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有过为足球万人空巷的记忆。
1974年9月，越南人民军足球队访问上海，对阵上海队。
人民军足球队是越南最强队，几乎是全“国字号”，在苏联教练的调教下，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劲旅。苏联教练放话，以这支球队的水平，足够“横扫中国”。
迎战上海队之前，人民军足球队在中国踢了七场球，五胜二平，包括击败八一、广东等强队。一时舆论哗然。正值中苏、中越关系微妙之时，据说中央领导下了指示，这场比赛，“许胜不许败”。
为了备战，上海队临时补充了多名球员，其中包括来自国棉十七厂的范九林。
范九林和八岁的范志毅（右三、右二）
范九林高高瘦瘦，技术出色，爆发力极强，司职中场，也能顶上锋线。他曾入选国家青年队，准备报到时，却因“家庭成分”被取消资格。后来上海队需要补充一名球员，范九林的竞争对手，一个叫徐根宝，一个叫朱广沪。
上海队最终选择了范九林。无奈之下，徐根宝去了南京部队队，朱广沪去了广州军区队。多年后，徐根宝和朱广沪先后成为国家队主教练。老兄弟见面时，范九林不忘调侃几句，“哟，你们现在发达了。当年球没我踢得好，现在教练员当得响当当。”
1966年，上海队解散，范九林下放国棉十七厂，当了一名钳工。这家工厂素以工人足球闻名，范九林就在厂队踢球。三年后，他的儿子呱呱坠地。假以时日，这个小家伙将成为亚洲足球先生、中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他叫范志毅。
1972年，方纫秋重组上海队。不久，上海队赴非洲打友谊赛，又一次，范九林因场外因素排除在名单外。一气之下，他退出上海队，重返十七厂。此番越南人来家门口搦战，上海队再次征召范九林，颇有些大敌当前、唯才是用的意思。
9月6日下午，比赛在虹口体育场打响。范九林替补登场，看台上一片欢呼。临近终场，比分还是0比0。此时，上海队右边锋带球沉底传中，接应中锋遭对方三名后卫逼抢。眼看皮球向禁区外滚去，后门柱杀出10号顾兆年，迎球怒射，球进了！全场沸腾。
凭这粒进球，上海队1:0击败越南人民军足球队。
之后，人民军在中国又踢了四场比赛，全胜。虹口之战成为他们此行唯一的败绩。
这场比赛是中国“足球外交”的一个缩影。冷战背景下，足球不可避免被诸多政治因素裹挟。事实上，49年后，有多支国外足球队访问中国，上海是必经的一站。
1954年，匈牙利国家混合队访华。匈牙利队是当时世界足坛的头号霸主，一招“424”横行天下，一度连赢33场国际比赛。当时匈牙利国家队在埃及参赛，来中国的这支球队，被称为匈牙利三队。在上海，他们先是以3:0取胜华东体院队（上海队的前身），后分别以8:1和9:2的比分击退中央体院队和八一队，让中国的足球人领教了顶级足球强国的实力。
1955年，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队（现在的圣彼得堡泽尼特队）访问上海，3:0击败上海队，四天后，2:0赢南京部队队。
1957年，阿尔巴尼亚地拉那队4:0击败上海体育协会红旗队，5:1击败南京部队队。阿尔巴尼亚足球，和数年后引进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一起，给上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一年，上海队迎战柬埔寨国家队，10:0取胜。
1958年，苏联国家队访华，在上海踢了四场比赛，12:1赢体协红旗队，7:0赢上海红队，11:0赢沈阳部队队，5:0赢一机队。正是中苏蜜月期的尾声，老大哥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肌肉。
同年来访的日本国家队，1:1战平上海体院队，面对惨败于苏联队的体协红旗队，也仅以2:1小胜。三国的足球实力可见一斑。
1959年，上海队0：5败于罗马尼亚军队中央之家队。稍后，对阵再次来访的列宁格勒泽尼特，0:1小负。
进入六十年代，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足球队明显增多。面对缅甸队、坦桑尼亚队、叙利亚队、马里队的挑战，上海队均轻松获胜。
英国报纸，沃特福德队访问上海
当时的球票按计划分配到各基层单位。如何搞到一张票，成为球迷们绞尽脑汁的难题。标准行情，是二十块钱（工人月工资为三十六元），外加两只老母鸡。碰到热门赛事（如74年上海队对越南人民军，77年中国队对贝利领衔的纽约宇宙队），球票更是炒到天价。赛前，体育场外到处是拎着母鸡、一脸焦灼的球迷们。
纽约宇宙队访问上海，贝利争顶头球
足球传入上海，始于开埠后。
1895年，圣约翰书院成立上海第一支华人足球队。球员脑后留大辫子，比赛时满场辫子飞舞，人称“约翰辫子军”。
1902年，南洋公学成立足球队，并编写《足球歌》，“南洋，南洋，诸同学神采飞扬，把足球歌唱一曲，声音响。看！吾校的十个足球上将都学问好，道德高，身体强……”
彼时，南洋公学和圣约翰书院的足球对抗赛是沪上一大盛事，“观众动辄万千，学校邻近，倾巷以赴”，盛况“无逊于浴佛节之静安寺庙会”。
1910年，圣约翰与南洋两校的足球精英组成上海地区代表队，参加民国第一届全运会，获第二名。
圣约翰书院足球队
1924年，中国足球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次年，“亚洲球王”李惠堂应邀来到上海，加盟上海乐华足球队。
在长期的磨练和实战中，上海足球逐渐形成“小快灵、技术流”的风格，尤其注重两三人间的连续pass（传球）。有人说，这跟上海弄堂狭小、因地制宜有关。多少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在弄堂里踢球。拉开两条长凳当球门，二对二，三对三。球往墙上一踢，绕开防守队员，真正的“撞墙”式过人。暴雨天，水淹到膝盖，鞋子一脱，照踢不误。饿了，回家啃两口馒头；渴了，咕嘟咕嘟灌一肚皮自来水。冲撞，跌倒，头破血流，一骨碌爬起来，只要骨头没断，就接着拼，接着抢。前国家队队长、“飞将军”王后军说过一句话，上海足球的辉煌，是在弄堂起步的。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首次派出男子足球队。队员大多来自香港、新加坡的球队，如转投香港南华队的李惠堂，绰号“坦克车”的黄美顺，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4名来自大陆的球员中，有3人隶属上海东华体育会：24岁的中场梁树棠，26岁的前锋贾幼良，名气最响的莫过于前锋孙锦顺，绰号“孙铁腿”。在一场与英国陆军联队的比赛中，孙锦顺将对方球网射穿，港报头条赞誉：“一脚破千钧，不愧铁腿郎”。据说孙锦顺从小用浸了油的球训练，腿部力量极大。在媒体不发达的年代，许多球场传奇都依靠口口相传。故事流传，足球便如火种般生生不息；当故事消失，足球也归于沉寂。
由于经费不足，这支奥运代表队五月份便启程，赴东南亚、南亚等地打表演赛。两个月内踢了27场比赛，23胜4平，进113球，失27球。筹得20万港元，其中的10万元用于资助国内其它奥运参赛队。
8月6日，周师劳顿的中国男足迎战英格兰队。当时的奥运会足球赛采用单淘汰制。最后20分钟，中国队体力不支，连丢两球，0:2遗憾出局。
1948年，民国最后一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不久辽沈战役爆发，来自沈阳、大连的一批足球运动员断了归路。其中多位球员加入中纺十七厂（后来的国棉十七厂）下属的“龙头”足球队，搬进杨浦区定海路449弄，人称“东北风”。其中最出名的，属“一狼一虎”。狼叫陈瑾，司职前锋，速度快，擅长反越位单刀，俗名“偷冷饭”；虎叫张金良，打中后卫，身高马大，每天早晨四点半，弄堂里跳双飞。东北球员强悍的体魄，硬朗的中长传，让看惯纤巧、短传配合的本地球迷开了眼界，也重塑了上海足球的风格。
每逢主场比赛，十七厂全厂调班，救护车、医生提前到场，表明死战的决心。“龙头”赴客场，球迷们包租祥生公司的大客车，随队出征，摇旗呐喊。在父兄们的影响下，十七厂的职工子弟们，自发组织“小龙头”队，称霸沪上七人制赛事。
49年后，上海的工人足球蓬勃发展。首任市长陈毅，本身就是位铁杆球迷。稍具规模的工厂都拥有自己的球队和球场，厂际对抗赛、联赛，打得热火朝天。杨浦区工人众多，足球氛围尤其热烈。1955年的数据，全市有基层足球队3180支，其中工人队1930支，球员近两万名。
陈毅为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揭幕战开球
留学匈牙利时期的张宏根（后排右四）
至60年代初，大小“龙头”共入选国家队7人、上海队9人。1962年，《体育报》评选全国优秀足球队员22人，其中11人来自上海，4人来自杨浦。《北京晚报》评选全国最佳射手10人，上海贡献4人，全部来自杨浦。
由于竞争激烈，不少年轻球员在上海打不上主力，无奈远走高飞。徐根宝在南京部队，朱广沪在广州军区，后来都踢出名堂。三名上海队的年轻前锋，袁道纶、张水浩、陈山虎，一同去了河北队，后相继入选国家队，号称“河北三剑客”。老一辈回忆，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甲级队里都有上海人的身影。
1963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南方赛区）在重庆举行。上海有四支队伍参加，分别是上海队、上海工人队、上海青年队和上海杨浦队。其中上海工人和上海杨浦是非专业队，球员和教练临时从各家工厂借调。
陈禾17岁，是国棉十九厂的一名学徒工，也是杨浦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小赤佬一只”。他出生在449弄，打小看张宏根、袁道纶一辈人踢球，看完再模仿。许多技战术，都是靠自己琢磨、领悟出来的。
杨浦队提前半年集训，全脱产，厂里工资照发。每天早上八点半，杨浦体育场集合。先是政治学习（读报纸、积极分子发言），随后热身，战术训练。午餐两荤一素一汤，参照专业队标准。饭后午睡，提供专门的宿舍。下午练体能，绕复兴岛跑两圈。雨天就爬楼梯，来来回回几十趟。
从重庆回上海，火车要开五十多个小时，轮船则是七天六夜。全队一致决定，坐船。大家心里清楚，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上班，急什么？
于是乘坐“东方红”客轮，顺长江而下，饱览沿途风光。回到上海，球队就地解散，球员返回各自工厂，炼钢的炼钢，修机器的修机器。像一场梦。唯一真实发生的证据，是每人领到了两斤白糖。
杨浦队对普陀队，沪南体育场
64年，全国甲级球队调整为十二支，杨浦队失去继续参赛的机会。随后运动兴起，联赛停摆，专业队解散，队员下放至各家工厂。范九林、戴顺福去了国棉十七厂，“小飞”、“橄榄”俞尧田去了中国纺织机械厂，叶伯祥去“一钢”，张正友去“二钢”，赵光华去了羊毛三厂。在陈禾看来，这批队员实力与意识兼备，正是出成绩的年龄，“可惜了”。
“东北风”那批人遭了殃。他们大多出身小开，在伪满洲读过书。运动一来，全部打倒。有个叫史达发的后卫，身材高大，一口络腮胡子，被打成“牛鬼蛇神”，连番批斗。一天，他走到梅林食品厂门口，突发脑溢血，抱牢一棵树，人瘫下去。
遭殃的何止足球。事实上，从66年下半年到69年，竞技体育在中国几乎绝迹。
运动高潮过去，厂际足球赛逐渐恢复，叫“大批判足球”。赛前列队，读语录，向宝像鞠躬，球员互相握手，老客气的。哨子一响，照样短兵相接，该放铲放铲，该拼抢拼抢。球员的血性还在，荣誉感还在。上海足球在蛰伏中等待时机。
1981年，上海市足球协会联合市总工会，创办第一届“陈毅杯”职工足球赛。共有886支基层球队参加比赛，分11人制和7人制两个组别。上海人的足球热情重新被点燃。到1983年第三届“陈毅杯”时，全市报名参赛球队达到2301支。球迷说，“陈毅杯”就是上海人的世界杯。
陈禾年纪大了，退出厂队。平日里依旧踢球，跟一帮老兄弟们。附近有所小学，邀请他兼职校队教练。早晨6点开练，踢到7点钟，放学后再练一个小时。
陈禾记得，有个姓申的学生，身体素质一般，真心喜欢踢球。放学回家路上，不忘对着波阳公园外墙练几脚任意球。他的父亲，一看就是那种老老实实的工人，每天一大早把儿子送到学校。儿子训练时，他就站在场边看。训练结束，给儿子换衣服，干毛巾擦身，递上保温杯里的水。等这一切做完，自己骑车去上班。
彼时，杨浦的足球氛围如火如荼。据85年文汇报报道，杨浦区总人口约一百万，拥有三百多支工厂足球队，一百多支中小学足球队。
说到底，工人足球的繁荣，本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球员跟普通工人一样拿基本工资，顶多补贴一点伙食费、训练津贴，对工厂不构成负担。九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制，多少呼风唤雨的大工厂，说关就关了。工人成为弱势群体，工人足球从此式微。再往后，房地产崛起，土地价格暴涨，足球场上盖起高楼。工人足球彻底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职业足球模式。
1995年，上海申花队
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元年。由一家洗衣机厂冠名赞助的上海队，在主教练徐根宝的带领下，在甲A赛场掀起“抢逼围”的青春风暴。范志毅、成耀东、谢晖、吴承瑛……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对上海球迷来说，那是最念念不忘的一支申花队。
范志毅到黄河路一家饭店吃饭。第二天饭店爆满，他坐过的台子从此属于“景观位”，老板只留给朋友。
很少有人注意到，申花队比赛时，坐在徐根宝旁边的一位中年人。他是申花队助理教练，当年的城市英雄，攻入对越南人民军足球队唯一进球的顾兆年。
职业化后，球员和教练的收入明显增多。甲A元年，范志毅月工资2500元，成耀东2000元，谢晖1000元，徐根宝3000元，此外还有赢球奖金。在当时，上海人的平均月工资是617元。
申花队右后卫，绰号“毛豆子”的毛毅军回忆：95年一场关键战役中，申花战胜北京国安。赛后，他拿到4000多元的赢球奖金。第二天全部花掉，买了一部最新款的摩托罗拉大哥大，“港片里黑帮大佬用的那种”。
97年那个酷热的夏天，申花队1:9兵败工体。多少上海人家砸了啤酒瓶。骂归骂，照样有球迷去接机。当灰头土脸的申花队员出现，有人喊了句，范志毅，别趴下！
许多申花球迷至今怀念九十年代的虹口体育场。“胜也爱你，败也爱你”，那种纯粹地为足球呐喊、为足球落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2001年底，申花俱乐部重组，请回徐根宝重掌教鞭。上海足球进入德比时代。
终场哨响，申花队员套上金色的冠军服，一边庆祝，一边躲避看台上扔下的水瓶。几万名深圳球迷齐声高呼“水货冠军”。与此同时，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天津球员疯狂地庆祝保级。为国际队扳回一球的王云痛哭着奔回休息室，俱乐部老总王国林呆坐教练席，手里夹着老长一截万宝路。主教练成耀东低着头离开，走过一个看台时，有球迷喊，成耀东，英雄！再往前，十几个球迷迎上来，齐齐竖起中指。
当晚，上海滩迎来一场盛大的庆祝。几百名申花球迷高喊“申花是冠军”，从虹口足球场走到外滩。一路上不断有球迷加入。到后来，警车主动为球迷开道，一些警察也跟着喊口号，场面十分感人。
数年后，足坛掀起打黑风暴。四位上海国际队的前国脚因受贿及假球被批捕。申花队的冠军被剥夺，并处以罚款罚分。案件牵涉到南勇、谢亚龙、杨一民等足协高层及“金哨”陆俊，一时轰动全国。对上海足球来说，这是耻辱的一幕。
这场迟到的审判对于当年的受害者——上海国际队来说，已经没有意义。球队在2006年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安浐灞国际队。之后更是频繁改名，如流浪者般颠沛流离于多个城市。
上海滩足球德比空缺了几年后，随着东亚队（后来的上港队）升入中超而重燃战火。2015赛季，上港完成对申花的双杀。主力前锋、来自根宝足球基地的武磊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上海滩的老大了。
一年后，内外交困的北京人和以垫底战绩降入中甲。又过一个赛季，降入乙级联赛。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一个缩影，这支再度更名为“北京橙丰”的球队最终宣告解散，为坎坷的征途画上了句号。
杨浦区上水公房，踢球的老年队员
上世纪末，定海路449弄成立足球俱乐部，张宏根、袁道纶等昔日国脚到场祝贺。作为中国第一家正式注册的弄堂足球俱乐部，成立之初吸引了不少媒体，着实热闹过一阵。俱乐部以老年足球队为主，实行会员制，每人每月交纳五元会费，即可参加相关活动。具体包括：每周两到三次的训练，与兄弟球队交流比赛，以及赛后吃老酒。
成立第二年，449俱乐部出征上海市“花园杯”老年足球赛，力克东华队、上海老年队等强敌，荣获冠军。赛后有位裁判问队长陈禾，你们这支队哪来的，从来没听说过。陈禾开玩笑，阿拉嘛，保密军工单位，代号449厂，平常不出来的。
尽管缺乏资金来源，这家民间足球俱乐部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那些踢球的老头子，逐渐变成更老的老头子。装支架的装支架，坐轮椅的坐轮椅，有的人好久不来了，再次看到名字是讣告。追悼会出来，彼此提醒，随身要带救心丸。
不知何时起，陈禾成了球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个。他踢中后卫，防守稳健，偶尔插上进攻。有一次，当他用漂亮的头球攻破对方大门，场边的年轻人起身鼓掌，喊，爷叔老卵！
老卵，是上海特色的粗话，意思接近牛逼，带一些理想主义的悲壮色彩。那些意气风发的成功者，大多只是牛逼，不属于老卵。老卵是不服输，不买账，不驯服，老卵是屡败屡战，强硬到底。
陈禾说，活着就要老卵，老了更加老卵，死掉变成一只死老卵。
俱乐部渐渐沉寂。疫情一来，活动全面取消。定海桥街区搬迁前夕，挂在居委会门口的“四四九弄足球俱乐部”铜牌被收废品的人撬走，像一个悲伤的隐喻。
范志毅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是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许多年轻人不认得这个扛着肩膀、一口上海普通话的方脸爷叔。他们问，范志毅是谁？
（陈禾为化名）
参考资料：
《上海市地方志·杨浦区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通志·第三十七卷体育》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中国足球运动史》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近现代上海社会体育组织概况》朱榕
《中国足球内幕》李承鹏
《我在申花这七年》张德发
《杨浦七梦·海上足球漫谈》澎湃新闻
《1995，那个时候的申花》魔都私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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