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是人文社科类专业教育的重要补充，探讨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发展生态及治理优化对于促进我国文科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在基于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整体分析基础上，通过挖掘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所覆盖的9项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8年的状态数据，分析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治理现状，刻画其发展轮廓与内涵。基于此，从竞赛建设、竞赛组织和参赛高校等视角提出优化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发展治理策略。
关键词：学科竞赛；人文社科类；竞赛治理
人文社科人才承担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责任，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是我国人文社科类专业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我国普通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中，人文社科相关专业布点数约占专业总布点数的47.37%。如何通过学生竞赛促进我国众多人文社科类大学生的创意、创新、创作能力的提高，是各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人才培养思考探索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聚焦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发展生态分析和数据挖掘，并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专家组（以下简称“竞赛评估专家组”）开展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覆盖的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为案例，对2012—2019年普通本科高校在以上竞赛中的获奖情况进行分析，探讨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发展现状与治理特点，并基于此提出优化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发展概况
根据传统文理分科思路本文将大学生竞赛分为人文社科类、理工农医类、综合类和其他类，其中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主要指竞赛内容明确指向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8大学科门类的学科竞赛，如指向经管类的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指向艺术学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共计76项赛事。本研究试以266项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为分析池，将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与理工医农类、综合类和其他类竞赛进行比较，分析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整体而言，我国人文社科类竞赛呈现以下发展特点。
（一）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发展速度相对平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竞赛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萌芽期、90年代的初兴期以及21世纪前十多年的全面发展期，然而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则表现出其特定的发展脉络。从图1可看出人文社科类竞赛的发展晚于理工农医类，1997年出现首个全国性人文社科类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这比我国最早的综合类竞赛——“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晚了9年。2000年到2010年之间，人文社科类竞赛发展一直不温不火，在2010年之后，整体有所提升，但发展速度仍低于理工农医类竞赛。
（二）主办单位类型丰富，行业企业参与度较高
与全国大学生竞赛主办方整体构成相异，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主办单位类型比较丰富，（见表1）近一半的赛事由学会、协会主办，另外一半的赛事分别由高校、赛事组委会、专业联席会以及国家部委、教育部等多种类型的单位或组织主办。相比其他类型竞赛，国家部委、教育部主办的人文社科类竞赛明显较少。在竞赛秘书处设置方面，高校和企业分别占比约56.32%和28.63%；而全口径统计下，我国学科竞赛的秘书处设置于高校与企业的比例分别约为61.43%和16.28%。可见行业企业在人文社科类竞赛中的参与度相对较高。
（三）竞赛总体供给较少，竞赛评估参与度不高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显示，我国高校的专业数为703个，其中人文社科类学科共333个专业，约占总专业数的47.37%，然而在266项全国大学生竞赛学科分类占比中，人文社科类竞赛仅76项，占比只有28.57%，理工农医类竞赛供给最为丰富，共152项，占比达到了57.14%。
2017年，竞赛评估专家组首次向社会发布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结果，并创立了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该排行榜对于竞赛的遴选遵循自愿申报、专家评审的机制进行，在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中，44项竞赛纳入，其中理工农医类竞赛共28项，占比约63.64%，人文社科类竞赛仅有9项，占比约20.45%。从竞赛申报的参与度来看，全口径统计的参与度为40.85%，理工农医类和其他类竞赛的参与度超过了45%，而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参与度仅为28.95%，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竞赛。
（四）学科分布偏向明显，经管类艺术类独占鳌头
将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按照学科门类偏向进一步划分，发现76项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中，各类学科差异较大，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经管类、艺术类和文学类，分别占比48.68%、36.84%和7.89%，其中经管类和艺术类两类竞赛占了竞赛总数的80%多。进一步细分，发现在学科门类内部竞赛内容的偏向性也非常明显，如文学类竞赛基本聚焦于英语语言类，如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系列赛；艺术类竞赛主要聚焦于设计学与美术学类，如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而戏剧与影视学、音乐与舞蹈学以及艺术伦理学相对较少；经管类从竞赛分布来看，电子商务类、工商管理类、物流管理以及财政学和金融学类竞赛相对较多，如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等，而公共管理类、旅游管理类、农业经济管理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专业的学生竞赛布局相对较少。人文社科类竞赛中学科分布与内容的偏向性和单一性直接影响了高校学生的参与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限制竞赛的整体发展。
（五）奖项数量规模较大，奖项设置模式多样
2012—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本科）中共有46项竞赛入选，其中人文社科类竞赛9项，占比19.57%，但8年来该类竞赛共颁发奖项数27273项，占所有奖项数的27.88%。同样在2019年排行榜内的36项活跃赛事中，人文社科类赛事8项，占比约22.22%，而当年奖项数占比达到了26.18%。可见无论是从8年总量还是2019年当年数量，人文社科类竞赛的奖项占比都大于竞赛赛事占比，说明排行榜内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竞赛具有更大的规模。
进一步分析发现，排行榜内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奖项规模呈现两个极端的现象。有些竞赛参赛规模非常大，奖项数也非常多，如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每年的奖项数（含参赛奖）高达4 000多项，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也达到了3 000多项。而有些竞赛的获奖数量就很少，如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和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2019年度国赛奖项都不足100项。
分析各大赛章程以及获奖比例，发现造成获奖数量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是人文社科类竞赛的奖项设置基本呈现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为“水涨船高”不设限模式，即主办方划定一定的获奖比例，对初赛参赛不限定单位额度，随着参赛人数的增加，全国奖数量也持续增加。第二种为“水涨船高”部分设限模式，即主办方在划定一定获奖比例的同时，对每一阶段参赛数量设定最高限。第三种为“水涨船不高”模式，即竞赛主办方不设定获奖比例，而是确定获奖的绝对数。此外，还有小部分竞赛采取“水不涨船不动”模式，如一部分邀请赛，参赛规模和获奖规模恒定。各项竞赛根据学科差异以及竞赛举办阶段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奖项设置模式。
二、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治理现状
为进一步考察人文社科类竞赛的治理现状，本研究以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所覆盖的9项人文社科类竞赛为例，从竞赛的覆盖面和竞争性等维度，深入挖掘近8年来的状态数据，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一）总体覆盖面增加较快，各项竞赛覆盖省份数量不均
从2012—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数据分析可得，近3年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获奖覆盖学校占比的提升速度远远超过了理工类和综合类竞赛，（见图2）说明近3年来人文社科类竞赛逐渐进入高校人才培养“视野”，众多高校对于竞赛作为专业教育“补充载体”的认识在不断加强，人文社科类竞赛发展总体态势良好。
进一步分析各项竞赛的省份覆盖情况，以2019年排行榜内人文社科类竞赛为例，不同竞赛在省份覆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在2019年的获奖高校集中在12个省份，而省份覆盖面最高的为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和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系列赛，两个竞赛的获奖高校都覆盖了31个省份。可见人文社科类各项竞赛在全国各省份的影响力有较大差异。
（二）获奖竞争性总体较高，重点高校成绩优势比较明显
为了解不同类型高校在人文社科类竞赛中的获奖差异，笔者将不同竞赛项目奖项中重点高校的校均获奖数除以非重点高校的校均获奖数的比值称为“重非比”，“重非比”越高，说明重点院校获奖优势越大。对比不同类型竞赛的重非比结果发现，人文社科类竞赛的“重非比”远远高于其他类竞赛，是全口径的2倍多。（见图3）
2012—2019年排行榜内全口径和人文社科类竞赛的重非比年度变化也显示人文社科类竞赛的“重非比”明显高于全口径比值，且2017年以来呈加速上升趋势。可见相对于其他类竞赛，非重点院校在人文社科类竞赛中获奖的可能性更低，也从侧面提示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奖项角逐竞争激烈，重点院校在人文社科类竞赛的成绩优势更加明显。从具体赛事的“重非比”来看，人文社科类内部各项竞赛的竞争激烈程度差别较大，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系列赛的“重非比”最高，2019年重点院校校均获奖数是非重点院校的7倍之多；重非比较低的竞赛如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重点院校校均得奖数与非重点院校基本持平。
（三）竞赛奖项集中度总体均衡，个别竞赛存在“寡头高校”
竞赛奖项在高校之间分布的均衡性能够从侧面反映竞赛发展的成熟度和影响力，用变异系数来考察竞赛奖项的均衡性，（见图4）可见人文社科类竞赛奖项集中度总体均衡，但不同类型的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在获奖学校分布上呈现十分显著的差异，有的竞赛变异系数较低，提示校际相对均衡，而个别竞赛呈现较大的变异系数，提示这些竞赛中存在“寡头高校”。为规制这种过度集中性，2019年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中将单体学校当年最高计分获奖项目数限定为20项，从而鼓励高校积极扩大学科竞赛参与面，引导学生参与多种类别的学科竞赛。
三、讨论与建议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竞赛已经成为一种“指导”学生面向未来研究的重要手段。作为人文社科类专业创新教育的重要补充，学科竞赛的发展生态及治理优化对于更好促进我国文科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策略建议如下。
（一）从竞赛建设角度，加大总量供给，拓展竞赛内涵
以上分析显示，全国所有专业中人文社科类专业占比超过4成，而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占比不到1/3，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供需不相匹配的态势，且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内部还存在较严重的学科偏向性。为更好地满足人文社科类专业人才创新教育的需要，多维协同推进竞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1. 加大总量供给，丰富竞赛项目。建议我国人文社科类相关专业学会或协会结合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在现有基础上持续加大人文社科类相关竞赛的供给，如专业学会、协会或可基于目前的学术资源设计和设立相关竞赛，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可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鼓励，人文社科类强校也可结合学科专业特色举办相关全国性竞赛，或将比较成熟的校赛推广为省赛或全国赛，同时也可考虑对接国际高水平赛事组织国内选拔赛，从而丰富我国人文社科类竞赛项目。
2. 加强学科交叉，拓展竞赛内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竞赛对学生思维技能和知识基础有积极影响。人文社科类竞赛的举办可融合多个专业领域，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将技能竞赛与“创意”竞赛嫁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如浙江省针对产业相关需求，融合多个专业举办了“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这种跨学科竞赛建设方式值得借鉴。
（二）从竞赛组织角度，强化办赛规范，提升竞赛质量
我国人文社科类竞赛发展起步较晚，近几年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如个别竞赛在“自我扩张”的动机驱动下，过多追求竞赛规模，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而有些竞赛虽然参赛人数较多，但覆盖高校数较少，成为少数高校的竞技舞台，不仅有失公平，而且也不利于竞赛质量的提高；有些竞赛在积极争取企业办赛相关资源投入的同时，授权过宽，没有真正实现校企双方在创新育人上的深入合作，致使竞赛中的校企合作呈现出过多的商业味道等。
为促进人文社科类竞赛的健康发展，从竞赛组织角度，应强化办赛规范，提升竞赛质量。一方面，需要竞赛主办方恒守“人才培养之初心”，承担“创新教育之使命”。学科竞赛活动不能脱离其教育、教学的根本目的，主办方应以育人为根本宗旨，把准赞助定位、规范办赛行为、优化办赛流程、强化育人功能、提升竞赛质量，坚持向“质量”和“内涵”寻求用之不竭之“能量”，保证竞赛的持续进步和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建议历史悠久且具有特色的人文社科类竞赛可以主动寻求第三方宣传或合作，提升竞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第三方评估机构也可以通过对大学生竞赛开展更加精确的评估，多方挖掘“金”赛、“强”赛和“特”赛，并提供各类平台展示优秀赛事成果，提升人文社科类竞赛在全国高校和行业企业中的影响力。
（三）从参赛高校角度，加强功能认知，主动布局赛事
学科竞赛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已得到众多研究证实，由于人文社科专业人才培养中实践模块的隐性化、复杂化和去操作化，导致长期以来人们对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重视不够。高校层面表现为参赛积极性相对不高，特别是人文社科类专业为主体的文法、财经类院校，在人文社科类竞赛中的参与度和竞争力反而不如理工类和综合类院校。这从一个侧面提示，理工类和综合类院校在理工农医类竞赛等其他类型竞赛的整体带动下，已经形成了较为浓郁的竞赛氛围，竞赛文化的“溢出效应”带动了全校师生参加各类竞赛的积极性，而人文社科类为主体的院校中，这种“以竞赛为载体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或不够浓厚，导致师生参赛热情不高。
为此，建议高校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相关高校，首先要进一步加强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作为创新人才培养“补充”作用的认知，积极参与相关赛事，为人文社科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等能力培养搭建舞台，鼓励人文社科特色或优势专业积极参与竞赛承办，为本校学生提供实践和竞技舞台的同时也为本校专业人才培养树立品牌。其次，建议高校利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提供的高校学科竞赛数据平台，在研究分析本校及全国高校竞赛状态数据的基础上，主动布局，精准定位，合理选择适应本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做到有的放矢，共同助力我国大学生学科竞赛良性发展。
总之，为更好地推进人文社科类专业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人文社科类竞赛的外延拓展和内涵提升需同步进行，各办赛主体和主管部门多维协同共同挖掘现有资源、增加竞赛供给、优化竞赛结构、持续提升质量可能是人文社科类竞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努力和发展的方向。当然，鼓励人文社科类学生积极参与其他门类竞赛，强化学科交叉，对于深化创新人才培养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
赵 燕，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58；温州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助理研究员，浙江温州 325035
赵春鱼，中国计量大学标准化学院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18
陆国栋，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7期第9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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