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冬奥之城”张家口，这座北方重镇，原察哈尔省会，有着数不尽的故事。那么长城沿线关口众多，为什么是张家口成为一座区域性中心城市？
张家口处于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地理单元的交会点，是北方边陲重要的交通枢纽，时人云“陆地商埠之天然形势”。
大地理环境的风采已经决定了张家口地缘条件的优越属性，而具体的小地理环境则决定了张家口城市发展的原点。今天张家口市区的母亲河是“清水河”，其古称“宁川水”。从清水河汇入洋河一带的明湖向北溯源，不久即到达山区地带，远远望见似有两座山岭。
这两座山就是东、西太平山，古称“东、西高山”，两山对峙如门，清水河穿越其中，形成天然阙口。终明一朝，因明蒙关系，这个山口便具有了重要的军事价值。它在明初被称为“隘口”或“隘口关”，起初并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聚落。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这处险关要隘因“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余丁充之”，其中有张姓人家迁来在此附近定居，并留下了“张家庄”的地名印迹。久而久之，“隘口”一名遂被人们冠以张姓，称做“张家隘口”后来又简化为“张家口”。
充满巧合的是，宣德四年（1429年），一位张姓军官（万全右卫指挥张文），率领士兵和服役农民，在清水河西岸修筑城堡，并将之命名为“张家口堡”，匾额“张家堡”，俗称“堡子里”。
再次充满巧合的是，嘉靖八年（1529年），又一位张姓军官（守备张珍）改筑堡子里城池，出于军事需要，将北大门改为小门，其形如口，“张家堡”匾额改为“张家口”，此时的“张家口”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这座位于宣府镇的戍堡，最初用于屯兵，堡内一直驻扎大批军队，因此张家口也被称为“武城”。
隆庆五年（1571年），著名的隆庆和议发生，明廷与蒙古鞑靼部之间，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张家隘口外的西沟蒙汉官市（马市）便是双边互市场所之一。俺答汗就是阿拉坦汗，被封为顺义王，草原青城呼和浩特的发展离不开他。
就此，大明王朝与蒙古草原彻底实现了常态化的“茶马互市”，堡子里北部的宣府镇长城（边墙）也开辟了一处小境门（西境门），用于双方间的贸易。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宣大总督汪道亨主持修筑来远堡，也称上堡或圈里，堡子里被称为下堡。上下两堡一南一北连环呼应，一为以蒙汉贸易互市为主，一为以军事防御为主。
不过，张家口国际贸易的真正繁荣始于清初，并贯穿于有清一代。自1644年入关后，清朝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国家，张家口在清朝行政上长期归属直隶省宣化府万全县地界。
顺治六年（1649年），旧有的小境门已不能满足蒙汉间的贸易需求。清政府在原有明长城墙体西境门的东侧开大境门，这就是“万里长城第一门”。并在大境门外的正、西沟重设蒙汉贸易市场，称为“外管市场”，进一步加强了与蒙古诸部的贸易往来。
17世纪末，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并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此漠北喀尔喀蒙古正式统一于清朝。其中，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加强的“多伦会盟”便发生于康熙第二、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
为加强和完善驿道的管理，康熙年间重点整修元朝开辟的以北京为中心，由张家口至库伦（乌兰巴托）的官马大道，并被列为官马北路三大干线之一，这就是著名的张库大道。张库大道是万里茶道体系的一部分，其延伸段可达蒙俄边界的买卖城/恰克图，东线可接热河（承德）、盛京（沈阳），西线连通归绥（呼和浩特）、山西。
雍正年间，置张家口理事同知厅，后增独石口、多伦诺尔三个厅，合称“口北三厅”，专门负责处理与蒙古诸部交涉往来事务。后来，清政府还指定张家口为出入蒙地经商的重要贸易孔道之一。乾隆年间，清政府设察哈尔都统并建都统署于上下堡之间，以统关税和军事。
由此，张家口（也被称为“东口”之一）成为对蒙俄的商品集散地，真正坐拥实质性意义上的贸易枢纽。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叶、布匹、丝绸和手工业产品汇集张家口，繁忙的骆驼商队在张家口组织货源集结出发，长途跋涉到蒙古高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去贸易，回来时带来的是名贵的皮毛和土特产品。
张库大道的兴盛也促进了上下两堡的相向联系发展。以往隔西沙河相望、相对独立的上下两堡建起了玉带桥，沿边道路逐渐聚集了人家户商铺，上下两堡渐渐连成一片。随着近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发展，以及大境门外的元宝山被开放为对俄通商贸易市场，张家口的城市化加速了。
旧时，堡子里的武城街和大境门外的西沟商号鳞次栉比、人声鼎沸，可以说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所在。当时张家口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清水河西侧的桥西地区，居民成分复杂。汉族占半数多，核心是商业资本雄厚的晋商，例如属于晋商的大德通银号，称“山西帮”。
蒙古族、满族、藏族各占一定份额，主要是官员、士兵和宗教人员。回族居民大约占30%左右，以经营商业和运输的劳动者为主，另有少量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和旅游者。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为强化张库大道的运输能力，决定修筑京张铁路。由于涉及到英俄之间的博弈，清政府于次年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铁路正式开工。
同一时期，有商人在得知清政府将修建京张铁路的消息后，便认为张家口会成为塞北大商业区，前景不可估量。于是他们买下了火车站附近的大片荒地，并与京张铁路近乎同时开工。
詹天佑以他崇高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障碍，终于在1909年主持建成举世瞩目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条自主修建的铁路。
当京张铁路开通运营，商业街的格局也已经悄然形成，直接促成了桥东地区的“新型城区”。后来，一些洋行、京津商贾纷纷在火车站周边继续抢购地皮、大兴土木，新的建筑群迅速形成，街道两旁的店面很快被占满。
京张铁路的建成通车对张家口的影响重大。它不但担负着张家口与京津和晋蒙广大地区的交通枢纽作用，实现张家口通往西北的人流和货流的枢纽能力加强，为张家口吞吐内地、西北和蒙地物资增强了活力，促进了“外管市场”的繁荣，经济贸易总量逐年增加；也是因京张铁路，大量外地人口流入张家口，大部分定居在桥东，在繁华街道及其背后集中着大量居民。桥东也很快发展成新型的商业区和居民区，从而奠定了张家口近代城市格局的基础。
伴随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张家口的近代工业也悄然起步。张家口的城市空间也由桥西扩展到桥东，市区已基本形成，并初步确定桥东、桥西的城市空间格局，桥东的商业中心以怡安街和福寿街为主。
至此，桥东形成商业、娱乐业和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而桥西仍然是以对蒙俄为主的商业贸易经济。谁也想不到，连接桥东、桥西，于明代建成的普渡桥在这个时期发挥了它的极大价值。普渡桥旧址坐落于展览馆附近，包括明代桥，如今是第四代通桥（清水桥）。
桥东、桥西形成两种形态迥异的经济模式，“传统城区”与“现代城区”并存。而清水河将“新”与“旧”分隔开来。
就在京张铁路开通不到十年的时间，民国北洋政府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国民国防军整修了张库大道，升级为张库公路。这条公路也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汽车运营线路之一，张家口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旱码头”，号称“华北第二商埠”。
时局的发展令人唏嘘，张家口对蒙俄商业贸易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特点，决定了其城市发展的不稳定性，受国内外社会环境变化影响重大。
中国近代动荡的国内外社会环境，蒙俄局势变化、国内军阀混战、自然灾害、日本侵略等，重重阻碍着张家口的商业贸易，给张家口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解放后的张家口，已经是一个元气大伤的张家口，没有了1918年以前的光辉。
但即便如此，基于丰厚的历史发展积累，张家口从明朝初期的一处荒地，历经张家口堡、张家口厅、察哈尔都统署驻地、察哈尔省会、内蒙古首府、张家口市区等一系列行政变迁，逐渐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并最终取代了之前“老上级”万全及宣化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