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著；冯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MEDICI
Ⅰ.①美… Ⅱ.①克…②冯… Ⅲ.①美第奇（Medici，Lorenzo de 1449-1492）-家族-史料 Ⅳ.①K835.4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089号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著者/〔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译者/冯璇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周方茹 刘杰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125 插页：1 字数：310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6681号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自序
地图
第一部分 1400
第一章 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人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兴起
第三章 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
第四章 被流放者与国家的主人
第五章 大主教们与建筑师们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
第七章 艺术家与哀悼者
第二部分 1464～1492
第八章 痛风病人皮耶罗
第九章 年轻的洛伦佐
第十章 教皇与帕奇家族
第十一章 佛罗伦萨的救世主
第十二章 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
第十三章 洛伦佐：资助者、收藏家和诗人
第三部分 1492～1537
第十四章 皮耶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和费拉拉的修道士
第十五章 驱逐令
第十六章 美第奇的回归
第十七章 教皇莱昂内！
第十八章 向罗马进军
第十九章 围困与谋杀
第四部分 1537～1743
第二十章 公爵科西莫一世
第二十一章 科西莫的继承人
第二十二章 费尔迪南多二世和法国公主
第二十三章 科西莫三世和王子费尔迪南多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个美第奇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
参考文献
美第奇家族成员图谱
索引
尽管描写美第奇家族及其所处时代的作品很多，但直到1909年G.F.杨上校的两卷本著作出版，我们才有了第一部全面描写整个美第奇家族的英文著作。该书从十四世纪美第奇银行在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领导下崛起写起，直到1737年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托斯卡纳大公吉安·加斯托内去世为止。基于当代研究的成果，本书意在对这一课题做出进一步研究并为杨上校的著作——被费迪南德·谢维尔评价为“一个多愁善感的作者凌驾于历史上的主观离题”——提供一个可靠的补充。
本书涉及的范围极广，我不敢在这些领域中妄称专家，但是我参考了许多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写作帮助极大。在此我想特别感谢哈罗德·阿克顿爵士、伊夫·博苏克女士、埃里克·科克伦教授、文森特·克罗宁先生、J.R.黑尔教授、乔治·霍姆斯博士、劳罗·马丁内斯教授、艾里斯·奥里戈侯爵夫人、里多尔菲侯爵、雷蒙德·德鲁弗教授、尼古拉·鲁宾斯坦教授和费迪南德·谢维尔先生。我尤其感激利兹大学意大利语系的布赖恩·莫洛尼博士和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乔治·霍姆斯博士为本书进行审校并提出不少宝贵的改进意见。法比奥·纳尔迪先生就本书中关于托斯卡纳地区地形及建筑方面内容提供的参考也给我带来了很大帮助。我在佛罗伦萨工作期间，法比奥·纳尔迪先生和帕特里齐娅·纳尔迪夫人以及国立中央图书馆和佛罗伦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为我提供了很多便利。
在此我还要感谢罗伯托·布鲁尼博士、毛瑞斯·希尔夫人、杰拉尔丁·诺曼夫人、弗朗切斯科·帕帕法瓦伯爵、约翰雷夫人、琼·圣乔治·桑德斯夫人、米博·斯塔尼兰先生，以及不列颠博物馆、伦敦图书馆和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最后我想要再一次感谢我的朋友哈米什·弗朗西斯和乔治·沃克审校此书。感谢我的妻子编制本书索引。
“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1433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个长着鹰钩鼻、面色灰白的清瘦男人走上了通往佛罗伦萨市政厅（Palazzo della Signoria）的台阶。[1]这个人就是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据说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科西莫走进大门，一个官员让他在院子里等候，说会议室里的会议一结束就带他进去。几分钟后，侍卫队长让科西莫跟随自己上楼，但他们走的楼梯并不通向会议室，而是通向钟楼上一间狭小的牢房。科西莫就这样被关进了这间被戏称为“小旅馆”（Alberghettino）的牢房里。据科西莫后来回忆，他就是透过牢房里仅有的一个窄小的窗户缝隙俯瞰整个城市的。
当时的佛罗伦萨城里有广场和高塔；有曲折、狭窄的繁忙街道；有用巨石垒墙、阳台突出的碉堡模样的宫殿；有古旧的教堂，外墙上画着黑色、白色、绿色和粉色的几何图形；还有修道院、女修道院、医院和拥挤的住宅区。城市的四周有用砖块和石头建造的带雉堞的高耸城墙，城墙之外围绕着村庄，村庄之外则是有绿树覆盖的山峦。佛罗伦萨城墙之内的人口超过5万，虽不及巴黎、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米兰，但是足以超越包括伦敦在内的其他欧洲城市。况且这里的人口统计也没那么精确，甚至是非常随意的，记录新生儿数量的方法是往罐子里放豆子，一个男孩儿出生就放一粒黑豆，一个女孩儿出生就放一粒白豆。
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整个城市被分为4个大区（quartieri），每个大区又被分为4个小区，每个小区依其纹饰徽章命名。4个大区各具特色，取决于该区主要进行的商业活动和居住在该区的富人家的宫殿。富人家的孩子，还有他们的仆人、家臣和侍卫经常在这些有柱廊的室外敞廊（loggie）中说笑嬉闹，甚至谈论生意。
城里最繁忙的区域包括维奇奥桥（Ponte Vecchio，又译作旧桥）及其周边地区，这是一座横跨阿诺河（Arno）最窄一段的石桥，两岸有许多屠夫的肉店；[2]奥尔圣米凯莱教堂（Orsanmichele）附近和公共粮仓一带也很热闹，到了夏天，银行家们会在这里支起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丝绸商人则在这里搭建帐房；[3]还有就是老市场（Mercato Vecchio）所在的大广场，那里曾经是古罗马广场。[4]此时的老市场上有服装商人和倒卖二手衣服的店铺，有鱼贩的货摊，有面包师傅和果蔬商贩，有卖皮革制品和文具的商店，还有制作蜡烛的作坊，里面因为点着遮盖蜡味的熏香而总是雾气缭绕，妓女们就在这里为客人提供服务。市场里开放的摊位都加了顶棚来遮蔽烈日的炙烤，成捆的丝绸、整桶的谷子和玉米，还有各种皮革制品就摆在这里供买主挑选。空地上还有理发师给顾客剃须剪发；裁缝在门廊的阴凉里给客人缝制衣物；仆人和家庭主妇们则聚在卖熟食的货摊前采购；面包师傅把一盘盘的面团推进公共烤箱；做家具的木匠和做首饰的金匠也都把自己的商品展示出来；街头公告员来往于广场之上，一边发布当天的新闻，一边替人做做广告；衣衫褴褛的乞丐举着木碗乞讨。夏天，孩子们在石板上掷骰子玩；到了冬天，他们则会用雪堆出狮子的形状，因为狮子就是佛罗伦萨的纹饰象征。城市里还有各种动物随意穿行：戴着银项圈的狗，在门廊和过道上吃食的猪和鹅，甚至连山上的野鹿或羚羊也会跑进城市，带着清脆的蹄声一路穿过广场。
在前几年，虽然但丁谴责了佛罗伦萨人奢侈浪费的作风，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会对各种炫富行为嗤之以鼻。佛罗伦萨人的衣着都很简朴，除工匠阶层以外的男性都穿着长及脚踝的长袍，正面一排扣子从上到下，有点儿像教士穿的教士袍（cassock）。佛罗伦萨人的房子也装饰得很低调。哪怕是那些富有的家族，用的也是最简单的木桌子和一点儿都不舒服的床。家里的墙壁也是一白到底，挂毯都被收进柜子，只在特殊的日子里才展示出来；地板就是光秃秃的石面，除了芦苇编成的草垫子外什么也不铺；窗户也大多是用油纸糊的。玻璃和陶制装饰品很是少见，就算有也要被小心翼翼地保管起来；银器要么放在餐具柜里，要么锁在主人房间的橱柜里，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有资格使用；而且那时也没几个家庭买得起叉子。可是近些年来，虽然佛罗伦萨人还会被称赞简朴，但是他们已经明显不再那么节省和克制了。富裕人家的石头房屋，从街面上看还是一副严苛冷峻的样子，可是楼上房间的窗户都镶了玻璃或挂着帘子，房间内部更是另一番风景。大多数房间里铺满了地毯，墙上装饰着壁画、挂毯和宗教图片，偶尔也挂凹面镜，用来把光线反射到桌子和写字台上。壁炉就更是常见了，在寒冷的冬夜里，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需要靠平底暖床炭锅和装着热炭的陶土手炉（scaldini）来取暖了。大部分家具表面都以镶嵌工艺装饰。床也被摆放在架高的平台上，还加了顶棚，四周有踏足板。这些床都相当大，通常能达到12英尺宽，至少可以容纳4个或者更多人并排睡在上面。人们睡觉时不穿衣服，喜欢让皮肤直接接触亚麻质地的床单和被套。他们还喜欢在床顶上吊挂一些放有熏香或草药的镂空香炉，呼吸着从中缓慢释出的甜香空气入睡。
在宽松马裤和夹克上衣之外，男人们还要套上一种长及脚踝的猩红色长袍（lucco），这种长袍袖子宽大，领子上连有兜帽；年轻一些的男士们会偏爱活泼的颜色，比如绸缎上衣外面配一件粉色斗篷，穿一双有银色蕾丝花边的白色短袜，戴边沿上插一根羽毛的天鹅绒帽子或有香味的手套，还可以佩戴金戒指、金项链和镶着珠宝的匕首和长剑。尽管佛罗伦萨和当时欧洲其他城市一样有禁奢法令，但是没有人真正遵守，女人们更是对此不屑一顾。下面是一个负责监督女人们遵守禁奢法令的官员提交的报告，里面提到的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很典型：
依据您的指令，我到街上巡视了妇女佩戴违禁饰物的情况，但总会遭到抗议，因为每种情况都确实无章可循，难判对错。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人在头巾边缘镶了一圈蕾丝花边，于是我的助手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头巾上有花边。”结果这个女人立马摘下头巾，拆掉了用别针固定在上面的花边，还说那只是个花环。再往前走，我又碰到了一个女人，她穿的裙子前面缝了好多纽扣。我的助手对她说：“女人的衣服上禁止有纽扣。”她却辩称：“这些不是纽扣，是装饰扣，你看，我衣服上既没有扣环也没有扣眼。”最后，我的助手终于遇到了一个他认为确凿无疑的违禁者，于是掏出记录簿准备写下她的名字，他对这个女人说：“你穿的是貂皮。”结果这个女人却抗议道：“你不能记我的名字，这不是貂皮，是幼兽的皮毛。”“那你说的幼兽指什么？”“就是一种动物。”
让很多简朴的教士感到郁闷的是，佛罗伦萨商人妻子们的奢侈是出了名的，同样出名的还有她们的典雅高贵和白肤金发。深色头发的女人会给头发染色，或者戴白色、黄色丝绸做的假发；肤色红润的女人则会抹粉让自己变白。她们走在街上风情万种，服饰艳丽，还要佩戴珠宝首饰和银质纽扣。春夏的裙子都是丝质或者天鹅绒做成的，冬天的衣物则换成织锦或皮草。女人们骄傲地炫耀自己的衣物首饰，因为她们衣橱里的家当往往比丈夫的房产还值钱得多。当然，未婚的年轻姑娘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她们平时闭门不出，只有在去做弥撒的时候才可以戴着厚厚的面纱出门。更有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则是完全不曾出过家门，她们只能在自己的卧室里做弥撒，在父亲的花园或是院内的敞廊里活动活动腿脚。到了适婚年龄，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会全权替她们安排，当然她们的嫁妆也是极其丰厚的。
很多新娘的嫁妆里都要包括几个外国奴隶。奴隶进口是在1336年正式被合法化的，原因是瘟疫暴发导致本地仆人数量锐减。这些外国奴隶大多是希腊人、土耳其人或俄国人、切尔克斯人或鞑靼人。一些家庭偏爱鞑靼人，因为干活最卖力；而另一些家庭则更喜欢切尔克斯人，因为样貌俊秀、脾气温和。所有奴隶都必须起早贪黑地工作，锡耶纳的云游传教士贝尔纳迪诺（Fra Bernardino）叮嘱家庭主妇，为她们自己好就一定要做到：
有房间要打扫？让你的奴隶去扫。有瓶瓶罐罐要刷？让你的奴隶去刷。有蔬菜水果要削皮？让你的奴隶去削。有衣服要洗？让奴隶去洗。让她帮你照看孩子，帮你打理一切。要让她们习惯不停地工作，否则她们会变得又懒又笨。不要给她们一点儿闲暇时间，只要你不停地指使她干活，她就没空靠着窗子看热闹打发时间。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市场上买个奴隶很便宜。这些奴隶通常都是年轻的女孩儿，被买去做奴隶就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受主人的束缚。主人对奴隶享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拥有、保留、出卖、冷落、交换、玩弄、租借或退租、随意处置、判定过错及实施自己或自己的继承人想要采取的任何举措，直至永远，其他人无权干涉”。事实上，奴隶被归入主人的动产，在财产清单中和家禽家畜列为一类。很多女奴会怀上主人的孩子：不仅在当时人们的往来书信中经常见到此类麻烦引发的争执，连接收弃婴的医院也是人满为患，肤色黝黑或斯拉夫人样貌的弃婴源源不断地被送到这里。
奴隶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她们的伙食还算不错。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讲奴隶没有任何地位，也几乎不享有任何权利，但她们会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赶上艰苦的年景，她们的生活反而比最贫穷的佛罗伦萨市民要好过一些。有时候，穷人一天的食物就只有一点儿无花果和栎树皮做的干面包。而一个小康之家的女奴却可以分享主人家的晚餐：蒜香意面、意式肉汤饺子、肝泥香肠或血肠、羊奶酪、水果和葡萄酒，到了周日还可能有鸽子肉或是羊羔肉。富商家里的餐食自然更有异国风情。虽然法令禁止过度奢侈，但是人们就如同在服饰上一样，在饮食上也公然抛弃了法律的约束，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能的漏洞。比如法令规定主食不能有烤肉和馅饼之外的东西，那么人们就把能想到的所有美食全填进馅饼里，包括猪肉、火腿、鸡蛋，还有大枣和杏仁等。一个富有人家在款待尊贵的客人时，可能会先奉上一个甜瓜；接着是意式饺子（ravioloi）、意式馄饨（tortellini）或意式千层面（lasagne）；然后是一种用面粉、鸡蛋和糖做成的蛋糕（berlingozzo）；还要再来几片煮阉鸡、烤鸡或珍珠鸡肉；还有辣牛肉或猪肉冻、画眉肉、丁鲷、梭子鱼、鳗鱼、鳟鱼、鸽子、鹧鸪、斑鸠、孔雀和煮小山羊肉。至于蔬菜，常见的选择有蚕豆、洋葱、菠菜、胡萝卜、韭葱、豌豆和甜菜根。最后还有配着糖或蜂蜜吃的杏仁奶蒸的米饭，或者是用藏红花色素调过色，被做成了动物或人形的松子布丁和松仁蛋糕（pinocchiato）。所有的食物都用料十足、味道浓郁。一碗鸡肉蔬菜浓汤（minestra）里要加姜汁、杏仁碎、肉桂、丁香，还要撒上奶酪或糖。鱼肉馅饼里则要加橄榄油、橙汁和柠檬汁、辣椒、盐、丁香、欧芹、肉豆蔻、藏红花、大枣、葡萄干、月桂叶粉末和马郁兰。有一种特别的红酱（savore sanguino），里面不仅有肉、葡萄酒、葡萄干、肉桂、檀香，甚至还有漆树这种现在只被用来制革的染料。夏天的时候，大多数富户一天最主要的正餐是在傍晚之前吃的。桌子和凳子都被摆在敞开的花园门口附近，只有客人能坐在直背椅子上，更多时候则是坐在板凳上或箱子盖上，房间远处的角落里还有乐手在吹奏舒缓的音乐。
那些统治整个佛罗伦萨的人就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理论上说，城里几个行业协会的所有会员在政府中都有发言权，但实践中却并非如此。行业协会的总数是21个，包括7个大行会和14个小行会。7个大行会中，又以律师业行会（Arte dei Giudici e Notai）地位为最高。位居其次的是羊毛业行会（Arte della Lana）、丝织业行会（Arte di Por Santa Maria）和毛织业行会（Arte di Calimala），这些行会的名字来源于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所在大街的街名。[5]尽管银行家依然被教堂斥责为放高利贷的，以至于他们不得已用俗语或委婉语来掩饰自己真正的生意，但是崛起的银行业行会（Arte del Cambio）已经成了在财力和重要性上都能够与前述大行会相匹敌的力量。医药香料业行会（Arte dei Medici，Spezialie Merciai）的会员包括医生、药剂师，以及香料、染料和药品等货物的经销商，同时也包括一些艺术家和手工艺者。举例来说，画家既是向经销商买染料的客人，也是隶属于这个行会的会员。最后一个大行会是皮革皮草业行会（Arte dei Vaccai e Pellicciai），它代表的是皮革、皮草商人和皮革手工匠的利益。
剩下那些小行业协会里的会员则是一些普通的生意人，包括屠夫、制革工人、皮匠、铁匠、厨师、石匠、木工、酒商、旅店老板、裁缝、甲胄师及面包师傅等。一个羊毛业行会的会员可以看不起铁匠行会（Arte dei Fabbri）里的铁匠们；但是铁匠也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时候，就是相比于成千上万的羊毛工人、布料工人、织工、纺纱工、染工、梳刷工和打浆工，以及车夫、船夫、苦力和小商贩这类没有固定营业场所的普通劳动者。尽管这些劳动者的数量占到了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他们却无权组建自己的行业协会。这样的不公在过去多次引发不满，有时候甚至会发生暴动。1378年夏天，梳毛工们就发动了一次起义。这些工人被称作“琼皮”（ciompi这一名称来源于他们在洗毛车间工作时所穿的木底鞋的名称），是羊毛工人群体中最卑贱的一类，他们的工资还不够让家人吃饱饭。于是梳毛工们大喊着“和让我们挨饿的叛徒同归于尽”的口号，把那些被他们视为压迫者的商人的店铺洗劫一空。商人和他们选举出的头目吓得不得不逃跑保命。梳毛工们还提出要成立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会。迫于这样的形势，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其他行业的工人们出于嫉妒，依靠他们雇主私下里的权钱支持，很快就联手摧毁了梳毛工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行会。到1382年，原有的21个行会重新掌握了对城市无可争议的控制权。根据《1293年正义法令》的规定，佛罗伦萨为独立的共和国，行会通过重新修订这一法令，实现了对政府的操纵。
当时政府官员的组成方式是这样的：21个行业协会中年满35岁的会员都有资格参选政府官员，他们的名字会被写下来并分别放进8个皮质的袋子（borse）中。袋子被放置在圣十字教堂（Church of Santa Croce）的圣器收藏室里，[6]每两个月拿出来一次，在简短的仪式后，从中随机抽取当选者。任何想要观看选举仪式的市民都会获得许可。有负债或已就任上一届政府官员的人，以及与已当选人有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够作为候选人。当选官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将担任执政官（Priori），由这些执政官组成的政府被称为执政团（Signoria）[7]。执政团成员最多不超过9个人，其中6个人代表大行会、2个人代表小行会，最后一人则作为首席执政官（Gonfaloniere），[8]负责持有和保管城市的旗帜——白色底面上有一朵红色百合图案的佛罗伦萨旗。执政官一旦当选，就必须马上离开自己的家，统一住进市政厅，直到两月任期届满。执政官们的工资不高，但是可以享受的待遇不低。市政厅里面不但有大批身着绿色制服的仆人为他们服务，在他们享用丰盛晚餐的时候，还有小丑（Buffone）在旁给他们讲笑话、唱歌助兴。所有执政官都穿着深红色的长袍，领口和袖口镶着貂皮边。为了显示区别，只有首席执政官的长袍上绣着金星。
如果执政团想要颁行法律或制定外交政策，他们必须征求另外两个也是经选举建立的委员会（Collegi）的意见，分别是十二贤人团（Dodici Buonomini）和十六旗手团（Sedici Gonfalonieri）。除此之外，还有十人战争委员会、八人安全委员会和六人商贸委员会，不过这些委员会都是依共和国形势需要临时通过选举组建的。也有一些职务是永久性的，比如总理大臣通常是由优秀的学者来担任；[9]执政团公证员（Notaio delle Riformagioni）主要负责宣布执政团的法案；最高行政长官（Podesta）是个类似于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往往由出身高贵的外国人担任，他居住的宫殿既是法院又是监狱，后来被更名为巴杰罗宫。[10]
一旦危难来临，执政官们会敲响市政厅钟楼里的大钟。因为钟声低沉，像牛叫的哞哞声，大钟因此得名牛钟（Vacca）。当钟声响彻整个佛罗伦萨的时候，所有年满14岁的男性市民都要集中到自己所属的小区，然后跟随在代表小区的旗帜后面统一行进到市政厅前，组成市民议会（Parlamento）。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团要先确认到场人数已超过市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然后才能请求他们批准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Balia）的提议，最高司法委员会成立后将代表人民全权处理城市面临的危机。
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感到无比骄傲，并标榜它为实现他们所吹嘘的自由的保障。佛罗伦萨人坚信其他意大利邦国的政府都比不上他们的。威尼斯虽然也是公认的共和国，但是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威尼斯所谓的共和是由各个贵族家族在政府中就职；而按照佛罗伦萨的法律，这样的特权是不被许可的。佛罗伦萨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还处于专制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完全掌控之下。至于从罗马到亚得里亚海沿途分布的各个独裁者统治的小教皇国，都还是近乎无政府的状态。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则因安茹（Anjou）和阿拉贡（Aragon）两大家族的争斗而长期分崩离析。
与这些国家相比，佛罗伦萨能有如此稳定、民主、受拥护的政府确实是一大幸事。不过事实上，政府的实际运作也难称民主。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社会下层民众（Minuto Popolo）被成功拒于门外，贵族（Grandi）也很难进入各种共和国委员会。整个选举过程实际上被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商人家族控制着，他们的目的是确保只有可信的家族支持者的名字被放入存放候选人名条的皮袋里。如果这其中出现任何差池，他们就可以召集市民议会，通过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来“变更”皮袋里的候选人，这样就可以防止不受自己信赖的执政官被选入执政团。所以实际上，政府几乎就是富人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而组建的。
对于佛罗伦萨的商人们来说，钱的意义非同一般。有钱就是有地位，没钱就是没尊严。作为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诗人、运动健将、画家、音乐家和建筑家，出身佛罗伦萨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商人家族之一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1]就曾说过：穷人很难“靠美德获得尊重和名誉”，贫穷“会让美德蒙上阴影”，并“让美德沦为隐蔽而晦涩的哀愁”。另一位同样出身商人世家的佛罗伦萨哲学家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做大买卖的商人才值得受人瞩目和尊重，社会下层民众只要吃饱饭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还有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奥·达蒂（Gregorio Dati）的佛罗伦萨丝绸商人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周游过世界、见识过他国风土人情，然后衣锦还乡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人们普遍认定，商人的财富应当是通过“体面而重要的”交易获得的。一夜暴富会受到严重质疑，而通过“丑恶的交易”、“下流的手艺”或“挣薪水的下等职业”赚钱也同样不被看好。规模庞大、货物高档的交易不但能让经营它们的商人受人信赖，也会使从中受益的共和国信誉提升。
挣了大钱的商人自然也不能吝啬小气，他们必须拥有气派的宫殿和宽阔的家庭敞廊，还要有美丽的乡村别墅和私人小教堂。他们还必须给自己的家人购置得体的衣物，就算不雍容华贵，也起码要价格不菲。商人们还得给女儿准备好丰厚的嫁妆。为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捐款时必须慷慨大方，这不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更是给自己的后代和佛罗伦萨增光。如果某个商人足够富有，他还可以借钱给共和国政府，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威望。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靠经营一种著名的佛罗伦萨红色染料——苔红素（oricello）——而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连他的家族姓氏都是从这种染料的名字衍生而来的。他曾宣称“把钱花好比挣到大钱本身带来的荣耀还要多”；花钱还能让他得到更多的满足感，他斥巨资建造的宏伟的鲁切拉伊宫就是由阿尔贝蒂设计的。[12]
不过，对于一个富有而慷慨的商人来说，想要在佛罗伦萨的社会上获得名望，光靠经营体面的生意是不够的。缔结好的姻亲关系是非常理想的方式；而在共和国政府就职、服务大众的家族传统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式。事实上，没有哪个不曾在政府就职的商人可以自称拥有多高的社会地位。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富商们的下一代。他们年纪尚轻就已经懂得：如果自1282年起的执政官名录上没有自己家族的姓氏，那么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o da Uzzano）是一位德高望重、富可敌国的显贵。他家墙上就挂了这样一份执政官名录，一旦出现了某个他闻所未闻的候选人，他就可以立刻查出此人是出身于古老家族，还是新近的暴发户。[13]
美第奇家族自然不算暴发户，不过和它的竞争者相比，他们也称不上历史悠久。在随后的许多年中，所有形式的传奇都成了赚取钱财的资本。
[1]佛罗伦萨市政厅，亦译为领主宫、旧宫、维奇奥宫，是佛罗伦萨政府所在地。该建筑始建于1299年，后经多次扩建与改造，直至十六世纪末。米开罗佐·米凯洛齐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对其庭院进行了重建。萨沃纳罗拉时期为容纳大议会而修建了大会议厅（Sala del Maggior Consiglio）。科西莫一世公爵于1540年从美第奇宫搬来了这里，并由乔焦·瓦萨里对此处重新进行修缮和装饰。后来科西莫公爵入住皮蒂宫，并将市政厅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弗朗切斯科。为了致敬弗朗切斯科的妻子——奥地利女大公约安娜，整个庭院又被修饰一新。
[2]维奇奥桥所在的位置从罗马时代起就建造过桥梁。现存的维奇奥桥修建于1345年，取代的是于十二世纪建造，但是在1333年被洪水冲毁的那座桥梁。当时维奇奥桥两侧的店铺以皮革店和皮包店为多，后来变成了屠夫的肉店。到十六世纪末，依照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指令，又换成了金店和珠宝店。
[3]奥尔圣米凯莱教堂的名字是从古老的圣米凯莱教堂衍生而来的。圣米凯莱教堂建在奥托（Orto），它的位置被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取代。现存的教堂是1336年修建的，本来是打算作为公共粮仓和小教堂。建筑外墙壁龛里的雕塑是由城市中的行业协会订制的。多纳泰罗创作的圣乔治大理石雕是由甲胄师行会订制的，被放置在教堂北墙最西侧的壁龛里的是一个仿品，真品被移到了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4]老市场在十九世纪末被拆毁了，是为了给当时要建造的共和国广场（Piazza della Repubblica）腾出地方。
[5]卡利马拉街（Calimala）字面上的意思是恶名之街，但其实可能是罗马将军卡利斯（Roman Callis Major）名字的讹用。
[6]圣十字广场上的圣十字教堂和圣十字修道院修建于1228～1385年。到1863年，又修建了独具特色的十七世纪风格的大理石教堂正面。米开朗琪罗以及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好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皮尼和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墓都设在这里。当时佛罗伦萨几个重要家族的家族教堂也都建在这里，其中就包括与科西莫联姻的巴尔迪家族的家族教堂。由米开罗佐为科西莫建造的见习教士堂建于1445年左右。
[7]又译为长老会议，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最高行政机构。——编者注
[8]又译为正义旗手。——编者注
[9]总理大臣（Chancellor of Florence）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最重要的官僚政府职位。虽然总理大臣既不是经正式选举产生，如九人执政团成员或首席执政官，也不等同于现今一些国家政府首脑，但他可以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大多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著名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编者注
[10]巴杰罗宫在十五世纪被称为波德斯塔宫（Palazo del Podesta），始建于1254年至1255年，最初是作为市政大厅。庭院中的楼梯是在十四世纪中期重建时增加的。到1574年这里成为警察总长的官邸。现在这里成了国家博物馆（Museo Nazionale），收藏了众多美第奇家族人员的雕像和半身像以及他们订制的其他艺术作品。
[11]阿尔贝蒂宫位于本奇街6号，这里现在变成了霍恩博物馆（Museo Horne）。阿尔贝蒂家族曾经负责打理圣十字教堂的高坛。
[12]鲁切拉伊宫于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建造完成，现在的地址是德拉维尼亚诺瓦街18号。它由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设计，由贝尔纳多·罗塞利诺（Bernardo Rossellino）主持建造。阿尔贝蒂还为乔瓦尼·鲁切拉伊设计了多明我会的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的正面，该教堂里有鲁切拉伊家族的家族教堂。从火车站和普拉托门之间可以看到一部分修复后的鲁切拉伊宫的花园，即奥里切拉里园（Ortioricellari）。
[13]尼科洛·达·乌扎诺在巴尔迪街上的宫殿现在改名为卡波尼宫（36号）。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祖先叫阿伟拉多（Averardo），是一名英勇的骑士，曾效忠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有一次，阿伟拉多在去罗马的途中经过托斯卡纳地区，在佛罗伦萨以北的一个叫穆杰洛（Mugello）的地方遇到了一个野蛮的巨人，当地的贫苦农民深受其害。阿伟拉多与巨人交战并最终将其杀死，但是他的盾牌上留下了多处巨人挥舞狼牙棒猛击的凹痕。查理曼大帝为了奖励阿伟拉多的英勇行为，许可他将盾徽制成金底饰以红色小球的样式，象征着盾牌上的凹痕，以此纪念他伟大的胜利。从那以后，这也成了美第奇家族的标志。[1]另外一种不那么戏剧化、可信度更高的说法则是红色小球象征着药丸或拔火罐。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美第奇家族很可能是医生或药剂师，祖上则有可能是从穆杰洛迁到佛罗伦萨来的烧炭人。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红色小球代表钱币，是当铺的传统标志。
起码可以确定的是，在后来这些年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家族。他们随着这个城市的繁荣而发展壮大，而且偶有家族成员在政府里担任官职。第一个成为首席执政官的美第奇家族成员是阿尔迪戈·德·美第奇（Ardingo de’Medici），他在1296年当选这一要职。而他的兄弟古乔（Guccio）不但在三年后也当选为首席执政官，还获得了死后入殓四世纪石棺并被安葬在圣乔瓦尼巴蒂斯塔黑白八角教堂（San Giovanni Battista）外的殊荣，这个教堂也被称作洗礼堂（Baptistery）。另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阿伟拉多，也就是科西莫的曾曾祖父于1314年当选首席执政官。然而自那以后，美第奇家族似乎经历了一段衰落期。阿伟拉多的一个孙子菲利诺·迪·孔特·德·美第奇（Filigno di Conte de’Medici）在一本写给子孙的短小回忆录中就哀伤地提到了这段时期。他庆幸他的家族在佛罗伦萨还有几处不大的房产及两座宫殿、一个旅馆，以及在穆杰洛的卡法焦洛（Cafaggiolo）地区有“周围围绕着房屋的半个宫殿”。他们依然生活富足，但是和以前相比就相差甚远了；至于社会地位，则是“依然重要，但本可以更高”。曾经，人们会说“你看起来像个美第奇”，并且人人敬畏他们，然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Salvestro de’Medici）是菲利诺的一个堂兄弟，他在1370年和1378年先后两次当选首席执政官，重新恢复了家族的荣耀。梳毛工起义那一年，萨尔韦斯特罗对起义团体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起义成功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声誉也获得了大幅提升。不过最终起义失败，萨尔韦斯特罗和美第奇家族也受到重创。从那时起，美第奇的名字就和遭主宰这座城市的领袖家族忌讳的起义分子们联系在一起了。
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一直想要打消对他家族的质疑。他可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阔少爷：他父亲留下的那点儿可怜的遗产要分给一个遗孀和五个儿子。所以，乔瓦尼自己挣到钱之后就发誓绝不让这份财富再受到任何威胁。乔瓦尼像他的父亲一样对社会下层民众充满同情，所以也受到下层民众的爱戴。但乔瓦尼本身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十分清楚佛罗伦萨人对野心过度的市民是出了名的不信任。所以，他一直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的焦点，靠自己迅速发展起来的银行生意积累财富。
乔瓦尼被视为一个善良、诚信、通情达理且有人情味的人，他本人也乐于接受这种名声。不过，人们也不会忽视他那总是微眯着的双眼中透出的精明世故，以及那宽阔的下巴显示出的坚毅决绝。乔瓦尼从来不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言语中偶尔闪烁的智慧火花也往往被其苍白脸上天生的哀怨表情所掩盖，从而让人对他放松警惕。乔瓦尼本就富有，他的妻子皮卡尔达·布埃利（Piccarda Bueri）更是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但是起初乔瓦尼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科西莫和洛伦佐（Lorenzo）——一直住在拉尔加街（Via Larga）上一栋不大起眼的房子里，后来才搬到了主教堂广场（Piazza del Duomo）一所略大一些但依然简朴的房子，这里靠近当时尚未完工的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2]不少低级别的商人会故作姿态地远离公共生活，如果可以的话乔瓦尼倒真愿意完全避开公众的视线，待在佛罗伦萨的房子和他的乡村别墅中，待在主教堂广场的办公室和红门街（Via Porta Rossa）[3]上离现在的诺沃市场（Mercato Nuovo）[4]不远的银行里。但是在佛罗伦萨，如他的孙子日后所说的那样：不在政府里就职的富商是不能获得成功的。
尽管不情愿，乔瓦尼还是在1402年接受了执政官一职，并在任职的两个月中被选为首席执政官。后来他又两次当选，分别是在1411年和1421年。除了这几次经历之外，乔瓦尼很乐意躲在账房里，为公共基金和私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或者投资附近乡村的土地。他乐意给不再享有政治权利的失势贵族们代理财产业务，却委婉地反对他们要求重获公民权利的政治诉求，而这也是他唯一明确持有的政治立场，除此之外就任由富有的阿尔比奇（Albizzi）家族通过他们的朋友和执政官候选人来掌控政府。
不得不说，即便是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们也没有在这一家族的统治时期有什么不满，这段时期恰好也是佛罗伦萨相对繁荣发展的好时期。阿尔比奇家族的统治非常严苛：反对者一律要被逮捕、流放、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佛罗伦萨的边界不间断地向外扩张。到阿尔比奇家族当政时，他们掌管的地域早就超越了城墙围起的这个城市。此时的佛罗伦萨包含了皮斯托亚（Pistoia）和沃尔泰拉（Volterra），以及1351年从那不勒斯女王手里购得的普拉托（Prato）等乡镇。鉴于阿尔比奇家族成功地控制了政府，他们不仅占据了阿雷佐（Arezzo），还在1406年通过占领比萨（Pisa）及比萨港（Porto Pisano），开通了一条能让佛罗伦萨直接通向大海的通道。后来，阿尔比奇又于1421年从热那亚人手中买来了里窝那（Leghorn）。
佛罗伦萨的第一艘武装战船就是在比萨港举行的下水仪式。购买港口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共和国的财富，也给长期以来作为支柱产业的羊毛和布料交易增添了助力。世世代代以来，大批的羊毛都是从英格兰、低地国家及托斯卡纳的山丘和山谷地区运到佛罗伦萨进行加工和染色，然后再出口。在黑死病降临之前，这一行业养活了近三万人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羊毛和布料商人的行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长久以来都在佛罗伦萨的政府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城市里一些最豪华的建筑也是在他们的授意之下建造起来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委托羊毛业行会的官员管理的，该协会的象征——羔羊图案——也醒目地出现在了教堂的墙上。
乔瓦尼拥有两家羊毛工厂，所以他是羊毛业行会的会员。但是，由于他最主要的生意是银行，所以他也是银行业行会的会员。银行业行会的声誉从1252年开始有所提高。当时城市里的银行家们发行了一种美丽的小金币。金币背面是佛罗伦萨的拉丁文名称（Florentia），正面则选用了百合花的图案，百合正是这座城市的象征。[5]这种货币就是著名的弗罗林金币（fiorino d’oro），它在世界上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花朵币（the flower），也叫佛罗伦萨币（florence）或弗罗林币（florin）。一枚弗罗林币里含有54格令[6]的纯金，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英镑。一个年收入150弗罗林币的人可以生活得很宽裕。当时城里一栋带花园的小房子一年的租金大概是35弗罗林币；一栋豪华宫殿大概能卖到1000弗罗林币；一个女仆一年的薪水超不过10弗罗林币，购买一个奴隶也不过50弗罗林币。很快，弗罗林币就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全欧洲流通起来，这完全是出于对发行它的城市和在那里营业的银行的信任。到1422年，流通中的弗罗林金币的数量达到了两百万枚；仅在老市场广场周围，就有72家银行和证券交易行，其中最兴旺、发展最迅速的，无疑就是美第奇的银行。
乔瓦尼的一个远房堂兄，维耶里·迪·坎比奥·德·美第奇（Vieri di Cambio de’Medici）于14世纪就在罗马开设了分行。威尼斯和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加埃塔（Gaeta）也都有美第奇的分行。乔瓦尼·德·美第奇起初就是在他堂兄维耶里的分行里做学徒，后来在日内瓦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分行，接着又在罗马开了第二家。后来随着比萨港口的业务激增，他又在布吕赫（Bruges）和伦敦分别设立了代理行。不过与其把乔瓦尼业务的蒸蒸日上归因于佛罗伦萨羊毛交易的繁荣，倒不如说是他与教皇的密切关系。
对于乔瓦尼这样一个保守、谨慎的银行家来说，1410年当选教皇的巴尔达萨雷·科萨（Baldassare Cossa）绝对不是一个典型的可结交之人，他们之间建立友谊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科萨是一个感观至上、热爱冒险、无所顾忌而且极度迷信的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那不勒斯家族，曾经当过海盗。当他决定投身圣职的时候，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都坚信，他这么做绝不是为了服侍上帝，而是为了寻找新的冒险，而他的人生也的确称得上一次大冒险了。
当时，教会正因为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皇与罗马的教皇分庭抗礼而陷于困境。为了终结这场将整个欧洲分化为几个阵营的“教会大分裂”，各方于1409年在比萨召开会议，会议达成的决议是罢黜阿维尼翁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ⅩⅢ）和意大利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Gregory Ⅻ），同时选举了新的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Ⅴ）。结果亚历山大五世刚刚当选就宣布会议终止，而被罢黜的两个教皇也都拒不承认会议的决定。这样一来，不但情况没有好转，竞争的教皇反而从两个变成了三个。亚历山大五世去世后由科萨继位，他选择的称号是约翰二十三世（John ⅩⅩⅢ）。为了化解这一僵局，德国君主西吉蒙德（Sigismund）尝试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开新会议。到1414年年底教皇约翰前往康斯坦茨时，就有美第奇银行的代表随行，他们俨然已经成了教皇的金融顾问。
至此为止，美第奇家族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教皇御用银行家的地位。以阿尔比奇、里齐（Ricci）和斯皮尼（Spini）家族为主的其他佛罗伦萨银行在过去也曾作为教廷的财务代理机构；相对于他们来说，即便是乔瓦尼在1386～1397年大幅提高了银行业务量之后，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业务依然算少的。然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位期间，美第奇家族却成了最主要的教廷业务代理者。据说美第奇银行是为教皇筹集了一万达科特金币（ducats）的买官钱才获得了教廷代理的美差。不过，1403～1410年间，科萨还在博洛尼亚（Bologna）任教皇使节一职时，他就已经与乔瓦尼保持通信并有大量业务往来，他还称乔瓦尼为“非常亲近的朋友”。
科萨当选教皇后，美第奇家族就开始利用与教皇办公室之间有利可图的关系，因为教廷的收入和开支都是由这个办公室负责的。同时美第奇银行还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与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劳斯（Ladislaus）交战时最主要的支持者。那不勒斯国王支持的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也就是教皇约翰的两个竞争者之一。最终教皇约翰与那不勒斯国王于1413年握手言和，依照停战条约的规定，教皇须向那不勒斯国王支付95000弗罗林币，这笔款项自然也是由美第奇家族主要负责筹集的。作为抵押，教皇向美第奇银行旗下的一家罗马分行交付了两顶宝贵的主教法冠和大量的主教板。这样的交易其实并不符合乔瓦尼的品位，但是成为教廷财务代理便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一点小小的代价总是要付的。至于与教廷财务相关的业务到底有多大的利润，从一点就足以见得，那就是当时美第奇银行全部利润的一半都是由罗马的两家分行贡献的。
不过在召开康斯坦茨会议时，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有所动摇。教皇约翰于1414年10月底抵达康斯坦茨，迎接他的是一连串指控，包括传播异端邪说、买卖圣职、专制暴政、毒杀前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以及引诱至少两百名博洛尼亚女子。教皇约翰不得不装扮成一个背着弓箭的平民才得以逃出康斯坦茨，可是他很快就被出卖并带回康斯坦茨听候处置。最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都被罢黜。会议还接受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的辞职，并选举了新的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
此时的教皇约翰已是贫病交加，他在海德堡城堡里被关押了三年，直到美第奇家族再次对他伸出援手。通过他们在威尼斯的分行，美第奇家族筹集了38500莱茵盾的赎金来换取约翰的自由。被罢黜的教皇在获得释放之后，由巴尔托洛梅奥·德·巴尔迪（Bartolomeo de’Bardi）（很快他就将成为美第奇罗马分行的经理）陪同来到佛罗伦萨，并受到了乔瓦尼·德·美第奇的欢迎。在他仅剩的几个月的生命里，美第奇不但为他提供了住所，还出面向马丁五世求情，最终为他谋得了图斯库鲁姆（Tusculum）枢机主教的职位。
当时马丁五世也住在佛罗伦萨，他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Santa Maria Novella）住了两年。[7]马丁五世是一个温柔单纯的人，但是他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并没有乔瓦尼所盼望的那么亲近和友好。他们曾经因为一个珍珠镶嵌的主教法冠而发生过矛盾。这个法冠是教皇约翰逃出康斯坦茨时抵押给美第奇的，后来马丁五世威胁将美第奇家族逐出教会，才最终迫使他们将法冠交还给教堂总管。在执行教皇约翰的遗嘱时，双方又出现了分歧，因为约翰在遗嘱中规定要将自己保有的施洗者圣约翰的一根手指留给美第奇家族。教皇约翰对圣物的信仰是无限的，所以一直把它带在身上。随后，他们还为洗礼堂外教皇约翰坟墓上的刻字而争执不下，因为墓碑基座上刻着“教皇约翰二十三世”（Ioannes Quondam Papa ⅩⅩⅢ），而这样的碑文让现任教皇马丁五世认为受到了冒犯。
乔瓦尼·德·美第奇也在送行的队伍之中，他被选为有权使用金色马刺的四骑士（Cavalieri）之一。看着教皇离去，乔瓦尼心中只有担忧，因为他的家族银行与教会的关系已经如履薄冰。虽然美第奇家族没有被完全排除在教廷业务之外，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享受任何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时期曾拥有的特权。此时最受教廷偏爱的变成了美第奇家族的老对手——斯皮尼家族。[8]然而到了1420年年底，斯皮尼公司突然宣告破产。在此之后不久，美第奇在罗马的经理就接手了斯皮尼的生意，他的分行也很快恢复了曾经的显赫地位。没过几年，美第奇家族的银行不仅成了意大利最成功的商业公司，更是一举成为全欧洲最能赚钱的家族事业。对于这样的成果，乔瓦尼作为父亲当然功不可没，而他的长子也同样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和这个圈子里其他人文主义者相比，科西莫算不上最博学的，但是就连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都对他称赞有加。佛罗伦萨人在这位教皇眼里都是“利欲熏心的奸商，听不进一点儿高尚的东西”，只有科西莫是个有文化、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比一般商人更有修养”。确实没有几个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手稿的了解能超过科西莫，因为他年纪尚轻时就已经开始收藏了；更没有什么人像他一样在公共生活中坚持人文主义理想的重要性。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演讲和雄辩等人文主义者们必备的技能，但他从不质疑那些靠这些技能在佛罗伦萨社会担当重任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其实都有着和科西莫类似的家庭背景，但科西莫和他们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如他的父亲一直教导的那样，科西莫迫切地想要远离公众视线。
科西莫很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就算有必要，他也从不会带一名以上的随从。他的穿着总是很低调，小心地把靠墙的路让给老年人走，并“最大限度地遵守治安法官的要求”。科西莫还总是把扮演英雄、出风头的机会留给其他大家族的后裔们，比如1428年在圣十字广场上举办的大型比赛中，[10]伟大的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1]的儿子洛伦佐赢得了胜者的桂冠，而科西莫以及美第奇家族其他成员的出席都未被提及。若是有人就生意上的问题向科西莫寻求帮助或征求他的建议，科西莫会认真聆听来访者的问题，然后简短直率地给出见解，让人觉得他好像吝于结交朋友似的。不过，老百姓们依然爱戴他、信任他。在他年老之后，本就灰黄的脸色加上岁月的痕迹，让他看起来总是带着一副讽刺的神情，他那总是简短模糊的评论又加重了话语中嘲笑的意味。但即便如此，他的言行举止依然让人觉得可亲而非可惧。
科西莫与乔瓦尼·德·巴尔迪（Giovanni de’Bardi）的长女孔泰西纳·德·巴尔迪（Contessina de’Bardi）结婚时只有二十几岁。巴尔迪是他父亲在罗马分行的合伙人之一。巴尔迪家族曾经也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是和佩鲁齐（Peruzzi）、阿恰尤奥利（Acciaiuoli）家族一样，他们借给包括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和那不勒斯的安茹国王罗伯特（Robert，the Angevin King）在内的各个君主的贷款比收回的还款多太多，以至于他们的生意经常难以为继。孔泰西纳结婚时给丈夫带来的嫁妆算不上多，尽管其中包括坐落在巴尔迪街（Via de’Bardi）上的巴尔迪宫（Palazzo Bardi），这条街上所有的房产原本都是属于巴尔迪家族的。[12]科西莫夫妇随后搬进了巴尔迪宫，所有房间也随之低调地换上了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皮耶罗（Piero）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正如给科西莫的祝福中所写的那样：“上帝保佑你，让你与高贵、杰出的新婚妻子在新婚之夜就能孕育出一个男孩儿。”
孔泰西纳是一个缺乏想象力、挑剔且爱管闲事的女人，热爱美食，身材肥胖，但是也很能干，天性乐观、一心顾家、不善交际。她的受教育程度远不及其孙女们将来所能接受的那样，所以和其他佛罗伦萨人的妻子们一样，她是不被许可进入丈夫的书房的。科西莫很喜欢妻子，但也谈不上如胶似漆，那些因公事与妻子分开的日子并不难熬，他也极少写信给她。
他们第一次分开是在1414年。据他的朋友——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说，时年25岁的科西莫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起去参加康斯坦茨会议，一走就是两年。教皇被废黜之后，科西莫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北游历了很多城市，也访问了美第奇家族在德国、法国和佛兰德斯地区的分行。教皇约翰去世后，科西莫回到了佛罗伦萨，但是没过多久他又作为罗马分行的经理动身前往罗马了，而他的妻子则留在巴尔迪宫照顾大儿子皮耶罗和小儿子乔瓦尼。
科西莫在担任罗马分行经理的三年多时间里，只偶尔回佛罗伦萨探望家人，其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位于蒂沃利（Tivoli）的房子中，由一名叫马达莱娜（Maddalena）的女奴照看。这名女奴是科西莫的一个代理从威尼斯替他买来的，并且确认她是“一个健康的处女，大约21岁，没有任何疾病”。科西莫很迷恋她，与她同床共枕。马达莱娜为科西莫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卡洛（Carlo）。这种事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卡洛和孔泰西纳生的儿子们一起生活，同样接受正规、全面的古典教育。卡洛的外貌有明显的切尔克斯人特征，他长大后进入了教会，并且借助他父亲的影响当上了普拉托教区牧师（Rector of Prato）和教廷最高书记（Protonotary Apostolic）。[13]
科西莫在罗马成功避免了引起佛罗伦萨敌人的嫉妒，可是回到佛罗伦萨没多久，他出众的才能及所谓支持社会下层民众（Popolo Minuto）、反对大领主（Magnati）的观点就重新引起了阿尔比奇家族的怀疑。
科西莫的父亲一生谨慎小心，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谦逊温和的印象。当阿尔比奇家族试图拉拢他参与加紧对共和国政府的控制、稳固寡头政治的计划时，他拒绝了；阿尔比奇家族的对头们听闻此事，立刻跑来拉拢乔瓦尼加入更激进的抵制寡头政治的活动，乔瓦尼给出的答复是他没有任何想要改变政府现状的意愿，不论发生什么，他都只想专注于自己的生意，对政治活动分身乏术。与之类似，当阿尔比奇家族提议通过设立一种新的收入和财产税（catasto）来改革佛罗伦萨不公平的税制时，乔瓦尼也是在极其慎重地考虑了整个提议之后才表示支持，但是仍附加了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以至于谁也琢磨不透他的真实态度。
乔瓦尼一生克己，从不给人嫉妒的理由，总是避免做出承诺，临死前还在病榻上叮嘱两个儿子要效仿他的做法：对富人和权贵不冒犯，对穷人和弱者要永远慷慨。
不要表现得像是在给出建议，而是要在对话中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除非是受到召唤，否则不要前往市政厅；即使被召唤前往，也只要完成被安排的任务就好；得到了认可也不要表现出骄傲……避免法律诉讼和政治争议，时刻避免进入公众的视线……
后来科西莫也给自己的儿子们留下了类似的忠告，但是抛开谦逊的外表和沉默寡言的举止不谈，科西莫其实远比他父亲更有野心，他立志要让自己的财富发挥不同的作用，而阿尔比奇家族也对科西莫的每一步举动都充满疑虑和关切。
[1]美第奇家族标志上的小球从来没有确定的数量。最初是12个；到科西莫·德·美第奇时代则以7个为常见，比如美第奇宫东南角的盾牌上就是7个，可是在圣洛伦佐教堂高坛一角的韦罗基奥制作的圆盘上却是6个。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的天花板上是8个，公爵科西莫在王室祭堂（Capella dei Principi）的坟墓上是5个，大公费尔迪南德的观景城堡入口的盾徽上是6个。
[2]圣母百花大教堂，也被称为杜奥莫教堂，其修建工程始于十三世纪末，由阿诺尔福·迪·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设计。布鲁内莱斯基的圆顶直到1436年才完工，而外部的装饰在十年之后他去世时都没有完成。新哥特式正面是十九世纪末建造的。
[3]红门街当时属于达万扎蒂宫（Palazzo Davanzati）（9号），属于达维奇家族，是他们在1330年前后建造的，现在这里变成了博物馆。
[4]诺沃市场现在被称为稻草市场，是乔瓦尼·巴蒂斯塔·德尔·塔索（Giovanni Battista del Tasso）在1547年至1559年间建造的。
[5]佛罗伦萨建筑物上的佛罗伦萨百合标志没有美第奇的小球多，在佣兵敞廊（Loggia dei Lanzi）后面老造币厂（old Mint）的十五世纪门廊上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百合标志。
[6]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1格令约等于0.0648克。——译者注
[7]圣玛丽亚诺韦拉的多明我会教堂和修道院是从十三世纪中期开始修建的，到十六世纪完工。从为教皇马丁五世修建的房间可以俯瞰整个大庭院。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瓦萨里对教堂内部进行了重新装修。鲁切拉伊、巴尔迪和斯特罗齐家族都在这里修建了家族教堂。大庭院里的一个小教堂于1515年由雅各布·卡鲁齐·蓬托尔莫（Jacopo Carrucci Pontormo）和里多尔福·吉兰达约（Ridolfo Ghirlandaio）进行重新装修，为的是迎接教皇莱奥十世乔瓦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来访。
[8]斯皮尼家族十三世纪晚期冷峻风格的宫殿，现在被称作斯皮尼费罗尼宫，位于托尔纳博尼街和天主圣三桥边的阿恰尤奥利河滨大道的交会处。向下游方向的下一个宫殿就是十四世纪的吉安菲廖齐宫。再向下游走隔几个门是十七世纪的科尔西尼宫（科尔西尼河滨大道，10号），这里的画廊偶尔会向公众开放。
[9]安杰利圣母修道院现在成了圣玛丽亚诺瓦医院的一部分。其中人们所知的阿尔法尼街（Via degli Alfani）上的安杰利圣母八角形小教堂（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是1434年起按照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建造的。
[11]帕拉·斯特罗齐雇佣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来创作自己父亲的家族教堂的祭坛装饰品《贤士来朝》。这个奥诺弗里奥·斯特罗齐的家族教堂就在圣三一教堂里。这幅祭坛装饰画里描画了多位斯特罗齐家族成员，现在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多明我会的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中的斯特罗齐堂里有一幅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Andrea Orcagna）创作的祭坛装饰画以及纳尔多·迪·乔内（Nardo di Cione）创作的壁画。斯特罗齐家族的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后来归属了伟大的洛伦佐。
[12]巴尔迪街几乎全是由巴尔迪家族重建起来的。在他们修建巴尔迪宫（现已不存在）之前，这里就是一片叫作蚤窝（Borgo Pigiglioso）的贫民窟。圣十字教堂里的十四世纪巴尔迪家族教堂里有乔托及其助手创作的壁画。
[13]卡洛·迪·科西莫·德·美第奇也是一位谨慎的收藏家。罗杰·范·德·韦登（Roger van der Weyden）的《埋葬》（Entombment）就是他的收藏品之一，现在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
阿尔比奇家族的领头人里纳尔多·迪·梅塞尔·马索（Rinaldo di Messer Maso）曾经是一名军人，也做过外交官。他是一个自大、骄傲、容易冲动的人，而且故步自封、反对改革。[1]他对内坚定地维护寡头政治，如果有必要，甚至不惜将次要行会的数量减半；对外则主张通过武力在战场上打败佛罗伦萨的敌人们。那时他已经迫使执政团陷入了与米兰毫无结果的征战；在1429年他又极力鼓动向与米兰联手的卢卡（Lucca）宣战。佛罗伦萨和卢卡的恩怨由来已久，他们是彼此在丝绸贸易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击败卢卡的想法在佛罗伦萨城内受到欢迎，连科西莫本人后来也哀叹卢卡凭其从山脉地区延伸至海边的广阔疆域，战胜了各种征服它的尝试，屹立不倒。不过科西莫并不认为此时是加入战争的好时机，而且尽管他同意在紧急成立的十人战争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却仍带有明显的不情愿，并且暗示在阿尔比奇家族的领导之下佛罗伦萨军队不可能取胜。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卢卡人向米兰寻求援助，应他们的要求，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向卢卡派出了伟大的雇佣军（condottiere）指挥官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佛罗伦萨的雇佣军根本无法和斯福尔扎的队伍抗衡，于是佛罗伦萨的执政团花了五万弗罗林币将其收买；然而米兰公爵又为卢卡找到了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尼科洛·皮奇尼诺（Niccolo Piccinino）。十人战争委员会随即又想出了更复杂的退敌之计，他们想引塞尔基奥河（Serchio）的河水冲垮卢卡搭建的防御壁垒。不过，这个计策也如反对者们所预计的那样失败了：卢卡驻军趁夜色冲出卢卡，推倒了佛罗伦萨人的水坝，河水倾泻而下，反而灌入了佛罗伦萨人的营地。到1430年秋天，科西莫认定再与这个损失惨重、耗资巨大的战争有任何瓜葛都是不明智的，于是就以希望别人也有机会为战争委员会出谋划策为由，退出了委员会，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维罗纳（Verona）。
在科西莫缺席的情况下，他的敌人开始散布谣言，称科西莫妄图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收买雇佣军首领入侵佛罗伦萨共和国并推翻政府。有些人相信了这样的谣言；有些人虽然不信，却也乐于利用这样的谣言来解决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伙儿心存不满的贵族和大领主们一起去拜访了长者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ò da Uzzano），他是佛罗伦萨最受敬重的政治家。这伙人的目的不仅是探询尼科洛如何看待他们攻击科西莫的提议，更是想获得他的支持。尼科洛在自己位于巴尔迪街的家中接待了这些人，虽然礼貌地倾听了他们的提议，但态度却是谨慎且不支持的：就算真的有可能除掉美第奇家族，让阿尔比奇家族势力更加壮大也未必就是好事，他们很可能会变成像米兰的维斯孔蒂一样的专制暴君。再说，最后的结果更有可能是，谁也无法彻底除掉美第奇家族。如果对两大家族的支持者做一番比较的话，阿尔比奇一方不见得能占到多少优势。而且念及以往美第奇家族的恩惠，社会下层民众肯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此外，美第奇的支持者还包括城中几个最显赫的家族，如托尔纳博尼家族（Tornabuoni）和波尔蒂纳里家族（Portinari）都与美第奇家族有各种密切的生意往来；其他家族也从美第奇那里贷了款或收了礼物；还有一些则是通过联姻与美第奇家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科西莫的妻子孔泰西纳所属巴尔迪家族，以及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的妻子吉内夫拉·卡瓦尔坎蒂（Genevra Cavalcanti）背后的卡瓦尔坎蒂家族[2]和马莱斯皮尼家族（Malespini）。除此之外，在关系密切的人文主义者圈子内部，科西莫也有数不清的好朋友；相反，公然指责新古典知识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则在这个圈子中树敌无数。
尼科洛·尼科利（Niccolo Niccoli）、卡洛·马尔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和安布罗焦·特拉韦尓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都是科西莫的密友，而这几位杰出的人物在佛罗伦萨的社会里都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风流倜傥的尼科洛·尼科利是一个富有的佛罗伦萨羊毛商人的儿子，此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长的。他总是衣冠楚楚，是一个相当挑剔、吹毛求疵的业余艺术家。他从不关心家族生意，而是把继承来的财富都用在了他美丽的豪宅和了不起的收藏上。他的收藏品包括图书、手稿、勋章、钱币、凹雕玉石、浮雕和花瓶，“没有哪个到佛罗伦萨来的尊贵客人会错过参观他的藏品的机会”。科西莫比尼科洛小二十五岁，尼科洛开始收藏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科西莫深受尼科洛的影响，也开始进行类似的收藏。两人曾经计划一起去圣地（Holy Land）寻找古希腊手稿，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得到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德·美第奇的支持。他可不想让儿子跟尼科洛一样“不务正业”，在科西莫被尼科洛其他奇思妙想引诱之前，乔瓦尼就把他安排到家族银行里工作了。尼科洛收藏的书籍超过八百本，这一数字直到他去世时还在不断增加，算得上当时最大的藏书规模了。他对收藏古董的痴迷程度至死不减，为此不惜卖房卖地，甚至向科西莫借钱。他本人从未创作过一本著作，因为他写的每段话都不能满足自己严苛的要求；不过他倒是创造了一种手写体，能够让抄写员更快、更整齐、更美观地抄写手稿，这种字体后来成了早期意大利印刷界使用的斜体字的基础。尼科洛甚至成为来佛罗伦萨的游客们好奇的对象，他们在街上追寻他经过时优雅高贵的身影，但是又被提醒他其实脾气不好，有时甚至会唐突无礼。唯一能让尼科洛感到惧怕的人是他那泼辣的情妇，这个女人曾经还是他另外五个兄弟之一的旧情人。这件事让他的家人都很反感，直到有一天他的两个兄弟实在忍受不了她的傲慢无礼，直接把她捆起来鞭打了一顿。对噪音敏感到连“被困住的老鼠发出的吱吱声”都听不得的尼科洛在听到情妇的尖叫时，竟然被吓哭了。
尼科洛的大部分手稿都是由他的朋友波焦·布拉乔利尼搜集来的。波焦·布拉乔利尼被认为是一位学者、演说家、散文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他还写过一个名为《波焦·布拉乔利尼笑话集》的系列作品，内容都是些诙谐低俗的小故事。波焦1380年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小乡村里，父亲是个贫穷的药剂师。波焦年纪轻轻就赤手空拳地来到佛罗伦萨闯荡，他想尽办法获得了一个进入菲奥伦蒂诺学院（Studio Fiorentino）[3]学习的机会。这所大学是1321年教皇被逐出博洛尼亚后创办的。作为该校的董事之一，科西莫极力推动这里的学科扩建，除了已有的语法、法学、逻辑学、占星学、外科学和医学等学科外，又聘请了伦理学、修辞学和诗歌学方面的教授。波焦学习的是法学，后来加入了律师业行会，并进入教廷负责撰写宗座牧函。波焦也陪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了康斯坦茨会议，几年之后他又和科西莫一起前往奥斯蒂亚（Ostia）度假，并在那一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研究。波焦足智多谋、有魅力、乐观、好享乐、幽默、智商极高，而且为达目的不惜使用贿赂修道士之类的手段。他作为尼科洛·尼科利的代理到德国、法国和瑞士寻找失传的手稿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但找到了各式各样隐藏的珍宝，更发现了一些失传已久、据说只有部分残存于世的手稿的完整版本。有一次，他到瑞士的一个修道院，那里的藏书室就设在塔楼底部昏暗、肮脏的地牢里。波焦在那里发现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和阿比修斯（Apicius）的烹饪书，以及昆体良（Quintilian）的一本罗马教育方面的重要书籍。
至于那些不能够用钱买下的文本，波焦就亲自用一种优美、易识、间隔适度的手写体抄写下来。他参考的样式是十一世纪的卡洛林手写体，而非后来取代它的令人疲倦又粗笨的哥特式。科西莫看过波焦的抄本后，决定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按类似的字体重新抄写。这种字体也同样受到早期意大利印刷界的青睐，并将其作为罗马字体的基础，就如他们将尼科洛·尼科利的手写体作为斜体字的基础一样。波焦的手抄本实际上成了现代手写体和印刷体的起源。
然而，波焦并不像有些人文主义者那样因醉心于学术而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他纵情于声色犬马，连工作的时候也喜欢有漂亮的姑娘陪伴左右。他给尼科洛·尼科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正在拓写碑文，却被两个观看他工作的姑娘吸引住了，结果把正事抛到了一边。尼科洛听了感到非常惊讶，可是波焦却回答说：工作的时候，他更愿意有窈窕可人的姑娘，而不是“长着长角的水牛”陪伴左右。波焦有好几个情妇，仅他承认的私生子就有十四个之多，但是他完全有能力供养他们。凭借他的经济头脑和在教廷里的人脉，波焦挣了很多钱。他直到五十五岁才决定结婚，对方毫不意外又是个只有十八岁的美人，还带着丰厚的嫁妆。波焦用这笔钱买了一栋大宅，和妻子又生了六个孩子。
和波焦一样，科西莫的另一个人文主义者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刚到佛罗伦萨时也是个穷小子。他也在菲奥伦蒂诺学习法律，在教廷任职并且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但是比起波焦，莱昂纳多绝对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他长着一个尖鼻子，给人感觉很机警，有些傲慢，其他人文主义者认为他有“绝顶的口才”。莱昂纳多强烈反对尼科洛·尼科利包养情妇的事，而波焦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堕落腐化的典型。莱昂纳多为了和一位受人尊敬、极度富有的年轻姑娘结婚而放弃了在教会里继续发展的念头。婚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与翻译中，并且在政府里为佛罗伦萨的公共事业鞠躬尽瘁。他极力宣扬佛罗伦萨是古代共和国体制的继承者，并最终成为佛罗伦萨的总理大臣并长期任职。他的美名传扬甚广，甚至连西班牙国王的使节都曾拜倒在他高贵的红袍之下。
科西莫的另一位挚友，安布罗焦·特拉韦尓萨里同布鲁尼一样受人尊敬，但是他比后者更加谦虚圣洁，是个连肉都没吃过的苦行僧。特拉韦尓萨里从罗马涅地区（Romagna）来到佛罗伦萨。他的家族在罗马涅地区拥有大片的地产，他也刚刚当上苦行的卡马尔多利会（Camaldolite Order）的代理主教（Vicar-General）。特拉韦尓萨里还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他自学了希伯来语，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事实上，他可以随口把希腊语翻译成通畅、优美的拉丁语，其速度之快，连尼科洛·尼科利这位佛罗伦萨城里写字最快的人都跟不上他口述的速度。特拉韦尓萨里比科西莫小三岁，他为科西莫翻译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所有著作，包括那些他诚实的精神所无法苟同的不洁段落。科西莫经常出入特拉韦尓萨里在安杰利圣母修道院的房间，而面对即将发生的美第奇家族与阿尔比奇家族的冲突，他更是对特拉韦尓萨里感激不尽。
另一个经常出入修道院的是卡洛·马尔苏皮尼。他来自阿雷佐的一个贵族家庭，也是一名学者，并被任命为大学的修辞学和诗歌学讲师。他当时只有三十二岁，是科西莫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最年轻的朋友，但是他的学识已经名声在外。在其最著名的一堂课上，他引用了所有已知的希腊和拉丁学者的论述。马尔苏皮尼在著书立说方面不如布鲁尼多产，但也不像尼科洛·尼科利那么苛刻挑剔。他把一两本希腊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还写了一些诗歌警句，并为科西莫母亲的葬礼创作了一篇演讲词。
马尔苏皮尼在大学中的死对头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名叫弗朗切斯科·费勒夫（Francesco Filelfo）。费勒夫的父母都是佛罗伦萨人，但他却是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托伦蒂诺（Tolentino）出生的，当时他的父母就居住在那里。费勒夫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了，并且被威尼斯委以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重任。在那里，他娶了自己希腊语老师约翰·克里索卢拉斯（John Chrysoloras）漂亮的女儿。而克里索卢拉斯的兄弟伊曼纽尔·克里索卢拉斯（Emmanuel Chrysoloras）之前是佛罗伦萨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后来费勒夫受尼科洛·尼科利的邀请来大学授课。起初，尼科洛很满意费勒夫的才华和活力。费勒夫的课一堂接一堂，从早讲到晚，对什么内容他都能侃侃而谈，他讲西塞罗（Cicero）和泰伦斯（Terence），荷马（Homer）和李维（Livy），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色诺芬（Xenophon）；此外，他还教授伦理学课程，每周要到教堂做一次关于但丁的公开讲座；所有这些活动之外，他还能挤出时间创作无数的警句、颂歌、演说词和历史故事，甚至还会翻译，只要有钱可赚。过了一段时间，尼科洛·尼科利就后悔邀请这个留着拜占庭式络腮胡的浮躁年轻人来佛罗伦萨了。事实证明，费勒夫是一个虚荣、粗暴、无礼、贪财、挥霍无度且爱记仇的人。科西莫的朋友们都避免与他接触，当他与马尔苏皮尼争论时，他们都选择支持后者。于是费勒夫转而投靠了阿尔比奇家族，替他们做舆论攻击的差事。费勒夫刚来佛罗伦萨时，科西莫不但热情款待了他，还替他付了房租；而现在，费勒夫反过头来对科西莫加以最无情的攻击。
只要佛罗伦萨的这些人文主义者还是科西莫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只要尼科洛·达·乌扎诺还活着，科西莫就不用担心阿尔比奇家族有足够的力量来毁灭美第奇家族。尽管尼科洛·达·乌扎诺总体上认同阿尔比奇家族的政治观点，但是他也一直很尊重美第奇家族，甚至在科西莫父亲的葬礼上还伤心落泪。可是到1432年，尼科洛·达·乌扎诺也去世了，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反对美第奇家族的阴谋迅速成熟起来。城里到处流传着关于美第奇家族的恶毒谣言，毋庸置疑大部分是由费勒夫传播的。这些谣言说道：科西莫穿着简朴是为了避免引起民众对他通过不法途径聚敛的财富的注意；他所谓的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心不过是追求私利者挂在口头的掩饰之词；不是有人听到他亲口说“除非是有利可图或是出于恐惧之心，否则没有人会做诚信之事”？他向慈善事业和建筑项目的捐款更是伪善，不过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花钱买良心上的安慰而已，更何况哪一笔善款不是大肆宣传，哪一座由他出资的建筑上没有把美第奇的纹饰放在醒目的位置？“连修道士的厕所里都装饰着他的纹饰！”就是在这种舆论的作用下，1433年年初的一个夜晚，有人往科西莫家的大门上泼洒了鲜血。
像1430年退出战争委员会前往维罗纳一样，此时的科西莫选择再次离开佛罗伦萨，这次他到自己在穆杰洛的特雷比奥（il Trebbio）的房产里待了几个月。[4]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佛罗伦萨银行里的巨额财产悄悄转移到了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分行里，还将成袋的钱币寄存在圣米尼亚托主教堂（San Miniato al Monte）的本笃会隐士和圣马可（San Marco）的多明我会修道士那里，这样如果阿尔比奇家族开始行动，这些财产就可以免于被没收。
科西莫不在城里的这段时间，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控制了执政团在九月的选举。他的操控非常隐蔽，结果九名当选的执政官中，七名都是明确支持他的。另外两名据称有可能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巴尔托洛梅奥·斯皮尼（Bartolommeo Spini）和雅各布·贝林吉耶里（Jacopo Berlinghieri）。当选首席执政官的是贝尔纳多·瓜达尼（Bernardo Guadagni），为了确保他的参选资格，阿尔比奇家族不得不先免去了他所有的债务。[5]
九月的第一周，科西莫还在穆杰洛。在这里他收到瓜达尼的紧急召唤，要求他马上回到佛罗伦萨，并被告知“有重大事项需要做出决定”。科西莫决定直面自己的命运。
离开市政厅后，科西莫去拜访了他认为还是朋友的在任执政官之一，但是得到的回答同样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安慰之词。随后他又去了自家的银行，毫无疑问是去转移更多的财产。在此之后，他再无他法可想，只能坐等即将召开的执政团会议。
7日上午，科西莫到达市政厅的时候，执政团会议已经开始了。在侍卫队长的押送下，科西莫登上楼梯，经过紧闭的会议室大门，被关进了牢房。很快便有人通知他说“有充分的理由对其进行关押，会尽快向其说明”。
两天后，也就是9月9日，科西莫所在牢房顶上的钟楼里，巨大的牛钟发出隆隆的响声，召唤所有佛罗伦萨人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参加市民议会。低沉的牛叫一般的钟声响彻整个城市，市民们纷纷响应前往。但是广场入口有武装的阿尔比奇家族支持者把守，所有明确或有可能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市民都被拦在了广场之外。科西莫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从牢房的窗口向下望，广场上被允许进入的市民最多不超过23人，他们就站在执政官们所在的位于宫殿一层的围栏（ringhiera）前。执政团秘书代表执政团询问到场的公民是否同意设立一个由200人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革”。在场公民们恭顺地给出了许可，于是这个最高司法委员会得以顺利组建。
尽管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看似掌控了政府并强烈建议判处科西莫死刑，但是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们却没有痛快地接受他的提议。委员会里的讨论十分激烈，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一些成员同意判处科西莫死刑，另一些则坚持流放就足够了，甚至有一两个委员提议应当将科西莫无罪释放。很多委员不愿意顺从阿尔比奇对科西莫处以极刑的原因显而易见：对成千上万支持他的市民来说，科西莫依然是他们心中的英雄，虽然这些人暂时被威慑和压制，但是委员们害怕死刑判决会引发强烈的反对；除此之外更令他们担忧的是，科西莫的被捕已经引发了外国势力的激烈抗议。费拉拉（Ferrara）侯爵是美第奇银行的客户，他已经代表科西莫的利益提出干涉。威尼斯共和国在财政方面也受科西莫关照颇多，此时派出了三位大使前往佛罗伦萨全力确保科西莫被释放；如科西莫本人所说，就算大使们与里纳尔多谈不拢，他们的到来也足以“给那些本来支持判处死刑的人施加巨大的影响”。科西莫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卡马尔多利会代理主教的安布罗焦·特拉韦尓萨里此时也拜访了里纳尔多；甚至据说还有一位更有影响力的美第奇银行客户——欧金尼乌斯四世（Eugenius Ⅳ）——也向他打了招呼。欧金尼乌斯四世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儿子，他于两年前继任马丁五世成为教皇。此时里纳尔多已经严刑拷打了科西莫的两名支持者，成功给科西莫扣上了叛国的罪名。其中一个支持者尼科洛·蒂努奇（Niccolo Tinucci）是一位有名的公证人，也是一位业余诗人。他被刑讯官严刑逼供，最终屈打成招，指认科西莫有意召集外国势力在佛罗伦萨进行革命。无论是特拉韦尓萨里还是威尼斯大使都不相信这份供述，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也不相信。渐渐地，里纳尔多也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判处流放要比他的亲信弗朗切斯科·费勒夫坚持要求的死刑更明智。
科西莫在关押他的市政厅钟楼牢房里获许会见了特拉韦尓萨里及少数几个经过挑选的访客。因为怕被下毒，科西莫还被批准食用巴尔迪宫送来的饭菜。但是看守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避免科西莫与外界交换任何消息，更不允许他和银行之间有任何通信。给科西莫的食物从制作到送达全程都有官员监督，他与访客谈话时也必须有守卫在场监听。不过，这个叫费代里戈·马拉沃尔蒂（Federigo Malavolti）的守卫对科西莫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一点贿赂，科西莫的信息还是被顺利传出了牢房。连穷困的首席执政官贝尔纳多·瓜达尼本人都欣然接受了1000弗罗林币的贿赂，如果他狮子大张口，美第奇家族无疑会全力满足，科西莫事后嘲讽地评价他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不过，贝尔纳多·瓜达尼在收受“价格合理”的贿赂之后，就宣布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再参与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并将自己的投票权委托给另一位执政官马里奥托·巴尔多维内蒂（Mariotto Baldovinetti）。而这位与贝尔纳多·瓜达尼一样穷困的执政官自然也是美第奇金库早就打点好的。
原本的支持者都被对方收买并倒戈，美第奇银行强大的外国客户团也不断地施加压力；再加上美第奇家族忠诚的朋友们日益直白的表态，就连帕拉·斯特罗齐这样有影响力的温和派也逐渐脱离自己的阵营；除此之外，阿尔比奇家族甚至还面临着出现武装起义的危险。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一听到哥哥被捕，就马上和美第奇家族的其他一些成员赶往穆杰洛集结军队准备救人；与此同时，卡法焦洛的小部分美第奇家族支持者也集结了队伍；据说连雇佣军指挥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Niccolo da Tolentino）也被科西莫的朋友内里·卡波尼（Neri Capponi）收买，已经带着一队雇佣兵从比萨前往拉斯特拉（Lastra）准备参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的队伍在拉斯特拉按兵不动，因为他们担心进一步逼近会引发佛罗伦萨城内的骚乱，难保科西莫不会在混乱中被暗杀。即便没有交战，还是不得不承认，尼科洛·达托伦蒂诺的存在是促使阿尔比奇最终放弃将这个令他头疼的囚犯处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9月28日，科西莫被判流放帕多瓦（Padua）10年，而他诡计多端的堂兄弟阿伟拉多（Averardo）也被判流放那不勒斯10年。至于他那不怎么抛头露面、也不那么有威胁的弟弟洛伦佐则被判流放威尼斯5年。整个美第奇家族，除了维耶里一支外，全被划定为贵族阶级，永远不得在政府中就职。他们在佛罗伦萨的组织领导者普乔·普奇（Puccio Pucci）和乔瓦尼·普奇（Giovanni Pucci）也被判流放到阿奎拉（Aquila）10年。[6]执政团里两名没有追随阿尔比奇家族的执政官没有受到其他执政官所得的利益和嘉奖。
既然判决我流放帕多瓦，我在此声明我会遵从判决前往，并且按照你们的命令待在那里。别说是到特雷维佐地区（trevisian state），就是判我流放到阿拉伯或者其他任何完全陌生的国度，我也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你们的命令对我而言是灾难，但我依然心存感激，宁愿把这看作恩赐而非祸患……只要知道我的敌人能为这座城市带来和平与幸福，我受什么苦难都是值得的……我只恳求你们一件事，长官大人们，既然你们免我不死，就请你们保障我的性命不会丧于邪恶的市民之手，否则那将是你们的耻辱……请确保那些手握尖刀、等在广场之外迫切想伤我性命的人不会得逞。我死事小，只怕你们会背上永久的恶名。
其实执政团像科西莫担忧自己的性命一样惧怕无法控制的暴乱，因此他们下令犯人应当乔装打扮，连夜穿过圣迦尔门（Porta San Gallo）离开佛罗伦萨。全副武装的侍卫一直护送他至边境，然后才由科西莫自行取道费拉拉，最终到达帕多瓦。
[1]阿尔比奇家族的中世纪塔楼位于阿尔比奇镇。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建造的宫殿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这个位置是88号阿尔托维蒂宫（Plazzo Altoviti）。
[2]卡瓦尔坎蒂家族小教堂里由多梅尼科·韦内齐亚诺（Domenico Veneziano）创作的《圣人弗朗西斯和施洗者圣约翰》（Saints Francis and John the Baptist）现在收藏于圣克罗切歌剧博物馆（Museo dell’Opera di Santa Croce）。卡瓦尔坎蒂家族的由多纳泰罗创作的《圣母领报》（Annunciation）则被收藏在圣十字教堂。
[3]菲奥伦蒂诺学院后来升级为大学。现在位于圣马可广场附近的建筑是由托斯卡纳大公的马厩改造而来。北侧的植物园名叫草药园（Giardino dei Semplici），面向拉马尔莫拉街（Via Lamarmora），是在十六世纪中期根据科西莫一世的指示建造的。
[5]瓜达尼宫位于圣神教堂广场（7～9号），是在十六世纪初期为代家族（Dei）建造的。1684年被多纳托·瓜达尼（Donato Guadagni）买下。
[6]十六世纪的普奇宫位于普齐街（2～4号）。赛尔维街拐角处的盾徽是乔瓦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即教皇莱奥十世的。普奇家族支付了圣母领报大殿敞廊的修建费用，该敞廊是由卡奇尼设计并于1601年修建完工的。普奇家族的家族教堂在圣母领报大殿内的许愿小院（Chiostrino dei Voti）东墙侧面。韦罗基奥创作的伟大的洛伦佐的雕像在洛伦佐逃脱帕奇家族的暗杀后就在这里展示，但现已丢失。据瓦萨里称，波提切利的圆形浮雕《贤士来朝》就是由普奇家族订制的，现在陈列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在去流放地的路上，科西莫受到的多是赞誉而非斥责。费拉拉侯爵热烈欢迎并盛情款待了他；到了帕多瓦，科西莫也被当成尊贵的客人，受到当地官方的接待，一位身份如此显赫又腰缠万贯的人物被流放到本地显然使他们感到无比喜悦。可以确定的是，科西莫依然富有，在他被关押期间，阿尔比奇一切想要让他破产的尝试都失败了。里纳尔多沮丧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就不要挑战强大的敌人。”他现在才被迫认清了这一点，虽然暂时把美第奇家族赶出了佛罗伦萨，但是他自己在城里的位子并没有坐稳。
在帕多瓦待了两个月之后，科西莫获许离开这里到威尼斯和弟弟团聚。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San Giorgio Maggiore）给他提供了住处。他在这里把一切安排妥当，并且宣布出资为修道院修建一所急需的藏书室。[1]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他得知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曾在这里做过修道士，对这座修道院颇有感情。他委托了年轻的佛罗伦萨建筑师米开罗佐·米凯洛奇（Michelozzo Michelozzi）来设计藏书室。米开罗佐是陪同科西莫一起来威尼斯的，因为他在佛罗伦萨为科西莫设计建造的房子现在暂时停工了。
虽然身在威尼斯，科西莫对佛罗伦萨的时局变迁依然了如指掌，因为他的支持者们无时无刻不在策划推翻阿尔比奇家族的大业。1434年2月初，口才出众、学识过人的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Agnolo Acciaiuoli）[2]因为指责阿尔比奇家族的独裁统治而遭逮捕，并被判处流放科森扎（Cosenza）10年。短短几周之后，科西莫的一个远房亲戚马里奥·巴尔托罗梅奥·德·美第奇（Mario Bartolommeo de’Medici）也因涉嫌破坏阿尔比奇家族的外交政策而被逮捕并判处流放10年。
科西莫小心避免了被扣上与他们同谋的罪名。他知道阿尔比奇在佛罗伦萨的地位每况愈下，而威尼斯和罗马都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回归。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从美第奇家族离开以后，其他银行“连一个开心果”都不能提供给政府。1434年夏天在伊莫拉（Imola），佛罗伦萨军队在一场决定性战斗中输给了米兰雇佣兵，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随之达到了高潮。重新选举的结果是一批众所周知的美第奇家族支持者当选执政官，他们中的尼科洛·迪·科科（Niccolo di Cocco）还被选为首席执政官。
如果不是因为帕拉·斯特罗齐的反对，里纳尔多可能会直接用暴力来阻挠这次选举。自从尼科洛·达·乌扎诺去世后，富可敌国的帕拉·斯特罗齐就成了佛罗伦萨寡头政治体系中最受尊敬也最有影响力的温和派。在他的劝说下，里纳尔多同意当选的执政官们就职，但前提是谁要提议把美第奇家族请回佛罗伦萨，谁就会被强行驱逐出市政厅。可惜，执政团已经决心不再受他的恐吓，他们抓住九月里纳尔多暂时不在佛罗伦萨的机会，发出了这份令他恐惧的邀请。里纳尔多一回到佛罗伦萨就被执政团召唤前往市政厅，但是因为担心自己会像科西莫一样被逮捕并关进“小旅馆”，并以为拥有帕拉·斯特罗齐、乔瓦尼·圭恰迪尼（Givoanni Guicciardini）[3]、里多尔福·佩鲁齐（Ridolfo Peruzzi）[4]和尼科洛·巴尔巴多里（Niccolo Barbadori）[5]的支持，里纳尔多决定无视执政团的召唤，而是直奔宫室，召集自己的支持者武装起来，下令让五百人组成的侍卫队去占领市政厅对面的圣彼尔谢拉吉奥教堂（San Pier Scheraggio）[6]，并时刻准备攻占市政厅。宫殿门口的守卫已经被重金收买，就算执政团下令锁紧大门，他也会让里纳尔多的军队自由进入。
9月25日早上，里纳尔多的军队开始部署位置，但是执政团对此并非毫无准备。他们也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到了广场之上，还安排士兵在街上来回巡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围困，他们已经向宫殿里运送了必需品。然后他们就关闭了宫殿的大门并设置了壁垒，同时继续从周边区域调集力量作为支援。为了给集结增援力量争取时间，执政团派出两名执政官前去与阿尔比奇谈判，而他们请来的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中间人——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此时也已经到达了佛罗伦萨。
欧金尼乌斯四世的前任马丁五世来自极有权势的科隆纳（Colonna）家族。但是欧金尼乌斯四世刚刚和这个家族发生了争执，并被一群张狂的暴徒赶出了罗马逃往佛罗伦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为他提供了庇护之所。这里的人都知道欧金尼乌斯四世曾经表达过他对美第奇家族的同情，并且希望在美第奇家庭财力的支持下，一个强大的佛罗伦萨政府能够和威尼斯联手，帮助他重回罗马。9月26日下午，教皇的代表——枢机主教维泰斯基（Vitelleschi）——离开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去找里纳尔多，为的是说服他到修道院与教皇面谈。
至此时，里纳尔多正变得孤注一掷。他成功占领了圣阿波利纳雷广场（Piazza Sant’Apollinare）并且关闭了所有出口，下一步就要围困巴杰罗宫，攻打市政厅，烧毁所有美第奇家族和他们主要支持者的房屋。不过，虽然他从佛罗伦萨以外召集了无数的雇佣兵，但都只是承诺他们可以掠夺战利品而非向他们支付确定的报酬，更何况这些军队至今迟迟无法赶到佛罗伦萨；而城内的军队渐渐开始背弃他。最糟糕的是，里纳尔多要想取胜，几大家族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此时的情况是：乔瓦尼·圭恰迪尼宣称他能做的只有保证不让自己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兄弟皮耶罗（Piero）向执政团提供支援；之前暗示可以提供500人武装队伍供里纳尔多差遣的帕拉·斯特罗齐现在也改变了注意，只带了两个随从来到圣阿波利纳雷广场，和里纳尔多简单交谈了两句就匆匆离开了；里纳尔多最主要的支持者里多尔福·佩鲁齐也开始动摇，并且接受了执政团的召唤，但是这次会面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里多尔福·佩鲁齐转而敦促里纳尔多接受枢机主教维泰斯基的邀请去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和教皇面谈。
在佩鲁齐和巴尔巴多里的陪同和一个临时组建的支持者武装队伍的护送下，里纳尔多在当晚六点多出发前往修道院。途中他们经过马特利（Martelli）家族的住处，而这一家族中的长者一直都是美第奇的好朋友，有时还会有生意上的合作，所以他们试图阻拦里纳尔多前进。双方爆发了打斗，好几个人受了重伤。马特利家族的侍卫终于被逼回房子里后，里纳尔多又费了好大劲才阻止了护卫们冲进马特利宫洗劫财物并说服他们继续跟随他向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前进。[7]一行人马怨声载道地抵达了修道院，并在前面的广场上休息，不过显然已经没有人愿意长时间留在外面等待。
里纳尔多从修道院出来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确实没有多少护卫留下等他。他只找到一小拨儿还坐在广场上的人。他的精神显然已经崩溃了。在刚刚的谈话中，教皇的神情举止是那么高高在上，说话又那么富有技巧。里纳尔多被告知教廷的意愿与执政团的意愿是一致的，继续抵抗也只是徒劳。虽然教皇表示会尽己所能保护阿尔比奇家族不受敌人的报复，但是这并没有给里纳尔多带来多少安慰，他只能就这么回去了。
两天之后，钟楼上的牛钟被敲了整整一个小时来召唤市民参加议会。市民们集中到广场上之后，军队从外面将他们围了起来。枢机主教维泰斯基及教皇的另外两位代表最先出现在围栏之内，伴随着响亮的号角声，全体执政官和共和国的官员们很快也都到齐了。执政团秘书依照传统向市民们大声提问：“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你们是否许可成立最高司法委员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革？”人群顺从地表示同意，一个由350名市民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随即被选举出来。对于美第奇家族的流放判决立刻被撤销了，他们还因为流放期间的良好表现而受到了赞扬，并被正式邀请回到佛罗伦萨。
此时对他敌人的判决已经被公布出来。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和他的儿子，甚至后代都不得进入佛罗伦萨，其他几个家族也受到了同样的判决，有的甚至是整个家族都被流放，因为依照佛罗伦萨的习惯，有时犯罪被认定为既是个人罪行也是集体同谋。在被流放人员名单中还包括佩鲁齐、瓜斯科尼（Guasconi）、瓜达尼和圭恰迪尼家族的成员，以及尼科洛·巴尔巴多里和马泰奥·斯特罗齐（Matteo Strozzi）。事实上，被流放的总人数超过了70人，其中很多是众所周知的大家族。所以，也有人抱怨科西莫把佛罗伦萨的大家族都赶走了，而科西莫则以他一贯的嘲讽口吻反击道：“在佛罗伦萨，扯七八码红布就可以造就一个新市民。”
科西莫回归之后，弗朗切斯科·费勒夫并没有留在这里接受和阿尔比奇一样的判决，而是早早逃到了锡耶纳（Siena）去效忠维斯孔蒂家族。费勒夫写了一系列诽谤美第奇的文章来煽动佛罗伦萨人起义，甚至可能还协助雇用了一个希腊杀手刺杀科西莫。没什么人为这个令人厌烦、脾气乖戾又爱慕虚荣的学者离开佛罗伦萨感到可惜，倒是有很多人为值得尊敬、诚实守信的帕拉·斯特罗齐被流放帕多瓦而难过。然而科西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富可敌国又容易受人影响的帕拉·斯特罗齐必须离开佛罗伦萨，这样才能保证他自己在佛罗伦萨的位置更稳固。当被请求看在旧时情分上帮助美言几句的时候，科西莫还是摆出了他标志性的模糊态度，对最终判定的流放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他显然有理由安慰自己说，政治从来不是帕拉·斯特罗齐的强项，在帕多瓦那个没有政坛纷争侵扰的地方，他的生活反而会更幸福。事实也证明，帕拉·斯特罗齐在帕多瓦安顿下来，过上了平静祥和的日子，终日忙于研究、讨论和收集藏书。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科西莫不止一次希望自己能过上那种简单的生活。在其他一些意大利邦国里，死刑是比流放更常用的刑罚，统治者背后也都有强大的军队在支持和保护。但死刑和军事独裁都不是佛罗伦萨的传统，而佛罗伦萨的传统是不容被质疑的。科西莫想成功地统治佛罗伦萨，就必须做得像他根本没有在统治佛罗伦萨一样；如果想要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就必须精心计算，把可能产生的对传统的冒犯降低到最小。如果不依靠政治影响力就能控制并扩大自己的银行事业，那么科西莫一定愿意隐于幕后，远离这些纷争。银行事业才是他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就算有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杖在手，科西莫也会选择继续做一个银行家。然而，像他父亲被迫认清的现实一样，佛罗伦萨的富商想避免参与政治，绝对是不明智的。即便如此，科西莫还是成功扮演了一个单纯的、成功的银行家角色。表面上他乐善好施、平易近人，时刻准备好接受共和国委派给他的任何政治或外交任务，并且协助制定财政政策，而实际上他才是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他以极其精妙的技巧维持着自己的权势地位，他的朋友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写道：“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嫉妒，科西莫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时，会想方设法让这个提议看起来是由别人而非他提出的。”至于多得无法掩饰的巨额财富，科西莫会按照比别人高很多的标准缴税。不过同任何精明算计的富人一样，科西莫也会做假账，通过夸大坏账的数额来降低需纳税部分的数额，使实际缴纳的税款远低于其真正收入应缴纳的数额。没有人真正清楚科西莫到底有多富有。他一生中被选举为首席执政官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也从不考虑担任什么永久性的政府职务，更不会冒佛罗伦萨人之大不韪去建议从本质上改动现行的并不完善的宪法。他唯一的提议是建立一个“大委员会”（Consiglio Maggiore），全权负责国家安全和税务，这个机构是后来的“百人团”（Cento）的前身。科西莫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形式的炫富，他选择骑骡子而不是高头大马。待时机成熟后，他甚至故意让众人以为那个虚荣、健谈、奢侈且充满野心的卢卡·皮蒂（Luca Pitti）才是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它表面呈现出来的样子。尽管宪政机构和部门都像原来一样存在，但是在遇到政治压力或军事威胁的时候，美第奇家族总可以委托精心挑选的选举官（Accoppiatori）来操控候选人名单，防止美第奇家族的敌人当选执政官。大部分选举官都与美第奇一派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同样是从被流放地召唤回来的显赫市民阿尼奥洛·阿恰沃利就支持美第奇一派；精明、能言善辩的组织家普乔·普奇，不仅是科西莫从工匠阶层中提拔起来的人才，也是公认的美第奇一派的经理人。美第奇一派的根基无时无刻不在扩大。在普奇的建议下，贵族被重新定性为平民（Popolani），这样他们理论上就拥有了竞选政府职务的资格。这一举措也赢得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他们选择将其理解为一个值得赞扬的民主决定。那些出身卑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佛罗伦萨历史上第一次被视为有能力担任政府职务的人，这更让民众感到无比满足和自豪。然而事实上，当权者早就想好了措施以避免这一政策偏离他们的意愿。古老的贵族家庭依然是被排除在实权之外的，而超过四分之三人口的劳动者依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以圣玛丽亚诺韦拉区域为例，该区新获批准的159个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市民中，超过145人是依据1449年规定本来就有竞选资格的人的儿子、孙子或兄弟。
短短几年间，表面上松散的美第奇一派，其势力根基已经相当稳固，而且他们被坚定地视为代表佛罗伦萨整体的利益，所以科西莫不再需要费心去压制什么反对声音。他的老朋友内里·卡波尼（Neri Capponi）是个传统的共和派，他偶尔会表达一些对科西莫暗中发展势力的担忧；另一位有同样担忧的是詹诺佐·马内蒂（Giannozzo Manetti），他是一位富有而博学的商人，时常会被委以外交任务。不过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而且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卡波尼在1455年就去世了，而马内蒂则抗议说佛罗伦萨野蛮的重税几乎让他破产，最终选择离开这里去了那不勒斯。
尽管实际情况可能不如科西莫的批评者们后来所说的那么严重，但是科西莫一派以操控佛罗伦萨的税收体系为手段来打压敌人是绝对存在的。以普乔·普奇为代表的税务官员们在计算批评者的应缴税款时可没什么公平公正的念头。普乔·普奇作为美第奇一派的经理人，免不了要替科西莫干一些不怎么光彩的勾当。这其中就包括低价购买被流放人员的地产或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来聚敛个人财富等。
就是因为这些，尽管少有公开的指责，但美第奇一派绝不是广受爱戴的，甚至有些时候，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事实上，在1458年，美第奇一派几乎濒临瓦解的边缘。当年1月，在经历经济长期停滞之后，佛罗伦萨的商人和地产拥有者们惊闻又要加征新税。到初夏的时候，就出现了要修改宪法的声音，随后又有传言说反对修宪的人已经被逮捕，严刑拷问之后交代了同谋。佛罗伦萨城里的不满情绪此刻已经十分高涨，科西莫不得不通过他在米兰的银行租下帕维亚（Pavia）的一套房子，一旦佛罗伦萨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他就打算和妻子一起搬到那里去。他的儿媳已经带着孙子们躲到了卡法焦洛的别墅里，科西莫已在别墅四周修建了围墙和高塔，为的就是应对危急情况。
到8月10日这一天，首席执政官卢卡·皮蒂认为有必要召开一个平和的市民议会。开会时，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已经谨慎地部署好雇佣兵军队和武装支持者。执政官们身着深红色长袍和镶皮边的斗篷出现在围栏之内。执政团秘书大声宣读了决定建立新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法律条文，之后又按照传统询问广场上的市民们是否认可这一提议。他“反复问了三遍，但是由于声音太小，只有几个人听懂了他的话，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回答同意”。尽管如此，仅有的几个同意声就足够走完形式，最高司法委员会被批准建立，然后“执政官们回到了宫殿，市民回到作坊，雇佣兵则回到兵营”。
新建立的最高司法委员会马上通过了美第奇一派提议的各种措施。选举官的权力也被确认延长十年，所以抽签选举依然只是形式而已。首席执政官的权力也大大增加了。卢卡·皮蒂的任期即将结束，于是他和科西莫的大儿子皮耶罗·德·美第奇（Piero de’Medici）以及另外八人一起被选为选举官。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又一次在街上摇旗呐喊，科西莫的家人也全都回到了佛罗伦萨。美第奇一派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重新树立起来，而科西莫本人也成了无可争议的佛罗伦萨元老，他就是“国家的主人”，1458年当选教皇庇护二世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德·比科罗米尼（Aeneas Silvius de’Piccolomini）说：“政治问题在他的家中解决，他选定的人在政府任职……他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连法律也在他的控制之中……除了缺一个名号，他就是真正的帝王。”如果外国使臣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会被建议直接找科西莫本人面谈，因为找其他任何人都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佛罗伦萨史学者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对此评论说：“从罗马灭亡至今时今日，再没有普通市民能拥有科西莫所享有的声望了。”
[1]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的藏书室已经被毁了，但是修道院的宿舍也能体现出米开罗佐的设计风格，很可能也是由他最初设计修建的。
[2]阿恰尤奥利在圣使徒镇（Borgo Santi Apostoli）有多处房产，包括阿恰尤奥利宫（3～10号）。他们在阿诺河畔的宫殿毁于1944年，当时撤退的德国人为阻止追兵炸毁了附近的桥梁，同时也毁坏了这栋建筑。
[3]圭恰迪尼宫就在圭恰迪尼街上。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就是在蒙蒂奇的圣玛格丽塔街（Via di Santa Margherita a Montici）（75号）的拉维亚别墅中写出了《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
[4]佩鲁齐家族的房屋和宫殿都建在佩鲁齐广场上，有几处建筑上有他们家族的标志——梨。他们在圣十字教堂里的家族教堂里有乔托及其助手创作的壁画。
[5]在圣费利奇塔教堂（Santa Felicita）里的卡波尼堂是为巴尔巴多里家族修建的，他们在1525年把对该小教堂的权利移交给了卡波尼家族。
[6]为了建造乌菲齐，圣彼尔谢拉吉奥教堂被拆掉了。
[7]马特利家族教堂在圣洛伦佐教堂大殿，其中有一件祭坛装饰品出自菲利波·利比之手。
[8]卡雷吉的乡村别墅是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弟弟洛伦佐在1417年购买的，并由米开罗佐为科西莫进行扩建。后来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又为伟大的洛伦佐修建了南边的敞廊。洛伦佐的儿子皮耶罗从佛罗伦萨逃走后，这里遭到了洗劫，还被大火烧毁了。韦罗基奥的《大卫》和陶土作品《复活》（Resurrection）（现在均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还有小男孩手捧喷水的鱼的喷泉作品（现在陈列于市政厅）都是为美第奇的这座别墅而制作的。大公科西莫一世修复了这些作品，但是随后又失修破损并被美第奇家族的后人卖给了伯爵温琴佐·奥尔西（Vincenzo Orsi）。现在这里是卡雷吉医院（Ospedale di Careggi）的员工招待所。
科西莫掌权的最初几年，让他赚足美名的事莫过于说服他的朋友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于1439年将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大会（General Concil）改在佛罗伦萨召开。
由于教义上的明显分歧，基督教两大派别已经对立了六个世纪，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士兵在他们威尼斯雇主的煽动下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自此两大教派之间的争论日益激烈，不过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连续几代都在蚕食东罗马帝国的领土，此刻几乎已经逼近君士坦丁堡城门之外。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认为这是与东正教和解的最佳时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翰·帕莱奥洛古斯（John Paleologus）已经以基督的名义向他请求帮助，甚至做好了只要西方基督教世界愿意派士兵和水手拯救东罗马帝国免于即将来临的灾难，他们就愿意从此服从罗马天主教领导的准备。于是教皇决定立即在意大利召开大会商讨此事，不能再有半分耽搁。
然而，教皇心中想的可不只是教派统一这一件事。当时在巴塞尔（Bâle）还有另一个会议正在进行。这一会议是由德国君主召集的，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教皇尚不能接受的教会改革措施和教义学说。教皇想要解散这个会议，可是那些固执的参会团体并不愿意就此作罢，反而宣称他们不但会对教廷财务进行激进改革，还打算与东罗马帝国教会达成协议。教皇根本没有耐心听取那些致力于减少他收入的改革计划，至于与东罗马帝国的和解，他更不允许任何其他人插手。于是，为了防止东罗马帝国与巴塞尔会议之间再有什么来往，教皇直接向东罗马帝国皇帝发出邀请，让他到费拉拉来与自己会面。
科西莫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在费拉拉发生的这些麻烦事。本来他就因为教皇选择费拉拉而不是佛罗伦萨作为会议举办地而感到不快。如果一个城市能被选为这么重要的会议的举办地，那么它无论在财政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必将受益匪浅。如果两大教派真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基督教重新统一见证地的城市也必将获得无上的荣耀。更何况，能与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加强联系，也会给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贸易者和商人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与君主周围的希腊学者交流探讨也一定是一段轻松愉悦的经历。当年年底，费拉拉又暴发了疫情，科西莫的愿望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他派弟弟洛伦佐到费拉拉向教皇保证佛罗伦萨绝对是个健康的城市，而且愿意免费提供食宿，同时还许诺在会议期间每月提供1500弗罗林币的贷款供会议代表使用。教皇立刻接受了洛伦佐的提议并着手安排离开费拉拉。
遗憾的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和他庞大的代表团进入佛罗伦萨城的仪式并不如佛罗伦萨官员们期望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冬日的一场狂风暴雨把成千上万翘首以盼的市民逼回了家中，他们本应该聚集到大街上、房顶上观看壮观的行进队伍。窗台下悬挂的各种旗帜标语都被雨水打湿了；庆祝的喇叭声也被狂风淹没了。为了主持这次盛事而特意让自己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科西莫也承认，直到客人们全都安全到达住处之后，他才算松了一口气。
教皇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到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牧首被安排到博尔戈·平蒂（Borgo Pinti）的费兰蒂宫（Palazzo Ferranti）；东罗马帝国皇帝和随从则被安排住到已被流放的佩鲁齐家族的宫殿和房屋中。这些住所还向客人提供葡萄酒、蜡烛、蜜饯、杏仁软糖和其他糖果。小型委员会议就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里进行，而全体人员出席的大会则在圣十字教堂举行。
作为观察员旁听了这些会议的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对译员进行希腊语和拉丁语互译时博学的论述和娴熟的技巧印象深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讨论没有带来任何成果，而且与会双方的耐心也都要被磨尽了。争论焦点是三位一体中第三位格的根源和性质。希腊方面的观点遭到了教皇发言人兼首席顾问安布罗焦·特拉韦尓萨里的强烈质疑。古典经文被搬出来考证，希腊方面的辩词混乱不清，其中一个代表团成员突然发现经文中有一段对本方观点不利的论述，就决定把那段文字划掉，可是情急之下紧张过度反而划掉了另外一段。东罗马皇帝为了缓和因己方的欺诈行为而引发的骚乱，提议派人去君士坦丁堡取来更多其他的权威经文。不过他的提议遭到了罗马枢机主教盛气凌人地反驳：“陛下，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应当带好武器，而不是到了战场上再派人回去取。”
对于佛罗伦萨的市民来说，这场会议无疑是一次盛事。留着胡子的君士坦丁堡男人们衣着艳丽、头饰奇特，再加上跟随着他们的摩尔或蒙古仆人，更别说那些一同到来的奇怪动物，无不让佛罗伦萨人感到新奇有趣。这些场景更为佛罗伦萨的画家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从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到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许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枢机主教切萨里尼（Cesarini）先用拉丁文宣读了声明，接着大主教贝萨里翁又用希腊文宣读，之后意大利枢机主教与希腊大主教拥抱庆贺，其余高阶神职人员及东罗马帝国皇帝也同他们二人一起在教皇面前下跪致敬。后来为庆祝理智的胜利，他们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传达的信息还被刻在了支撑教堂穹顶的石柱上。
然而，人们庆贺的和谐统一并没能维持多久。代表团一回到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就收到了协议因强烈抗议而不得不被废止的消息。东罗马帝国皇帝还发现，他在意大利获得的声援和协助抵抗土耳其人的承诺都不过是一纸空文。14年之后，苏丹的禁卫军就翻过了君士坦丁堡硝烟弥漫的城墙，而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人头则被征服者嘲讽地悬挂在斑岩石柱的顶端。
对佛罗伦萨而言，正如科西莫预见的那样，会议带来了更乐观的结果。它不但让城市贸易因此获利，更给此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文艺复兴（Rinascimento）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如此之多的希腊学者出现在佛罗伦萨，迅速激发了人们对古典文本、古典历史、古典艺术和哲学的兴趣，尤其促进了对柏拉图的研究。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英雄，长期以来一直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光辉掩盖。贝萨里翁的住处每天晚上都聚集着许多希腊和意大利学者，他本人也被说服留在意大利，并被封为枢机主教和西旁托（Siponto）的大主教。陪同贝萨里翁一起从君士坦丁堡来到意大利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是研究柏拉图的权威，他也同意留在佛罗伦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落叶归根回到祖国。
科西莫也对卜列东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十分感兴趣，从中受益匪浅，他甚至决定要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研究院，并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时间都用来研究柏拉图。卜列东的回国和科西莫的事务缠身一度使这一计划被迫推迟，直到几年之后，科西莫领养了他的一个私人医生的儿子——名叫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年轻医学院学生，这些计划才重被提起。菲奇诺对柏拉图的强烈兴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资助他继续深造，后来还安排他在位于宁静乡村的蒙特维奇欧（Montevecchio）别墅里学习希腊语，并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菲奇诺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工作，随着其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科西莫还会邀请他到邻近的卡雷吉别墅里，要么两人，要么与其他朋友——包括听从科西莫的劝说，于1456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希腊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畅谈哲学问题直至深夜。柏拉图研究院就在这些积淀上慢慢成长起来，并对以后欧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仅点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图研究院的希望之火，还使得他有机会为自己的藏书室增添不少珍贵的作品。他的藏书室已经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宝贵的藏书室之一。在过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欧洲各地乃至近东地区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珍稀手稿，特别是在德国的修道院——因为那儿的修道士们似乎对这些作品的价值一无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时，把自己的800多册藏书都送给了科西莫，作为对他长久情谊的回报。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书籍都送给了圣马可修道院，其余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书室对于所有想要阅读的朋友都是开放的，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开放性藏书室，后来在罗马的梵蒂冈藏书室也承袭了这样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继承人的不断扩充下，藏书室最终收藏了超过一万册（codices）拉丁及希腊作者创作的书籍，还有数以千计的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时期的珍贵手稿及佛罗伦萨更早时期的作品。[2]
除了为藏书一掷千金外，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装饰佛罗伦萨的建筑上也慷慨大方得很。乔瓦尼·迪·比奇从来不是什么爱书之人，事实上，从1418年的一次财产盘点来看，他总共只有三本书：一本拉丁语的《圣玛格丽特的一生》，一本教士乔瓦尼的拉丁语布道词和一本意大利语《福音书》。但是乔瓦尼·迪·比奇一直认定，一座城市的荣耀，以及城市中在乎荣耀的富有市民的个人声誉，都需要通过对公共建筑的资助和修缮来实现。
乔瓦尼参与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为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洗礼堂建造新大门。这个洗礼堂被但丁称为“我尊敬的乔瓦尼堂”（il mio bel Giovanni），在当时已有250多年的历史了。[3]洗礼堂的南门装饰是1330年由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设计的，描绘该教堂所致敬的圣人乔瓦尼的生活景象。1402年瘟疫暴发，人们决定重修教堂北门作为对上帝的献祭，以祈求1348年那场从那不勒斯向北席卷整个欧洲、千万人丧生的可怕灾难不要重降人间。新大门由青铜制成，并请技艺最精湛的工匠操刀，共有七名当时顶尖的艺术家被邀请提交设计方案参加竞选，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可能也是评委之一。
青铜板的设计主题是以撒的献祭。所有作品提交后，三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这三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雅各布·德拉·奎尔查（Jacopo della Quercia）来自锡耶纳，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都来自佛罗伦萨。经过漫长的讨论后，吉贝尔蒂和布鲁内莱斯基最终胜出。但是当评委告诉两人希望他们合作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脾气火爆的布鲁内莱斯基无法接受，一气之下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学习建筑了。临走之前他把自己的青铜板留给了科西莫，后来科西莫把它摆到了圣洛伦佐教堂的圣器收藏室中，展示在圣坛之后。
最终建造大门的任务落在了吉贝尔蒂一个人身上。他多才多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具备的素质之一。他本来是学习做金匠的，但同时也是一名画家、建筑家和雕塑家。他设计过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窗户以及马丁五世和欧金尼乌斯四世的三重冕。他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设计了一个红玛瑙镶金浮雕，描绘的是阿波罗（Apollo）和玛尔叙阿斯（Marsyas）；还为科西莫设计了一个圣物箱，用来存放三位已不为人知的殉道者的遗骨。接受建造洗礼堂大门的工作时，吉贝尔蒂只有23岁，待他完成所有工作时，已经快73岁了。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不断地修改重做，直到浮雕的成品达到他能实现的最完美程度为止。他对“最大限度地还原自然本来样貌”的极致追求让助手感到疲惫不堪。大门经过了22年的打磨才终于完工。为了庆祝此等大事，执政官们列队从市政厅前往教堂，向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致敬。[4]要知道，只有为了最庄严神圣的事件，执政团官员才会被允许集体离开市政厅。然而，庆祝仪式刚结束，吉贝尔蒂就马上回到布法利尼街（Via Bufalini）上与圣玛丽亚诺瓦医院（Santa Maria Nuova）[5]相对的铸造厂，着手设计洗礼堂的东门了。抱着建造出无法超越的杰作的决心，又经过了28年的精心雕琢，已经垂垂老矣的吉贝尔蒂才不得不承认他不可能再对作品做出什么改进了。于是描述《旧约》中故事情节的镀金铜板最终于1456年被安装到了洗礼堂的东门上。后来，米开朗琪罗就是被这扇门上的雕刻深深打动，并惊叹它们“配得上作天堂之门”。[6]
乔瓦尼·德·美第奇在吉贝尔蒂的第一扇门完工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那时他还和科西莫一同安排了洗礼堂中另一件建筑杰作的建造，也就是为他的朋友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修建纪念碑。[7]乔瓦尼还非常关心育婴堂（Ospedale degli Innocenti）的筹款和修建。育婴堂是丝绸业行会为佛罗伦萨的弃婴们修建的医院。[8]除此之外还有圣洛伦佐教堂的扩建，这个教堂是公元393年由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为神建造的，如今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圣洛伦佐教区的8位代表人物都同意出资在此建造家族小教堂；乔瓦尼更是承诺不但要建造家族教堂，还会承担圣器收藏室的建造费用。圣洛伦佐教堂和育婴堂的工程都被委派给了从罗马学成归来的布鲁内莱斯基。他迫切地想要展示学到的新技法，以此向吉贝尔蒂证明艺术可不只是铸造铜雕版而已。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圣洛伦佐教堂也不愧为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建筑作品之一，它后来成了美第奇家族的家族教堂，美第奇家族成员的墓也大都设在这里。[9]
然而，布鲁内莱斯基最杰出的作品还要数大教堂的巨型穹顶。当时人们几乎认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穹顶跨域的直径达到了138英尺。布鲁内莱斯基通过对万神殿和罗马其他一些建筑的仔细研究，坚称自己可以建造出不需要任何支架支撑的完美结构。泥瓦匠行会指定的委员会认为他的说法不可信，而布鲁内莱斯基则还和以前一样暴躁易怒，不愿向委员会就他的建造计划做出任何说明。他强调整个项目必须由他全权决定，不允许任何没受过专业培训的官老爷干涉他的设计。甚至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布鲁内莱斯基带着一个鸡蛋去参加了委员们毫无建设意义的讨论会，他声称只有自己知道如何让鸡蛋立住。当所有委员都承认他们做不到之后，布鲁内莱斯基把鸡蛋的一头在桌上磕破，于是鸡蛋就立在了桌子上。委员们抗议说：“早知道这样，我们也能让鸡蛋立住。”而布鲁内莱斯基则回答道：“是的，就好比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将怎样建造教堂的穹顶，你们也会说出同样的话。”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中，布鲁内莱斯基表现得更加嚣张狂傲，以至于委员们下令把他赶出会议现场。侍卫们把布鲁内莱斯基带出宫殿，直接扔到广场之上。布鲁内莱斯基仰面倒地。从那以后人们在街上看到他都会指指点点地大喊：“疯子来了。”
后来，无数建筑家为穹顶的建造献计献策，比如用浮岩建造穹顶之类，但是都被否决了。直到1420年，委员会最终做出了让步，这项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了布鲁内莱斯基肩上。但让他非常恼怒的是，他还是被要求与吉贝尔蒂合作。事实上，吉贝尔蒂在穹顶建设初期给布鲁内莱斯基提供的帮助有多重要，可能是布鲁内莱斯基永远不愿承认，后世也永远无法估量的。
在父亲去世以后，科西莫继续为修建、改造和装饰佛罗伦萨及其周边乡村里的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机构而慷慨解囊，仿佛是要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留下自己的标记。“我知道这座城市可以有多讽刺”，他有一次对朋友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说，“也许过不了五十年，我的家族就会被驱逐，但是我修建的建筑却能屹立不倒。”作为银行业行会指定的四人委员会成员之一，科西莫也为雇佣吉贝尔蒂制作圣马太雕像出了资。圣马太被视为银行家的保护神，他的雕像要被供奉在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墙外侧的壁龛里，这里全部14个壁龛已分别被各个行会认领。[11]在出资比例上，科西莫比别人出得都多，以与自己的财富相称；但是只比别人略多一点，这是他惯有的谨慎态度，以免引起他人的不满。除了奥尔圣米凯莱教堂，还有圣十字教堂的见习教士宿舍和小教堂[12]，圣母领报大殿（Santissima Annunziata）的唱诗班席位[13]，现已被毁的圣巴尔托罗梅奥（San Bartolommeo）教堂的藏书室，位于菲耶索莱的被称作拉巴迪亚（La Badia）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科西莫在此还有一个专属房间）[14]，以及菲耶索莱的圣吉罗拉莫内蒙蒂教堂（San Girolamo nei Monti）都得到了科西莫的慷慨捐助。而且他丰富的建筑知识甚至让领头的工匠和设计者们都心服口服。此外，为在巴黎的佛罗伦萨学子重建学院、翻新耶路撒冷的圣神教堂（Santo Spirito）及扩建阿西西的方济会修道院，科西莫也都重任在肩。在大教堂穹顶建成一年之后，科西莫无疑又为米开罗佐重建圣马可修道院提供了资金。据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说法，这项慈善事业是科西莫受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劝诱而接手的。有一次在科西莫良心受到困扰的时候，他向教皇征求意见，最终决定花费四万达克特的巨资重建这座多明我会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院长名叫安东尼奥·皮耶罗齐（Antonio Pierozzi），因为他实在太瘦小而被戏称为安东尼诺（Antonino）。此人严苛、禁欲且令人生畏，后来在1445年成为佛罗伦萨的大主教，到1523年被追封为圣徒。安东尼诺是科西莫的密友，经常有人看到他俩单独或与别人一起在科西莫宽敞的专属房间内畅谈。每当科西莫感觉需要安静地反思时，他都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寻找平静。据说他们总是在一起谈论高利贷以及时刻困扰着银行家的如何赎罪的问题。教会的说法是放高利贷者要想获得宽恕，必须在有生之年或去世之时偿还所有经非正当渠道赚取的不义之财。忏悔的银行家去世时在遗嘱中做出让继承者惊恐不已的规定，即对他们资产收取的第一笔费用就是悉数归还全部财产，这种案例广为人知。按理说，仅为慈善事业捐款是不够的；但是现实的教会人士很快改口称，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科西莫无疑也更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他为慈善一掷千金，他的孙子后来发现科西莫在1434～1471年这三十八年间，“仅建筑、慈善和税款上的开销就达到了惊人的663755弗罗林币”。事实上，科西莫在修建圣马可修道院的时候太过慷慨，以至于修道士们“本着谦虚的心”不得不提出反对。但是科西莫完全没把他们的抱怨当回事，他曾说过：“为上帝奉献多少都不能让我变成他的债主。”重建工程完工之后，科西莫又给修道院捐献了善款，给修道士们购买了法衣、圣杯和配有插图的弥撒书，还把尼科洛·尼科利的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修道院，又雇用了无数的抄写员抄写更多副本以丰富修道院的藏书。[15]
待圣马可修道院完工之后，科西莫决定要为自己修建一座新宫殿。几年前他就已经从巴尔迪宫搬出，住进了他父亲在主教堂广场的房子。尽管他已经对这处家族老宅做了一些改进和扩建，能够满足一家人的生活需要，但是对于他的生意来说，这里显然已经太小了，他急需更多的储藏室和账房。于是，他选定在城里最宽阔的拉尔加街（Via Larga）和圣乔瓦尼诺德利斯科洛皮教堂（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北墙外的戈里街（Via de Gori）交叉口，修建新房子。[16]他选中的建筑师是才华横溢但脾气暴躁的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此时他为附近的圣洛伦佐教堂修建中殿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可是当看到布鲁内莱斯基的修建计划和木质模型时，科西莫觉得他的设计太过奢华绚丽，于是委婉地否决了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方案。科西莫会像建筑师一样把订制的建筑视为自己的作品，而他订制的所有建筑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低调、内敛、沉静而不刻意的风格，他当然希望自己的住处也能如此。将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搁置一旁，科西莫转而选中了年轻的建筑师米开罗佐·米凯洛齐。这个决定让布鲁内莱斯基怒不可遏，甚至将自己的模型“打了个粉碎”。
米开罗佐生于佛罗伦萨。他的父亲是个裁缝，老家在勃艮第（Burgundy）。米开罗佐在还是多纳泰洛（Donatello）的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优秀的雕塑天赋而小有名气，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洗礼堂中建造的墓碑。米开罗佐的设计没有布鲁内莱斯基那样富丽堂皇，但他简约大方和用色内敛的风格更符合科西莫的品位。科西莫常说嫉妒就像野草，千万不能提供水分和养料供其生长，所以科西莫一直谨慎避免让修建美第奇宫这件事冒犯到批评者们。然而，这座宫殿既要给美第奇家族事业提供办公室和账房，又要满足私人生活之用，所以必定面积可观，科西莫的敌人自然要抓住机会大肆渲染科西莫修建豪宅的用意，谴责这座宫殿就是其贪欲的象征。“他要建造的这座宫殿要宏伟到让罗马圆形竞技场都黯然失色，”有人写道，“用别人的钱盖房，谁都会想盖多豪华就盖多豪华。”事实上，和之后二十年间建造的其他宫殿——比如鲁切拉伊宫和令人敬畏的皮蒂宫（Palazzo Pitti）——相比，美第奇宫绝对称不上富丽堂皇。这座宫殿在十五世纪中期的估价是五千弗罗林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科西莫的后代还是最终购得这座宫殿的里卡尔迪家族（Riccardi）都对这里进行了改造和扩建，让它变得更加宏伟壮观；但是在它建成之初，这座宫殿最显著的特点是新颖独特，而绝非富丽堂皇。虽说把房子修建成碉堡一样四角带高塔、墙上开堞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直到米开罗佐开始修建美第奇宫殿为止，佛罗伦萨才算有了第一座融合了意大利早期哥特风格的精妙和古典品位的沉稳的精美建筑。[17]
宫殿一层外墙使用的是巨大的粗凿石料，为了获得一种粗放、简约（rustica）的效果。米开罗佐认为这种设计能“在意大利艳阳的照耀下获得光和影所带来的美感，表现出坚固和强悍”。起初，宫殿一层面向拉尔加街的一面是类似碉堡的完整墙体，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巨大的拱形通道。但是在用于居住、位于通道之上的楼层，这种严肃的气氛因为加装了成排的拱窗而变得柔和不少，二层两侧还有多利克式圆柱（Doric），三层两侧则是科林斯式圆柱（Corinthian）。整座宫殿之上延伸出一圈常见于古典罗马建筑的飞檐，飞檐的高度达到了8英尺，线条简洁有力、高耸威严。而面向戈里街的一侧则是一条开放式的敞廊。敞廊的拱门上后来又加装了弯曲的有铁栅栏的窗子，这种窗子也是米开罗佐设计的，被称为“跪窗”（Kneeling Windows）。在敞廊的一角还有一盏美丽的铁质壁灯，是由尼科洛·格罗索（Niccolo Grosso）制作的，这位制作者有个外号叫“收押金的人”（il Caparra）。[18]在壁灯之上，有石刻的美第奇家族盾徽，同时还有科西莫的私人纹饰——盾牌上伸出三根孔雀羽毛，分别代表着节制、审慎和坚韧这三种科西莫最看重的美德。
在美第奇宫完全建成之前，米开罗佐就着手设计科西莫在穆杰洛的乡村别墅了。科西莫从来不会对田园生活感到厌倦。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离开佛罗伦萨到特雷比奥或他钟爱的卡雷吉别墅里，住上尽可能长的时间。在这里他可以安静地读书，甚至到花园里修剪一下葡萄藤，打理打理橄榄树，或是栽种桑树、杏树。哪怕只是和在田间劳作的村民闲聊几句，也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有时他还会从和村民的聊天中学到一些谚语和寓言，回到城里之后再将它们用到自己跟别人的谈话中，给语言增加不少趣味。在卡雷吉，他可以尽情地和朋友畅谈而不必担心被打断；还可以召唤门徒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来做伴。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是个矮小、丑陋，但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就住在蒙特维奇欧的乡村别墅里。两人会一起吃饭、下棋。下棋也是科西莫唯一会参与的游戏。他在一封于1462年写给菲奇诺的书信中说：
我昨天来到了卡雷吉，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一下。我想尽快见到你，马尔西利奥。来的时候带上我们最喜欢的柏拉图的作品，我相信你已经如你承诺的那样，将它翻译为拉丁文了。没有什么是比发现通往幸福的道路更让我投入的事业了。所以快点来吧，别忘了带着你的俄耳甫斯七弦琴。
科西莫当然没有废弃卡雷吉的意思，不过他还想再要一个位置更加偏远的乡村别墅。在遇到变故或瘟疫之类的情况时，那里就可以充当避难所，还可以拉近美第奇家庭与穆杰洛地区村民的关系，可谓一举多得。他最终选定了卡法焦洛的一片土地，这里世代都是他家族的财产。经米开罗佐设计，一栋新的乡村别墅在1451年就初具雏形了。[19]
几年之后，米开罗佐又开始为美第奇建造另一座别墅。这次是在菲耶索莱，科西莫的儿子乔瓦尼想要重建一座像城堡一样的别墅，并称之为贝尔坎托（Belcanto）。[20]别墅四周陡峭而多岩石，根本不可能进行耕种。尽管科西莫不赞成儿子的选择，批评他花费巨资只为欣赏窗外的风景，但是乔瓦尼辩称这独特的景色就是菲耶索莱的精髓所在：在夏日的傍晚，可以与家人及朋友们坐在阴凉的阳台上俯瞰整个佛罗伦萨。
不过儿子描述的美景并不合科西莫的口味。如他告诉乔瓦尼的那样，他更偏爱从卡法焦洛的窗口向外望，满眼都是属于他的土地。再说，此时的科西莫年事已高，对新房子已经提不起兴趣。当1463年菲耶索莱的美第奇别墅建成时，科西莫已经74岁了。三十年来掌控整个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压力已经令他身心俱疲。
[1]菲奇诺所在的别墅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勒方坦那酒店（Le Fontanelle）。
[2]科西莫的藏书室一开始设在卡雷吉，后来移到了美第奇宫。1494年藏书室被执政团没收的时候，不立即归还所借图书的人会被处以50弗罗林币的罚金。在萨沃纳罗拉的建议下，藏书都被转移到了圣马可修道院。到1508年，藏书室被教皇莱奥十世重新买回并带到了罗马。后来又由克莱门特七世带回佛罗伦萨，并于1532年安置在圣洛伦佐教堂修道院里的一栋建筑中，直至今日。
[3]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圣约翰洗礼堂曾经是一座罗马神殿，大概建于十二世纪。装有皮萨诺设计的南侧青铜大门是由洛伦佐·吉贝尔蒂的儿子维托里奥（Vittorio Ghiberti）建造的。
[4]洛伦佐·吉贝尔蒂设计的北侧青铜大门上刻画的是基督和四个福音传道者以及四个教堂神父在一起。
[5]圣玛丽亚诺瓦医院是1286年由福尔科·波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建造的，他就是但丁笔下的贝亚特丽切（Beatrice）的父亲。
[6]洛伦佐·吉贝尔蒂的东侧镀金铜门上有艺术家自己的肖像。人们可以看到他光秃秃的脑袋从一个圆孔中探出。
[7]洗礼堂中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之墓是由多纳泰罗设计的，但铜制雕像是米开罗佐的作品。
[8]育婴堂正对着圣母领报大殿广场。布鲁内莱斯基在助手弗朗切斯科·德拉·卢纳（Francesco della Luna）的帮助下建造了中间的九个拱门，其他的是在十六、十七世纪修建的。襁褓中的婴儿的圆形浮雕是安德里亚·德拉·博比亚（Andrea della Bobbia）的作品。
[9]圣洛伦佐的四世纪大殿在十一世纪重建。布鲁内莱斯基的文艺复兴早期代表作——圣洛伦佐教堂——1421年开始动工。其中安葬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老圣器收藏室是在1429年建成的。布鲁内莱斯基于1446年去世时工程还没有彻底完成。他的死引发了佛罗洛萨多个工匠之间的激烈纷争，谁都想接手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思路。他们到科西莫面前表达各种冲突的诉求。依照科西莫的思路，最后由乔瓦尼·迪·多梅尼科（Givovanni di Domenico）和安东尼奥·马内蒂（Antonio Manetti）负责完成了这一工程。
[10]布鲁内莱斯基一直严密保守的秘密就是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建造两个穹顶，也是全欧洲最大的穹顶，一个穹顶里面再建一个穹顶。每个穹顶都由一个鼓座支撑，同时又捆绑在一起。每块石头都以燕尾榫的方式小心地串联起来，所以整个屋顶几乎是自己支撑起来的。
[11]吉贝尔蒂在奥尔圣米凯莱教堂的圣马太雕像是1419～1422年完成的，占据了西墙最北边的一个壁龛。铜制的施洗者圣约翰和圣史蒂芬也都是吉贝尔蒂的作品。
[12]见习教士堂由米开罗佐于1445年左右建造。光滑的陶制祭坛装饰品出自安德烈亚·德拉博比亚的工作室。在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的安排下，1642年伽利略被安葬于此。
[13]圣母领报大殿的唱诗班席位，也被称为圆形大厅（Rotonda），是由米开罗佐在1445年开始修建的，直到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才由阿尔贝蒂建造完成。
[14]直到1018年，菲耶索莱的巴迪亚修道院就是菲耶索莱的大教堂。1456～1469年一直由美第奇家族出资重建。
[15]米开罗佐于1437～1444年一直在圣马可为科西莫工作直到他的藏书室修建完成。藏书室走廊尽头的两个房间由科西莫使用，萨沃纳罗拉的房间在西边走廊尽头。
[16]拉尔加街现在被称为卡武尔街（Via Cavour）。圣乔瓦尼诺德利斯科洛皮教堂在十六、十七世纪分别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及朱利奥·帕里吉、阿方索·帕里吉兄弟重建。
[17]美第奇宫是在1444～1460年建造的。德戈里街一面的跪窗后来被单调的方形栏杆取代，这是一种毫无装饰性的设计。窗子两边都可见的铁质横档是用来支撑旗杆、烛台或者拴马用的。窗户下面的石凳不仅供仆人和访客使用，任何路过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小坐休息，算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份微薄的好客之礼。根据乔瓦尼·阿弗拉多（Giovanni Avogrado）不太可靠的证据，宫殿本来有一个艳丽的正面，包含红色、白色和绿色。1527年罗马陷落，美第奇家族被迫逃出佛罗伦萨的时候，这座宫殿也差点被毁掉。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米开朗琪罗提议将宫殿夷为平地，在这里建一个广场并取名为骡子广场，竖立克莱门特七世的肖像，以此暗示教皇作为美第奇家族私生子的身份。宫殿最终得以保留下来，但是由政府托管，直到1550年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时，这座宫殿才又回到美第奇的名下并一直传到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他把宫殿出售给了马尔凯塞·加布里埃莱·里卡尔迪（Marchese Gabrielle Riccardi）。（里卡尔迪扩建了这个宫殿，上层在本来10个窗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个。）1814年宫殿由大公国政府买下，现在被称为美第奇-里卡尔迪宫，并成为一个辖区。
[18]如果想在宫殿的墙壁上加装这些巨大的带尖的灯，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尼科洛·格罗索的外号“收押金的人”得自他总是坚持要收预付款。
[19]卡法焦洛更像个堡垒而非别墅。瓦萨里称其“拥有成为一座出众的乡村豪宅的全部必要条件”。这里有漂亮的花园、果林和喷泉，也有高塔和城垛拱，四周还围绕着壕沟和吊桥。后来这里和特雷比奥一起被博尔盖赛王子买下。他推倒了中心的高塔，填平了四周的壕沟。现在这里呈现一幅萧条景象，连花园里也只剩下蒲公英和野鸡。
[20]美第奇别墅，之前叫贝尔坎托，本来是属于巴尔迪家族的。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进行的重建是在1461年完工的。1671年大公科西莫三世将其出售。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嫂子奥福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Orford）进行了翻新。到十九世纪又被英国画家和收藏家威廉·布伦德尔·斯彭斯（William Blundell Spence）买走，并改名为斯彭斯别墅。现在它属于西比尔·卡廷夫人（Lady Sybil Cutting），她的女儿马尔凯萨·艾丽斯·奥里戈（Marchesa Iris Origo）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科西莫作为佛罗伦萨外交政策决策者的至高地位从未被质疑过。尽管官方通信都是由执政团完成，但是没有哪个重要决定是未经美第奇首肯而做出的。人们时常可以见到各国大使穿过美第奇宫的拱门；而佛罗伦萨的大使们赴任前也必然要先去拜会科西莫。
多年来，米兰一直是科西莫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他耐心而坚定，尽其所能地说服佛罗伦萨人相信，他们对于米兰公国一贯的敌对态度是错误的，如果佛罗伦萨能够与米兰结盟，对这个城市来讲绝对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哪怕为此得罪传统盟友威尼斯也是值得的。15世纪初期，威尼斯打败了维罗纳、维琴察（Vicenza）、帕多瓦、贝卢诺（Belluno）和费尔特雷（Feltre），后来又击败了土耳其舰队，并把共和国的疆域扩大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而米兰的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在阿尔比奇家族的怂恿下，与佛罗伦萨的关系不断恶化，那时的佛罗伦萨最该感谢的就是威尼斯这个强大而富有的同盟者。
很多人都相信维斯孔蒂是个精神错乱的疯子，他们听说他会在夏天脱光衣服，赤裸着肥硕肮脏的身体在花园里打滚。因为样貌太丑陋，所以他从不允许别人为他制作肖像；他的腿因为畸形而瘫软无力，以至于没有侍者的搀扶就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总是神经兮兮的，连看到出鞘的宝剑都会发出惊叫；他非常惧怕雷声，为此在自己的宫殿里设置了一间完全隔音的房间；他热衷于恶作剧，和毫无防备的臣子说话时会突然从袖子里拿出一条蛇。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狡猾、神秘、极端多疑的人。尽管如此，不可否认，他也是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在长达35年之久的统治中，他成功收复了伦巴第（Lombardy）地区——本来是他父亲征服的领地，但在维斯孔蒂年幼时失守。他还一心想要把公国疆域向南扩展到托斯卡纳地区，尽管阿尔比奇家族和其他被流放的佛罗伦萨人保证，他只需要派军队到那里摆摆样子，人民就会拿起武器反抗美第奇这个压迫者，但事实上维斯孔蒂的愿望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1437年他的侵略军在巴尔加（Barga）战役中被击败，1438年又再一次被挫败，直到1440年，在阿诺河上的安吉亚里（Anghiari）附近一场残酷的战斗中，连维斯孔蒂手下最善战的雇佣军指挥官尼科洛·皮奇尼诺都被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击溃。战败的皮奇尼诺带着残兵败将迅速撤出了托斯卡纳地区，跟在他们后面的阿尔比其家族也彻底打消了重归佛罗伦萨的美梦。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心灰意冷地骑马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而佛罗伦萨人则趁机占领了切塞纳蒂诺山区（Cesentino）的大片领土，这里本来是一位落后的封建君主的领地，无奈他错误地选择了与米兰人结盟。
安吉亚里之战发生时，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已经48岁。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娶了他父亲的雇佣军指挥官的富有遗孀，这个指挥官因为犯通奸罪被处决了；第二次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但是因为有只狗在新婚之夜狂吠不止，维斯孔蒂就把新婚妻子关进了牢笼。这两任妻子都没有生下孩子，只有他的一个情妇生了个女儿，取名比安卡（Bianca）。比安卡有无数的追求者，其中最执着的莫过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本人也是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自罗马涅地区，名叫贾科莫·阿腾多洛（Giacomo Attendolo）。阿腾多洛被迫加入一群冒险者，原来的首领去世以后，他却成了这伙人的新头目，并把姓氏改为斯福尔扎。他领导自己的队伍为那不勒斯和教皇打过仗，后来因为救助一个落水的年轻侍者而不幸淹死在佩斯卡拉河（Pescara）。1424年，年仅22岁的弗朗切斯科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开始领导这支当时意大利最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伍之一。他很快就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替维斯孔蒂、威尼斯和教皇打过仗，任何愿意满足他开出的高价的人都可以获得他的服务。弗朗切斯科身强体壮、和蔼可亲、脚踏实地、心直口快、待人真诚，习惯了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教皇庇护二世后来这样描述他：
他很高大，而且极具威严。他的表情总是很严肃，说话的声音也不大，谈吐和蔼可亲，总体来说他就像个王子一样，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受命运眷顾的人。他天资聪慧，健壮威武。他的妻子不仅容貌美丽、身份高贵、品行优良，还给他生了8个优秀的孩子（他还有11个私生子）。他甚至都不怎么生病，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他想要而得不到的。
时常令斯福尔扎的雇主——米兰公爵——感到担忧的是，斯福尔扎在边界的马尔凯地区（Marches）已经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而且他的野心还远不止于此。如果能够娶到比安卡，那么一旦她的父亲去世，斯福尔扎就将继承米兰公国。
维斯孔蒂不怎么想让一个农民的私生子来当女婿，但此时的斯福尔扎不仅仅是意大利最好的军人，更代表了一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于是，1441年维斯孔蒂许可了女儿的婚事，并把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和克雷莫纳（Cremona）作为嫁妆献给新郎，至于米兰爵位的继承问题，则只是做了一些模糊的许诺。
维斯孔蒂言而无信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六年后他去世时又指定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阿方索（Alfonso）为其继承人也并没让人感到震惊。此时整个意大利都卷入了这场喧嚣，奥尔良（Orleans）公爵宣称自己作为瓦伦蒂娜·维斯孔蒂（Valentina Visconti）的儿子对米兰公国可以提出利益诉求，德国皇帝也宣称自己对米兰自古就享有权利，连威尼斯也不容忍任何干涉其对伦巴第行使权利的行为。就在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准备带兵进入米兰夺回他认为本就属于他的合法继承权时，米兰人则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他们最满意的决定——重建米兰共和国，让人民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在佛罗伦萨，科西莫机警而焦虑地关注着危机的发展。他几年前见过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一面，对他的谈吐举止和人格魅力印象深刻。自那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尤其是财力不济的斯福尔扎总是能在捉襟见肘之时接到美第奇银行慷慨的贷款，这更巩固了他们的关系。除了为斯福尔扎提供贷款并保证他可以收到佛罗伦萨纳税人的额外补贴之外，科西莫还用上了自己所有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来帮助斯福尔扎。事实上，正是依靠科西莫的全力以赴，斯福尔扎才能在三年的战争和外交谈判之后，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入主米兰，并于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
科西莫对斯福尔扎不懈的支持为他在佛罗伦萨城内招来了不少指责，有两位地位显赫的市民——内里·卡波尼和詹诺佐·马内蒂——尤其不满。前者曾经在安吉亚里大败皮奇尼诺一战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后者则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令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极为不满的是，科西莫在其他国家都没有表态之时，率先承认斯福尔扎为米兰的合法领主，这让当时科西莫面对的反对之声更加响亮。反对美第奇统治的人说：科西莫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为了支持一个以前的雇佣兵头子、一个自封的公爵，不仅佛罗伦萨的市民要被征税，连传统的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而科西莫之所以支持斯福尔扎，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已经借给他的巨额贷款打了水漂？而且与一个专制统治下的米兰打交道不是显然比与一个共和国打交道更有利可图吗？
科西莫一直认定威尼斯已经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可靠的盟友。一方面，在黎凡特（Levant），威尼斯的利益与佛罗伦萨的利益存在冲突；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领土扩张使它成了土耳其的敌人，但是佛罗伦萨与土耳其却有着互利的贸易关系；此外，威尼斯的商船队对于佛罗伦萨正在发展的舰队来说，也是个难缠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让对佛罗伦萨感激涕零的斯福尔扎入主米兰，不仅有利于对抗不断入侵的威尼斯，也可以帮助佛罗伦萨实现图谋已久的占领卢卡的野心。最重要的是，只有佛罗伦萨与斯福尔扎结盟才能真正给意大利带来和平；没有和平，经贸就不可能繁荣发展。科西莫的理论得到了米兰驻佛罗伦萨大使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达·蓬特雷莫利（Nicodemo Tranchedini da Pontremoli）强有力的支持；他受斯福尔扎派遣而来，非常聪明、善于说服别人，在佛罗伦萨一直待了17年。
然而，科西莫的争辩在很长时间里依然没有得到支持，直到威尼斯人为了反对科西莫的政策决定与那不勒斯国王结盟并威胁入侵托斯卡纳地区时，科西莫才看到了彻底打破佛罗伦萨人偏见的机会。科西莫极其少见地亲自来到市政厅，威尼斯的大使正在那里抗议与米兰结盟的提议并发出威胁，科西莫直接打断了威尼斯大使的发言并指责威尼斯政府才是侵略者。虽然科西莫不是天生的演说家，但是他的发言吐字清晰、掷地有声。到了八月，佛罗伦萨和米兰就正式签署了盟约。
盟约签署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迅速的。威尼斯敦促德国皇帝来破坏这对新的盟友，东罗马帝国皇帝被说服取消了佛罗伦萨商人的一切特权，他们随即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威尼斯人甚至花钱雇人在佛罗伦萨城内煽动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情绪。作为回应，科西莫关闭了他在威尼斯的分行，转而在米兰开了一家新分行。同时，他还通过那些负责东方贸易的经理人争取到了与土耳其的贸易特权，以弥补希腊人废除佛罗伦萨商人特权而带来的损失。科西莫还不忘主动拜访佛罗伦萨的老朋友法国，希望借此来抵消威尼斯和那不勒斯通过拉拢德国皇帝而获得的优势。
在法国宫廷谈判非常需要技巧，因为无论是科西莫还是斯福尔扎都不希望挑起法国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心思，他们认为一旦法国和英国的争端平息，法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要转向意大利，所以他们宁愿到巴黎去迎合法国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Ⅶ），模棱两可地承诺：一旦法国决定捍卫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权利主张，佛罗伦萨和米兰都会提供帮助。这次重要的微妙交涉最终是由科西莫的朋友——迷人又有才华的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完成的。凭借满口的甜言蜜语、阿谀奉承，以及夸大修辞却没有任何实质性承诺这一文艺复兴时期最为内行推崇的外交手腕，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把这个自视甚高、野心勃勃、有点古怪的法国国王哄得喜笑颜开。1452年4月，各方签订了条约，内容包括：法国保证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法国承认斯福尔扎为米兰公爵；作为回报，佛罗伦萨和米兰向查理七世承诺，如果法国向那不勒斯宣战，佛罗伦萨和米兰均不会做出干涉。
这一条约的签署引发了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担忧，为了破坏这个新联盟，趁法国忙于和英格兰的战争，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双双向佛罗伦萨与米兰宣战，并由阿方索国王的私生子堂·费兰特（Don Ferrant）带兵向托斯卡纳地区进军。佛罗伦萨市民听到军队逼近的消息，惊恐万分；大批市民冲到科西莫的宫殿要求他说明如何防止佛罗伦萨城遭受攻击；甚至有一个疯狂的商人冲进科西莫的房间大喊：“伦琴陷落了！伦琴陷落了！”科西莫装作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位于托斯卡纳地区边界小镇的样子，冷淡地回答说：“伦琴？伦琴？伦琴是什么地方？”
科西莫尽力表现得冷静自信，但他心中难免充满担忧。城市中反对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事实证明与米兰结盟是一个充满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实验。佛罗伦萨不但要为斯福尔扎提供资助，更要为自己本身的防御做准备，所以正如斯福尔扎驻佛罗伦萨的代表汇报的那样，沉重的赋税使得科西莫的敌人每天都在增加。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被十万火急地派往法国向查理七世寻求帮助，但是因为忙于应付英国人在波尔多（Bordeux）的暴乱，法国此刻根本无暇分神开辟另一个战场。
科西莫最终也病倒了，只能卧床休息。和平的呼声持续不断，连他的一些主要支持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避免出入他的宫殿了。就在此时，从法国传来了让美第奇一派如释重负的好消息，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成功说服了安茹家族的勒内（Rene of Anjou）派兵来解救盟友，以换取盟友支持他将阿方索的阿拉贡家族赶出那不勒斯。法国军队粗暴、劫掠式的干涉让他的盟友比敌人还心惊胆战。随后在1453年5月，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为意大利最终实现和平带来了希望。1454年4月在洛迪（Lodi），和平终于变成了现实。四个月后，鉴于土耳其的威胁愈发严重，佛罗伦萨、米兰、教皇和威尼斯联合在一起组成了“最神圣联盟”（a Most Holy League）：对内保证意大利维持现状，对外共同抵御侵略者。
和平对科西莫而言来得有点晚。“市民对新税收意见非常大，”威尼斯大使汇报道：
而且现在还可以听到以前从没出现过的辱骂科西莫的各种言辞……两百来个受尊敬的大家族本来可以靠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带来的收入生活，现在却因为难以承担财产税而不得不将其变卖。征收这项新财产税时，科西莫不得不宣布将由他先垫付这笔税款，在所有相关的人找到解决之道以前，也不会再要求任何人补缴。为了重获民心，他不得不每天分发很多蒲式耳[1]的谷物给穷人，因为他们都在抱怨粮食涨价买不起。
然而，科西莫这一沉着、有远见的政策最终获得了成功。威尼斯因为受困于土耳其而忧心忡忡，根本无暇再对托斯卡纳地区施加任何威胁；斯福尔扎这个佛罗伦萨坚定的盟友已经被各国承认为米兰公爵。包括签约国那不勒斯在内的这份合约为意大利在此后五十年里实现大体上的和平，第一次真正带来了希望。
科西莫这样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不会天真地相信，依靠这样一个松散的合约，意大利邦国联盟就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但是至少对佛罗伦萨来说，在科西莫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发生任何损失惨重、无利可图的战争。
君士坦丁堡被攻占以后，佛罗伦萨人当然也听到了教皇狂热的鼓吹，要求他们参与讨伐土耳其的圣战。既是广受认可的意大利外交事务决策者，又是教廷银行家的科西莫自然是最先收到教皇呼吁的人之一。教皇要求佛罗伦萨为他提供两艘配有装备和人员的大船，用来向土耳其发起攻击。作为回报，佛罗伦萨人会拥有永恒的灵魂。科西莫巧妙而谨慎地回复了教皇的要求，他找的借口对他自己及其后代都极为有用：
当您庄严地谈及我们即将来临的永生之时，哪个人能不因为您的话语而获得提升？哪个人不是仿佛瞥见了自己获得永生时的光辉荣耀？……至于您提出的要求，我最可称颂的神父啊，……您给我写信的时候并没有把我看作一个满足于普通市民身份的普通人，而是把我看成统治佛罗伦萨的王子……您明明知道在一个政府广受拥护的共和国里，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的权力是多么有限。
其他意大利邦国给教皇的回复也同样含糊其词。只有威尼斯人挺身而出，相信圣战的胜利会给他们此生甚至死后带来福音。没有被困难阻挠的教皇毅然决然地扛起十字军的大旗出发了，可是战船还没下海，教皇自己就染上疟疾去世了。美第奇银行正式表达了哀悼，然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位继任者。
作为一个银行家，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足智多谋。在他的领导之下，家族生意不断壮大。他以过人的组织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而闻名，为了这个让人费神的行业，他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科西莫更为人所知的一个特质是他与分行经理们之间相互的绝对忠诚。每个分行经理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工作都受到严格的监督，必须定期向佛罗伦萨提交长篇报告说明做了什么工作、见了什么人；而他们的报酬自然也是极为丰厚的。在发现父亲的助理巴尔迪工作方法古板、跟不上新变化之后，科西莫提拔了两名年轻的合伙人，分别是罗马分行的经理安东尼奥·迪·梅塞尔·弗朗切斯科（Antonio di Messer Francesco）和日内瓦分行的经理乔瓦尼·德·阿梅里戈·本奇（Giovanni d’Amerigo Benci）。在他们的帮助下，银行业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美第奇银行的标志“”、美第奇银行的座右铭“以上帝和好运的名义”（Col Nome di Dio e di Bona Ventura）以及美第奇银行的代表，遍布欧洲所有重要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包括伦敦、那不勒斯、科隆（Cologne）、日内瓦、里昂、巴塞尔、阿维尼翁、布吕赫、安特卫普、卢贝克（Lubeck）、安科纳、博洛尼亚、罗马、比萨和威尼斯。这些分行规模都很小，其他一些则更是临时性的机构，专为短时间的集市或会议上的交易提供服务。分行也都不会雇用很多人手。在1470年，平均一个分行的雇员人数也就是九名到十名。出纳员一年的工资大概是40弗罗林币，学徒则只有20弗罗林币。即便如此，很多分行在其所在的城市里也算得上最大的企业之一了。而这些分行的经理不仅是精明的生意人，更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代理人。比如说，美第奇米兰分行就类似于一个金融管理部门，他们的办公地点在一座由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提供的宫殿里。后来这里由米开罗佐设计、科西莫出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再比如罗马分行，因为要经常跟随教廷一起出行，所以他们不但能享受相当的特权，而且获得的盈利也更多。就像他的父亲扶植巴尔达萨雷·科萨，也就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样，科西莫选择扶植托马索·巴伦图切利（Tommaso Parentucelli）。巴伦图切利是一个托斯卡纳医生的儿子，后来当上了博洛尼亚的主教，最终成了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巴伦图切利年轻时因为贫穷被迫辍学，他离开大学后在佛罗伦萨给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和帕拉·斯特罗齐的孩子做家庭教师。他在佛罗伦萨委员会中表现突出，后来又在扩充美第奇藏书室上给科西莫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是一个友善、风趣、学识渊博的人。他的朋友，同样是人文主义者的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德·皮科洛米尼曾经说：“连巴伦图切利都不知道的事情一定是人力可知范围之外的事情。”科西莫看出巴伦图切利是一个值得支持之人，看重他条理清晰的头脑，谨慎而有目的性的处事方式；每次巴伦图切利找科西莫贷款，科西莫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主教的一切要求。主教继任教皇之后，他与美第奇银行的紧密联系便成为对双方都更加有利的互惠关系。尼古拉五世的朋友比科洛米尼在1458年当选教皇并选择了庇护二世的称号，他也延续了教廷与美第奇家族的传统友谊，继续将教廷的财务事宜委托给美第奇银行。1469年庇护二世来到佛罗伦萨的时候，甚至理所当然地住进了美第奇宫，在这里他和科西莫变得非常亲近。当教皇离开时，科西莫
想要亲吻教皇的脚，但是由于痛风，他已经无法弯腰。于是他大笑起来并讲了个笑话：“两个从乡下返城的佛罗伦萨人，一个叫帕帕，一个叫卢波，在广场上相遇，他们伸出手臂想跟对方握手，但是因为两个人都胖得出奇，以至于太多的肉体（恕我使用这个词）阻隔在二人中间，只能用自己的肚子碰到对方的肚子。肥胖让他们失去了握手的能力，就像我的痛风剥夺了我致敬的能力一样。”
除了各种传统的银行业务之外，美第奇银行还接受客户的各种代购委托，无论是织锦挂毯，还是神圣遗骸；无论是马匹和奴隶，还是安特卫普修道士画的版画；甚至帮助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寻找来自杜埃（Douai）和康布雷（Cambrai）的唱诗班男孩儿；还有一次竟然是一只长颈鹿。美第奇银行还是各种香料、丝绸、羊毛和布料的进出口商。他们买卖辣椒和糖、橄榄油、柑橘类水果、杏仁、皮草、刺绣、染料、珠宝，然而最重要的商品其实是一种透明的矿物盐——矾。它是生产上色快、颜色艳丽的染料必不可少的原料，在玻璃和皮革的制造过程中也十分常见。到1460年，几乎整个欧洲使用的矾都是从小亚细亚（Asia Minor）进口的，士麦那（Smyrna）附近产量丰富的矿藏一直被热那亚人控制，1455年以后又被土耳其人接管。但是到了1460年，在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附近的托尔法（Tolfa）的教廷国境内发现了新的储量丰富的矿藏，成千上万吨的矾随着死火山中的蒸汽喷了出来。美第奇抓住了这个价值连城的发现，这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商业决策。到了1466年，银行与教皇签订了合约，许可美第奇和铝业协会的合作伙伴们一起开采这个利益丰厚的矿藏并把产品销往海外。
几年后，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德·康米尼（Philippe de Commines）称，美第奇银行不但是欧洲最能赚钱的组织，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伟大的商号。“光是美第奇的名字就可以让他们的仆人和代理人们享受无尽的优厚待遇，”康米尼如是写道，“我在佛兰德斯和英格兰见到的景象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1]在英国1蒲式耳约等于8加仑，约36升。——译者注
美第奇宫的访客们只要穿过拉尔加街上的敞廊，就可以进入一个优雅别致的内院，院子（cotile）呈方形，四周是由柱子支撑的一圈拱廊，圆拱上方还有八个圆形大理石浮雕，其中几个是依照美第奇收藏的浮雕作品雕刻的，也有美第奇收集的勋章背面的图像。拱顶之下有古典的半身像、石像、圆柱、铭文和罗马石棺，其中就包括科西莫的曾曾曾曾祖父的堂兄弟、1299年任首席执政官的古乔·德·美第奇使用的公元四世纪石棺。当时院子里已经有或者后来增添的雕像还包括多纳泰罗的《大卫》（David）[1]和《朱蒂斯斩贺棼尼》（Judith Slaying Holfernes）[2]。
多纳泰罗1386年出生于意大利，他的父亲是尼科洛·迪·贝托·巴尔迪（Niccolo di Betto Bardi），一个因为支持阿尔比其家族而最终身败名裂的商人。像吉贝尔蒂一样，多纳泰罗原本是金匠学徒，而且还在吉贝尔蒂的工作室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并没有留下来一起制作洗礼堂的大门，而是追随布鲁内莱斯基去了罗马。在那里，他一边在金店里打工，一边学习古典艺术。他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乐于尝试任何形式的作品：不论是制作壁炉架上的盾徽装饰，还是在铜版上雕刻浅浮雕，他都一样满怀热情。他还受雇为大教堂、乔托（Giotto）钟楼、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和圣洛伦佐教堂制作艺术品，后来他还为圣洛伦佐教堂修建了铜质讲坛。尽管他的作品广受赞美——他为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创作的大理石雕像《圣乔治》（St George）尤其被认为是一项杰作——但直到完成铜像《大卫》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他的绝世才华和独特创意。他的其他雕塑作品，如同他所处时代里的其他雕塑一样，往往被放在建筑物里的指定位置来表现建筑主题或起装饰作用。但《大卫》不仅是精美至极、充满感情的艺术作品，更是令人震惊的创新设计，它是自古典时期以来，第一个无支撑物站立的人物铜像。
多纳泰罗同时期的一些人认为他惊世骇俗。多纳泰罗本人作为同性恋者就已经不被认可了，更让这些人气愤的是他喜欢把年轻男性的雕塑制作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且充满肉欲。对科西莫来说，这样的反对意见完全没有道理，只能说是对激发了多纳泰罗创作灵感的古希腊理念的愚钝不解。出于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钟爱，科西莫接受了安东尼奥·贝卡德里（Antonio Beccadelli）以《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utus）向其致敬。这一作品以卡图卢斯（Catullus）的方式赞颂了同性之爱的愉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人文主义精神，科西莫尊重多纳泰罗的才华，也尊重激发了这样才华的古典艺术。
科西莫对多纳泰罗的感情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一种慈父般的责任心。他会确保多纳泰罗从不缺少订单，要么是他直接向多纳泰罗订制，要么是把多纳泰罗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作为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品，多纳泰罗制作的各种铜像从来没让科西莫失望过，其中就包括孔泰西纳·德·美第奇的铜质头像。正如乔焦·瓦萨里（Giorgio Vasari）说的那样：“多纳泰罗真心喜爱科西莫，对于他的喜好再了解不过，所以从来不会让他失望。”不过对于别的出资人来说，多纳泰罗就算不上幸运的选择了。曾经有一位热那亚商人在科西莫的推荐下，向多纳泰罗订制了一个铜制头像。但是作品完成之后，商人抱怨多纳泰罗要价太贵。于是，两人到科西莫面前让他评理。科西莫命仆人把铜像抬到美第奇宫的房顶上，放在碧蓝天空和充足阳光之下，然后他评定商人出的价钱低了。热那亚商人反驳说自己的出价已经相当慷慨了，鉴于多纳泰罗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这个作品，他支付的工钱计算下来已达到一天半个多弗罗林币。这样的说法让多纳泰罗怒不可遏，他指责商人只会像买豆子一样讨价还价，根本不懂艺术。多纳泰罗甚至将铜像推出围栏，掉到街上“摔了个粉碎”。窘迫的商人提出支付双倍价钱请他重新制作一个铜像，可惜无论是商人的重金还是科西莫的恳求，都没能说服多纳泰罗答应这件事。
多纳泰罗其实是一个完全不看重金钱的人。他把挣来的钱都放在一个柳条篮子中，篮子就用一根绳子吊在他工作室的天花板上。无论是他的工匠、学徒还是朋友都可以随意取用而无须征求他的许可。多纳泰罗对穿着也不讲究。科西莫不忍看他穿着简朴甚至破旧的衣服走在街上，就在一次过节的时候送给他一身精神的套装、一件红斗篷和一顶帽子。不过多纳泰罗没穿两天就又换回了旧衣服。待他年事渐高无法继续工作之后，科西莫就把卡法焦洛附近、属于美第奇产业的一个小农场赠送给他。但是，多纳泰罗一点儿也不喜欢那里的生活。农场的账目让他头昏脑涨；佃农们的抱怨更是让他心烦意乱：今天这个说大风掀翻了他们家鸽舍的顶棚；明天那个说因为没有交税，所以政府没收了自己的黄牛；后天又有一个说大雨毁了自己的果园和葡萄树。多纳泰罗恳求美第奇家族收回农场的所有权，科西莫不但照做了，而且依然把农场的收入记在多纳泰罗名下。“多纳泰罗对这样的安排再满意不过了，”瓦萨里说，“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家臣和朋友，多纳泰罗余生都过得衣食无忧、舒心惬意。”
在多纳泰罗为美第奇宫制作铜像和圆形浮雕的同时，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也受雇为美第奇宫创作图画。菲利波比多纳泰罗小二十岁，就出生在佛罗伦萨。他的父亲是个屠夫，在菲利波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他的妈妈也死了，所以年仅十六岁的菲利波被安置在了卡尔米内圣母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Carmine）[3]的加尔默罗修会做一名修道士。可是菲利波对于修道院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他在加尔默罗修会期间唯一的收获就是有幸看到了伟大的马萨乔（Masaccio）在布兰卡契堂（Brancacci）创作壁画，并立志成为像他一样的艺术家。事实上，在其他修士眼中，菲利波对艺术的热衷恐怕是他拥有的唯一美德了。他撒谎成性、嗜酒好色，根本不配做一名修道士，所以当他抛弃了入会誓言，决心离开修道院的时候，他的上级们都感觉如释重负。离开修道院的菲利波不幸在安科纳海岸附近被巴巴里海盗（Barbary）劫持，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乘船出海。成功逃脱的菲利波辗转来到了那不勒斯，又从这里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为圣安布罗焦修道院（Sant’Ambrogio）修女们创作的精致的祭坛装饰画让科西莫·德·美第奇注意到了他杰出的才华。尽管菲利波在别人眼中是个嫖客和扒手，但科西莫还是请他来为自己工作。菲利波的一些早期杰作都是在美第奇宫创作的，包括《圣母加冕》（Coronation of the Virgin）[4]。后来科西莫又帮助菲利波获得了在普拉托工作的机会。在创作圣史蒂芬教堂（St Stephen）主祭坛壁画的过程中，菲利波还把教堂院长，也就是科西莫儿子卡洛的肖像画了进去。
就是在为普拉托的圣玛格丽塔修道院（Santa Margherita）的修女们创作祭坛装饰画的过程中，好色的菲利波盯上了一个新入会的年轻修女——佛罗伦萨人弗朗切斯科·布蒂（Francesco Buti）的女儿卢克雷齐娅（Lucrezia）。菲利波巧言引诱，说服小修女做他壁画中女神的模特。修女受到引诱并跟他私奔，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菲利皮诺（Filippino）。科西莫觉得已经成为父亲的菲利波应该安定下来，于是通过巧妙地向教皇展示了几件菲利波的小作品，就成功帮他获得了教皇特许他结婚的恩赐。
菲利波的好色已经在佛罗伦萨给科西莫招来了好多麻烦。每当有不可抑制的欲念袭来时，菲利波就无法专心创作。他曾经无数次溜出在美第奇宫的工作室，急匆匆地穿过花园，消失在拉尔加街上，天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女人了。最终，习惯于要求艺术家在规定时间以商定的价格完成作品的科西莫忍不住把菲利波锁在屋子里，并告诉他不完成画作就不许出来。菲利波于是找了把剪刀，把床单全剪成布条系成绳子，顺着它爬下楼逃走了。菲利波被找到后在科西莫的劝说下同意回来工作，这令科西莫感到十分欣慰，并“下定决心今后只靠感情和善意留住菲利波，许可他自由出入”。在那之后人们经常会听到科西莫说，对待艺术家应当充满尊重，而不应如那时期很多出资人一样视他们为雇佣工。
有一位艺术家是让人无法不敬重的，他就是被常称为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乔瓦尼·达·菲耶索莱（Giovanni da Fiesole）。这个矮小的修道士受雇于科西莫创作了圣马可教堂会规室、回廊和走廊墙壁上的壁画。安杰利科1387年出生在穆杰洛的维基奥（Vicchio），被取名为圭多（Guido）。后来他成为菲耶索莱的圣多梅尼科修道院（San Domenico）的教士时，改名为乔瓦尼。他在科尔托纳（Cortona）待过一段时间，并为那里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创作了壁画。1418年他回到菲耶索莱，但直到1436年年近五十岁的时候，他才回到佛罗伦萨并接受科西莫的邀请重拾画笔。从此以后，科西莫对他的作品大为关注，给了他“许多关于《耶稣受难像》（The Crucifixion）[5]这幅画细节方面的帮助和建议”。这幅画是为会规室创作的，美第奇专属房间的壁画主题则是《贤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描绘的是贤士将王冠置于伯利恒马槽的事迹，科西莫喜欢“时刻看着这幅壁画，以贤士为榜样指导身为统治者的自己”。[6]
每天清晨，在开始创作《耶稣受难像》以及后来其他宗教主题的作品之前，安杰利科都会跪地祈祷。每当描绘耶稣基督受难于十字架上的画面时，他都会特别激动，以至于泪水夺眶而出，沿着面颊不断淌下。他是最淳朴、最诚实、最神圣的人。其他修道士从未见过他发怒。科西莫曾经说：“每个画家都是在画自己。”看看安杰利科作品中那些人物的脸庞和神情，你无法质疑这个说法的正确性。
安杰利科在1455年去世。他死后，科西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严重的关节炎和痛风让他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哪怕是在家里转转也要靠仆人抬着才行。有时走到接近门廊的地方他还会大声叫喊，好像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似的。一次，妻子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叫喊？”科西莫竟然答道：“什么也不为。要是真有事情发生了，叫也没有用。”
随着年龄增长，科西莫变得越来越喜欢讽刺，越来越惜字如金，也越来越刻薄。据说有一次他的老朋友大主教向他请教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把修道士赌博定为违法行为，科西莫不无讽刺地回答说：“最好先禁止他们玩灌铅的骰子。”来佛罗伦萨的访客都会发现他形容枯槁、疾病缠身并闷闷不乐，因为在他身体状况衰退的晚年里，科西莫确实遇到了不少伤心事。他的大儿子皮耶罗此时已经四十岁了，一直体弱多病，人们甚至怀疑他活不过自己的父亲。正因如此，科西莫一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偏爱的二儿子乔瓦尼身上，也就是那个让米开罗佐在菲耶索莱的峭壁上修建美第奇别墅的人。
1458年别墅开工时，乔瓦尼只有37岁，是个精明能干、开朗愉悦的人。他的样貌称得上丑陋，有一个美第奇家族典型的大鼻子，眉毛之间还有一个大肿块，皮肤上布满了湿疹。乔瓦尼沉迷于女色和美食，身材肥胖。他很懂绘画，也热爱音乐，尤其喜欢听一个叫布尔基耶洛（Burchiello）的佛罗伦萨理发师讲的下流笑话，哪怕是在布尔基耶洛将其讽刺矛头转向了美第奇家族之后，乔瓦尼还不忘在去彼得罗洛（Pietrolo）接受硫黄浴治疗时邀请他来为自己讲笑话。乔瓦尼心宽体胖、无忧无虑，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公民和精明能干的生意人。乔瓦尼是他父亲一手培养出来的，在银行总经理乔瓦尼·达·梅里戈·本奇去世之后，在银行生意问题上，他更是越来越受父亲的倚重。
乔瓦尼在费拉拉分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在1454年当选过执政官，后来又多年作为佛罗伦萨在教廷的大使，不过任大使时他似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和更世俗化的主教们一起吃吃喝喝上了。乔瓦尼也和他父亲一样从威尼斯买了一个切尔克斯女奴，她“容貌姣好，十七八岁……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和精致的五官，还聪明伶俐”。不过，乔瓦尼显然也很迷恋自己的妻子吉内夫拉·德利·阿尔比奇（Ginevra degli Albizzi），并且十分喜爱他们唯一的儿子科西米诺（Cosimino）。科西莫也非常疼爱这个小男孩。同一时期生活在费拉拉的洛多维科·卡博内（Lodovico Carbone）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科西莫正在与卢卡大使代表团探讨国家大事，科西米诺拿着一把树枝走进来，打断了大人的谈话，让祖父给他做一个哨子。让代表团烦扰的是，科西莫真的马上中止了会议去帮小男孩儿做哨子，而且是直到把哨子做得完全符合他的心意才回来。代表团主席在被通知继续开会时认为有必要对科西莫提出抗议：“先生，我不得不说，对于您的行为我们感到无比震惊，我们代表我们的民众来和您商讨国家大事，而您竟然抛下正事去陪一个孩子。”
“哦，大使阁下，”科西莫伸手搂住大使的肩膀，不带一丝窘意地回答道，“难道您本人不是一位父亲和祖父吗？我去做哨子您完全不应惊讶。幸好我孙子没让我给他吹上一段呢，因为如果他要求，我肯定也会照办的。”
但是，让这位祖父陷入无尽悲伤的是，他疼爱的小孙子在1461年过六岁生日之前不幸夭折了。仅仅两年之后，一直拒绝节食减肥的乔瓦尼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科西莫再也没能从这些打击中恢复过来。每当仆人抬着他经过美第奇宫宽敞的房间时——在他事业的顶峰时期，这里曾经住着五十多人——他们都会听到科西莫低声哀叹：“房子这么大，家人却一个个离我而去了。”在卡雷吉的别墅里，科西莫会独自静坐数小时。妻子问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待着，跟谁都不说话。“我们以前要出远门的时候，你总会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做准备，”科西莫回答道，“所以，现在我就要去另一个世界了，你难道不明白我有多少事情需要考虑吗？”还有一次，妻子问他为什么静坐的时候一直闭着眼睛，科西莫回答得更加简短和消极，他说：“是为了适应永远地闭上。”
1464年初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佛罗伦萨的使者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前去拜访科西莫。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过去常常来美第奇宫，有一次刚巧遇到科西莫和他的两个儿子同时卧病在床，都因痛风的困扰而变得脾气暴躁。而如今再看到科西莫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易怒，而是身心俱疲，甚至是彻底绝望了。除了痛风和关节炎之外，他还要忍受“因小便不畅而引起的持续发热”。科西莫对访客说：“我的尼科代莫啊，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能感觉到生命正在消逝，我已经准备好离开人世了。”两个月后的8月1日，科西莫去世了，享年76岁。在去世的前几天，他坚持要离开病床，穿上最正式的衣服，到圣洛伦佐教堂向院长忏悔。科西莫“还请院长做了弥撒”，儿子皮耶罗告诉他的两个孙子说：
他表现得好像完全健康似的。让他阐明信仰时，他逐字逐句地念诵了教义并重复了自己的忏悔，最后接受了圣餐。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全神贯注，最先祈求的就是所有他错待过的人的原谅。
科西莫知道，对待有些人他太过严苛了。但是他如果仁慈一些，宽容一些，就永远不会获得他所拥有的这些权力和财富。他从来不认为允许那些在1434年被执政团驱逐出境的对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什么明智之举；他在面对威胁自己家族的敌人时也从来不会手软；他还一直小心确保家族成员和朋友都被安排到报酬丰厚又风光荣耀的位置上，而敌人则不能有半点机会。但是，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对于那些深受他的恩惠、感激他为这个城市所做的贡献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尊敬的，他的去世是沉痛的，他的慷慨、政治敏感和繁多而广泛的成就都是被人们称颂的。作为他的朋友，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这样描写科西莫：他的渊博知识、良好品位和多才多艺绝对是卓越非凡的。
当旁听了某个学者的讲座后，他会给他们写信探讨相关的问题；在和神学家相处时，他也能对神学问题品评一番；他在研究任何一个学科时都充满兴趣，对哲学也是如此。占星家发现他对占星学颇为了解，因为他对此坚信不疑，并运用占星学指导个人生活。音乐家同样能够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精通，音乐也总能给他带来巨大的乐趣。雕塑和绘画更是他最了解的两种艺术，他向来偏爱有才华的工匠。在建筑方面，他算得上一位完美的评判家，没有哪一处重要的公共建筑是不考虑他的意见和建议就开工或完成的。
几年前，还不是执政团成员的科西莫被执政团描述为“共和国领袖”（Capo della Repubblica）；此时执政团正式通过了授予他“国父”（Pater Parriae）称号的法令，并下令将这一称号刻在他的墓碑之上。另一个曾经获得这一称号的人是西塞罗。
人们本想为科西莫建造宏伟的墓葬，至少要像他的家族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洗礼堂中建造的那样。但是，科西莫在临终之时要求他的葬礼不需要任何“浮华的仪式”。
科西莫的父亲临终时也做了类似要求，不过它们被忽略了。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遗体被放在敞开的棺材里抬到圣洛伦佐大教堂，一路上他的儿子们和28名美第奇家族成员跟随着，还有大批的外国使臣和佛罗伦萨官员。遗体最终被葬在老圣器收藏室中心的墓室中，其豪华程度绝对超过了乔瓦尼本人的期望。[7]科西莫的葬礼相对低调，但足够壮观。圣洛伦佐教堂的大殿里点燃了繁星般的蜡烛，烦琐而庄严的仪式之后，科西莫的遗体被埋在了圣坛尽头的大理石纪念碑下，纪念碑顶上有蛇纹石和斑岩装饰，还刻有美第奇家族的盾徽。由于圣洛伦佐教堂是圣安布罗斯的教堂，而且圣坛下供奉着很多殉道者的遗骨，所以教堂规定不得有遗体葬在纪念碑下方的中殿里。于是遗体被安葬在地下墓穴中，但是为了将墓穴和蛇纹石、斑岩纪念碑连接起来，二者中间又修建了一个8英尺见方的巨型石柱。柱子上刻着“皮耶罗谨以此柱纪念他的父亲”。[8]
[1]多纳泰罗的《大卫》（约1430年）现在陈列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大议会在1494年将皮耶罗·德·美第奇驱逐出佛罗伦萨后没收了这座雕塑，并下令将其摆在市政厅花园的一根柱子上。
[3]卡尔米内圣母教堂大部分已经毁于十八世纪朱塞佩·鲁杰里（Giuseppe Ruggieri）和朱利奥·曼纳约尼（Giulo Mannaioni）重建时发生的大火。但是布兰卡齐堂幸免于火灾。马萨乔和马索利诺（Masolino）创作的环形壁画由菲利波·利比的儿子菲利皮诺·利比完成。
[4]菲利波·利比的《圣母加冕》现在收藏于里卡索利街（Via Ricasoli）52号的学院美术馆（Museo dell’ Accademia）。
[5]安杰利科的《耶稣受难像》收藏在圣马可教堂的会规室里。回廊另一面的圣马可博物馆里面有圣马可的主祭坛，还有科西莫的守护神科斯马斯和达米安跪在地毯上。
[6]圣马可所有的房间都是由安杰利科及其助手负责装饰的。安杰利科的《圣母领报》被放置在通向宿舍走廊的楼梯顶端。
[7]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在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的石棺是由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布贾诺（Andrea Cavalcanti Buggiano）制作的。石棺上面的大理石上有代表美第奇家族的七颗红球。
[8]在圣洛伦佐教堂的高坛上有科西莫的大理石纪念碑，也是那里唯一竖立的纪念碑。由韦罗基奥设计，上面的碑文如下：这里安葬的是科西莫·美第奇依公共法令尊称其为国父享年75岁3个月零2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