
足球移民：膨胀与受限
20世纪初掀起的世界第三次移民热潮与世界杯的举办，使代表不同国家协会参赛的运动员数量激增，1934年意大利队凭借路易斯·蒙蒂等3名来自阿根廷的球员的出色发挥最终夺冠，推动了“体育移民”、“足球移民”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国际足联章程仅规定球员在同时代不能代表不同国家出战，政府在谋求连任、打造国家形象等需求推动下大力归化外国球员，到20世纪60年代，归化球员已在国际赛事中泛滥成灾，公平秩序备受质疑。
先于国际足联，国际奥委会首先规范了运动员参赛资格的法律认定。1978年，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奥林匹克宪章》规定了国籍是运动员代表该国参加国际性赛事的基础性条件，且运动员无论有几个国籍，体育运动国籍只有一个。
20世纪80年代，国际足联在巴西人阿维兰热担任主席期间通过的新章程规定，“如果一名球员已经代表一个协会参加了一项正式国际比赛，他就不能再代表另一个协会的代表队参赛。”由此，通用国籍的唯一性形成，国籍是评判比赛资格的唯一标准，且比赛资格在有国际比赛经历后不能转换，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相对不承认的国家也就有了天然的优势，球员不必因要为归化意向国效力放弃原有国籍。
在转换国籍的条件问题上，国际足联的认定标准是国际社会通用的“出生地第一、血缘第二”原则，当球员不满足以上两原则时须满足长久居住原则。国际足联不断通过延长长居年限、加大办理难度抑制无血缘的“金钱归化”——2003年，在归化意向国连续居住两年以上便可转籍，到2018年，球员需年满18岁及在归化意向国居住五年以上才可转籍。足球运动员能力的黄金期并不算长，日趋严格的长居原则也使无血缘球员面对是否归化的选择时愈发谨慎。
2018年国际足联章程将是否参加过“A级正式官方赛事”成为能否归化的条件，并明确了比赛结果会计入国际足联国际排名的赛事就属于A级。由于欧洲职业足球（联赛）发展程度高，聚拢了来自各国的优秀球员并普遍承认双国籍，作为长期工作地对非欧洲球员吸引力较大，但在欧洲国家队人才济济的背景下，入籍的球员也将面临着难以入选国家队大名单的风险。同时，来自原籍国的负面舆论也难以忽视，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生于巴西、当时效力于西班牙俱乐部马德里竞技的前锋迭戈-科斯塔选择代表西班牙出场，后在2014巴西世界杯赛场上遭到了看台球迷的漫天谩骂。
英法均拥有深厚的移民历史，移民子女的入籍也相对容易，但在国际足联比赛资格限制标准愈发提高的今天，无血缘归化的时间成本日渐升高。类似英超水晶宫边锋扎哈这样生于科特迪瓦、曾效力于英格兰U21，如今又为科特迪瓦国家队出场的球员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变化的竞技水平使他们难以保证长期在英法联赛踢球进而满足长居原则，对流动的反制阻碍了无血缘归化的实现，这些“摇摆的一代移民”的选择也或许会左右世界足坛未来的格局变化。
“北上”与“南下”
部分学者认为与以获得经济收益为目的的职业体育、联赛相比，以足球世界杯、奥运会为代表的高度竞争性的、非娱乐性的精英体育蕴含了更丰富的国家认同元素，这也是移民球员引发广泛争议的一大原因。
职业体育中的过度归化会影响对移民球员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英超成立后，英格兰联赛吸引了大量外籍球员加入以提升球队实力。而俱乐部依靠所在地区形成的球迷群体往往有比较强的排外性，外籍球员也压制了本土球员的出场时间并影响了英格兰国家队的城市，曼彻斯特晚报、卫报等英国媒体曾以“外籍军团”“入侵”等词汇形容外籍球员，而桑乔、拉什福德、斯特林等球星均曾在表现不佳后遭受过含有种族歧视的侮辱与网络暴力，这种恶毒无疑会影响移民与少数族裔“后来者”的选择。
作为移民后代的传奇球星齐达内在新闻媒体中以性格温和、内向和略带笨拙广受好评，并一度成为法国社会多元一体、种族融合的重要象征，但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头顶马特拉齐红牌下场、间接导致法国队丢冠后齐达内的社会评价一落千丈，有法国媒体评价“这一代阿尔及利亚移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关于移民后裔是否有资格代表法国队出场、对法国是否有认同的质疑又多了起来。
身份认同是自我和他者、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的“异中求同”“同中辨异”的过程。这不仅仅与个体生命经验中的成长有关，也与祖辈、家庭中本身的源文化渲染有关。祖辈的血脉认同与新生代在新环境下的身份建构就像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抗一般，少数族裔或许很难在完全认同一个的同时否定另外一个。但对于齐达内、斯特林们来说，作为足球运动员他们的隐私与生活细节容易被发达的媒体和汹涌的舆论放大，尽力接受或者说“表演接受”英法文化的同化似乎不可抗拒。
在新的社会里，祖居地文化或许会形成危机——本泽马等穆斯林球员曾因斋月状态差广受批评，成长环境特殊、家庭背景特殊、受教育特殊的移民与移民后代，“向北向南”寻找源文化的选择正愈发艰难。
欧洲国家队的激烈竞争与认同危机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反向归化”现象，部分非洲出生或非洲移民后代球员，虽在欧洲国家受训并入籍，有机会进入国家队但仍选择代表非洲国家出战。除前述曾代表英格兰U21出场的科特迪瓦边锋扎哈外，生于荷兰、但为摩洛哥踢球的齐耶赫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际足联的数据显示，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五支非洲球队（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与加纳）中，有42%为非本土出生，远超其他大洲。
摩洛哥队球员出生地统计
反向归化除了能够满足球员个人参与国家队赛事的需求外，也是一种特殊的“衣锦还乡”。本届世界杯发挥神勇的阿姆拉巴特说，代表摩洛哥出战能与父母的过去相联系。加纳队的伊尼亚基-威廉斯则表示，是90岁祖父的梦想让他选择了加纳——他的弟弟尼科则为西班牙效力。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博阿滕兄弟分别代表加纳和德国出场后，又一对为不同大洲的国家队效力的球员兄弟出现，哥哥伊尼亚基的看法反映了这类“移民后裔”特殊的民族认同，他将自己视为巴斯克人，但“永远不会忘记在非洲的家族根源”。
非洲裔球星挑大梁的法国队在半决赛中以2比0击败了26人大名单中有14人生于欧洲的“非洲黑马”，有人说这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较量，也有人将比赛形容为“外籍军团的战争”。英格兰虽然止步八强，但非洲裔球员拉什福德、萨卡仍奉献了不俗的表现。法国队的非洲裔球员若无意外将长期占据主力位置，英格兰则有更多的混血球星，这正是种族融合的象征。在逆全球化扩大的当下，如何在发挥移民球星能力保证成绩的前提下安抚好国家队所承载的民族情绪，又如何在非技术移民收紧的政策背景下挖掘新一代移民球星，或许是各国足协需要思考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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