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 1942 年出生，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上世纪 70 年代即将结束的某天下午，我骑车经过景山后街，忽然看见邓朴方坐着轮椅，由照顾他生活的周师傅推着过马路，他神情专注地用双手驱轮发力。我知道朴方已在东风电视机厂上班了，他已有了新的工作。以前几次去朴方家看他，都看见他躺在床上给弟弟辅导功课。他虽然身体高位截瘫，仍然充满着工作、生活的活力。现在他躺在床上打发时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真让人高兴。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因为心中还存一丝歉意。
文革前，我们都在北京大学读书，经过北大经济系俞敏声同学的热情介绍，我们得以相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文革初期，我和周围熟悉的同学、朋友，思想上都处于一种极端亢奋、极不冷静的状态，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一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激情，投身文革，批判教育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文革的演变越来越混乱，自己的思想也越来越混乱，但想的问题却并未减少。1968 年春天，北大两派武斗，大部分同学离开学校，我也回家居住，有段宝贵的时间让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好事。
这段时间很想读读书，也想看看文革所禁的图书。知道朴方家藏书很多，一次和朴方相遇提出借书的要求，他很爽快答应了，先借的是一套俄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一天上午，我在家中后院闲坐。朴方从我家前院找到后院，带来我想借的书。我当时很感动，他当时的处境比我要困难得多，危险得多，已快到吃饭时间，总该留人吃顿饭吧？这段时间，一些受到冲击干部的子弟在家吃饭也是常事，但我胆怯了，却未张口挽留。这是留在我心中的歉意。未过多久，听说朴方被“红色政权”的学校革委会关押期间纵身坠楼致残，同时还听说，樊立勤同学被抓后，竟被人在膝盖上钉上钉子，哲学系的何青同学被打得流产，地理系刘玮同志被打死，武斗中打死打伤人数没有精确统计，仅因各种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有 63 人，北大所谓的黑帮大院关满了各系的学者、教授。谁会想到全国最高学府，在文革中竟会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恐怖的“反修”战场，竟是这样一幅“巴黎公社”的景象。
为废疾无告者，谋自养之道
文革结束全国人民快步跨入一种新的生活，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批一批返城回家；不少耽误了学业的青年人又拿起课本，准备报考大专院校；落实了政策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正酝酿着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唯有就业问题一时很难解决，那时，对于残疾人的福利和就业问题根本没有摆上国家生活的议事日程。由于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才致使残疾人事业至少提前二十年，并成为我国改革事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章鸿远是我认识的一位中医名家子弟。我曾带他见过邓朴方，他和陈玉书先生曾为残疾人办过一些事，和朴方经常接触。朴方在 1980 年因得到加拿大康复中心的阿姆斯特朗医生的精心治疗，身体大有好转，并萌发了在中国为残疾人建立康复中心的心愿，立志惠及更多残疾人朋友。1983 年初的某一天，鸿远告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给朴方来信，谈及加拿大残疾人福利保障很好，而且都有很坚强的生活意志，在社会关爱下，同样能就业、参加运动、结婚，歧视残疾人是要受社会谴责的。建议中国政府和加拿大合作，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希望朴方发挥他沟通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朴方接受了这一忠告，并积极努力付诸行动。他和王鲁光一起成立基金会，为残疾人服务。从建立康复中心再到建立基金会，作为一项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谁不支持呢？为此，这年的春天，我们还在香山曹雪芹故居附近聚会过一次。
当时，我正全身心投入曹雪芹生平的研究。曹雪芹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情怀既反映在他的巨著《红楼梦》中，也体现在他创作的工艺美术的专著中。他有一部巨著《废艺斋集稿》的残抄本传世，就是专门为残疾人学艺谋生而撰写的。在残文中保留了曹雪芹自己的故事：“[ 因 ] 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今 [ 则 ] 如 [ 老 ] 于其人，一旦伤足，不能自活，其不转乎沟壑 [ 也 ] 几 [ 希]。”曹雪芹因此教会了老于（于叔度）一门扎糊风筝的手艺，教他以艺谋生，并推此及彼，遍于大众，其专著的目的则为：“[ 将 ] 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以自养之道也。”邓朴方、王鲁光要做的事业和我心中敬仰的曹雪芹晚年的事业如出一辙，怎能不令人感动？所以我也常去帮点儿忙，因基金会在策划期间人手不够，我又请了张亚利、章立凡去那里做义工。
在经办基金会的过程中，我又常想起朴方的一段往事。那是他住在北京清河福利院时，当知道他的党员登记被取消之后，竟手摇三轮车，从清河驱车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外，希望反映他的党籍问题。往返几十公里，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强烈的追求对待他的政治生命。尽管那时党的形象已是被摧残、被侮辱的形象。我始终坚信，建立基金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坚持下去的。
残疾人事业的火车头
党中央的同志支持残疾人基金会的工作绝不是短见的、应景的孤立行为。可能基金会的筹建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1983 年团中央发现了山东省团委报来张海迪的材料，及时派出了调查小组去山东核实情况，领队人是当时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泓和郗杰英、丁岗等同志。
他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调查，反复核实情况，最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中宣部负责宣传残疾青年张海迪勇于向厄运、死亡做斗争的感人事迹。她的事迹感染了很多残疾青年，影响了更多中国的青少年立志图强。如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还会召开专为残疾人举办的世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国家残疾人编排的音乐舞蹈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2008 年邓朴方退出了中国残联主席的职务，并由张海迪接任，完成了残联的圆满换届。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基金会对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牵引火车头的作用。一次父亲和我谈话，说到残疾人基金会的事，他说邓朴方以后可以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政协需要有像基金会这类的社会组织，才能更加活跃，更有生命力。当基金会会刊创刊时，父亲应会刊所请题词时，他高兴地题写了：“新社会对残疾人实行革命友爱，残疾人对自己抱乐观主义精神”，时为 1984 年 9 月 9 日。1985 年，朴方在《人民日报》上专门发表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文章，阐述基金会的理念。人道主义是人类一个宽泛的伦理、哲学、社会进步文明的命题。既涉及到人性问题，更和现代的人权观念联系。各种观点都有。
人道主义的新篇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我发现父亲关于“人权”的观点也逐渐发生着改变。他在 1979 年对人权还持一种警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个口号”。1985 年，父亲对“人权”的内容有了新说法：“至于讲到人权问题，我们确实要保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遵守国家法律的公民由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讲到人权，我们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1986 年9 月 23 日，父亲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又讲到中国的形象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不快；一个是政治上出了些毛病，在处理民主、人权等方面有缺点。恢复形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工作，不能靠化妆。”
1985 年年底，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文件起草组。据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研员郝怀明介绍：耀邦同志责成起草组成员分别就妇女、儿童、城乡困难群体、民族、宗教等界别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时残疾人基金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成为我国社团组织中一颗新星。邓朴方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的意见反映了残疾人、社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祈盼和支持。